记得那是1994年年底的一个上午，我接到老战友解放军报高级编辑李庚辰的电话，告诉我他最近收到《杂文界》主编杜文远同志的来信，拙作《三湖漫笔》的序言（庚辰同志撰写）将在《杂文界》明年第一期发表。他说：“文远同志热情厚道，有长者风。他希望你出书后能寄给他一本，你可借此机会同他取得联系，交个朋友。”对文远同志我仰慕已久，知他是一位德高望众的老同志。历任《杂文报》、《杂文界》和河北杂文学会的领导工作，为振兴杂文事业奔走操劳，作出了诸多贡献。我早想结识，愧无适当机缘。如今机缘已到，我便鼓起勇气给他写了封信。信发走不久，我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了空军总医院。

 

　　一天，老伴来医院探视，带来一封《杂文界》杂志社的来信，信的署名不是杜文远，而是楼沪光（现任《杂文界》社长）。沪光同志沉痛地告诉我：“文远同志因心脏病突发，猝然去世……我们在整理他的信件时发现您的来信……”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把震惊了，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文远同志，您走的太突然了，我虽在病中，却天天在盼望着您的回信啊！您想要的《三湖漫笔》现已印出，可您再也看不到了，我再也没有向您当面求教的机会了……这时我刚刚从家乡来京探视的弟弟成岁，问明情由后心情沉重地说：“文远同志去世，我临来之前，沙风同志（现任《杂文界》主编）已来信告知。实在是太突然了！”接着他向我讲述了他同文远同志交往的情况。他说：“1992年3月，我将一篇《多谈点教育》的杂谈稿寄给《杂文界》，这是我第一次向这家杂志投稿，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主编杜文远同志的来信。我和他素味平生，不要说从未谋面，连信函也未通过一次，只是久闻大名，读过他主编的《中国杂文鉴赏辞典》，况且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山东人，可他却是那样平易近人，居然和区区我辈叙起了乡情，这实在使我激动不已。他对我那篇稿子不厌其烦地进行了修改，并告知我发表在当年第五期《杂文界上》。

 

　　《马儿啊，你快些走》一文，是 1994年8月13日寄出的，断没想到文远同志的复信来得那么神速，而且处理得那么果断，收稿第二天就送厂发排……说到这里他沉默片刻，叹道：“真没想到，他这封充满深情厚意的信，竟成了他对于我的遗言！”我说：“生离死别，这是没法子的事。我相信《杂文界》同仁在楼沪光、李沙风等同志率领下，定能将文远同志的好思想、好作风发扬广大，杂志也会越办越好！”弟弟问我：“你认识楼沪光吗？”我说：“不认识，过去从无任何联系，只是从有关报道中，知道他曾任河北日报副总编、杂文报总编、河北杂文学会会长，享受政府特殊补贴。他的这些经历和这封来信，使我对他产生了信任感。”时过不久，我的话便得到了证实。

 

　　《三湖漫笔》出版后，我寄给远在江西九江工作的老同学周定汉一本，很快收到他的回信，他说：“对同窗的赠书，最有礼貌的回报应该是及时拜读……序中所荐佳作自是引人入胜，但我更欣赏的是《夜行异事》，比读小说更有趣味……”他乘兴写下自己读后的感想。老同学的评论难免有溢美之处，但他对《夜行异事》尤感兴趣，对我却是个很大的鼓舞。当时我所以要写这篇小文，主要是想探索一下怎样跳出一般常见的杂文模式。使杂感与小说、笔记之类的文体相结合，以增强其可读性与感染力。没想到此举竟很快得到老同学的赞许！趁着这股子高兴劲，我将他写的读后感寄给某报社一位比较熟悉的编辑，我在信中说：“如贵报不便刊用，请转给《杂文界》的楼沪光同志。”

 

　　不久收到那位编辑的来信，他说：“因对《夜行异事》的文体吃不大准，故遵嘱将信和稿都转给沪光同志审处。”

 

　　过了一段时间，便收到沪光同志的来信，他说：“打算在‘读者、作者、编者’栏里，把信和读后感加上编者按，冠以‘关于《夜行异事》的通信’的题目发表。这样可以把您的立意、构想以及发表后的影响、作用大致反映出来。”

 

　　收到刊物后，我又给他写了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总的感觉，在您和文远同志主持下编辑出版的《杂文界》，注重思想性、创造性，提倡探索精神和创造风格，应景文章和平庸之作较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你们没有架子，能平等、主动、热情地与作者和读者交朋友，沟通思想，心贴得比较紧……”这不是曲意奉承，确是我的由衷之言！

 

　　（原载1996年1月13日《空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