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7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笔者以为，“南周事件”固然值得深思，而《环球》这篇社评倒更使我们陷入了满腹狐疑进而也“深思”起来，与此相连的是《环球》也必须对自己在“南周事件”上的所做所为认真“反思”一番。

　　反思一：《环球》自己充当了南周事件“造假、积极扩散”的角色，却出尔反尔指责他人

　　《环球》在1月7日社评中说：“据环球时报通过自己的独立管道了解，所谓‘改稿’确实不是广东省委宣传部所写。”“南周风波近日发酵，但仔细看，最积极在网上扩散的人除了有一些目前在南周工作，很多是早就离开《南方周末》、与该报系如今已没什么关系的人……”按《环球》这一说法，所谓“南周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些“别有用心”之徒无中生有唯恐天下不乱大逆不道之为。

　　使我们陷入狐疑和“深思”的是：为何《环球》不提自己也曾是“最积极在网上扩散”南周事件之一员呢？

　　因为笔者就是从1月4日《环球时报》的“扩散”性社评《有必要冷静思考〈南方周末〉事件》中才获知此信息的而恰恰不是微博，这篇社评开篇即言；“《南方周末》新年特刊被广东省委宣传部改动一事，被该报记者通过微博抗议后，昨天在互联网上已是沸沸扬扬，一些境外媒体也关注到此事。……这样的公开冲突在中国媒体中相当罕见。”这使得笔者一震。奇怪的是，这篇社评在环球网的“社评集”中很快消失了，不见了，没有了。但没关系，央视网和东方网等大网站的转载还在，他们大约不可能如此杜撰“造谣”。文末索引仍可查考，笔者也已下载。而在1月7日的社评中《环球》又说“整个事件看来在最初阶段就被扩散者造了假。这实在不应该。”如果南周事件确为“造假”，难道《环球》忘了正是自己充当了“造假”而且是以社评方式“扩散、传谣”的角色吗？还有什么微博的传播范围和速度能与《环球》相比吗？明明自己积极参与了“造假、传谣”，然后立刻删去自己的“社评”，现在反高调指责别人“造假”，为何出现如此令人大跌眼镜的怪现象？《环球》难道不应当“反思”吗？

　　——请注意，《环球》在报道中并未注明转载，也未说明信息源，更未表示此为“未经证实的消息”，而属于《环球》独立报道，用的是毫无虚拟口气的事实陈述，俨然已经确认：“《南方周末》新年特刊被广东省委宣传部改动一事，被该报记者微博抗议……”。《环球》会在对事实没有确认的情况下就随便发表社评吗？如“南周事件”确为“造假”，那么《环球》能说自己不是“积极扩散”南周事件之一员吗？须知，《环球》一报道那可是环球都知道啊！可现在《环球》又言之凿凿说“所谓‘改稿’确实不是广东省委宣传部所写”，这不是出尔反尔自打耳光吗？我们究竟相信《环球》的哪一则报道呢？如果《环球》1月4日报道失实，是不是应当发文更正并向读者致歉，向宣传部检讨呢？是不是再过几天《环球》又会弄出第三个版本的“南周事件”报道呢？我们以后还能相信《环球》的报道吗？《环球》为何如此草率，搞得草民一头雾水？《环球》不是博客，怎能如此随意涂鸦、朝三暮四、信口开河几近传谣？然笔者无法相信，《环球》如此成熟的大媒体怎会如毛头小子般沉不住气而反应“过激”？这难道不值得《环球》“反思”吗？

　　反思二：自创“环球语体”说辞颇多，唯独绝口不提《宪法》和法治

　　现在《环球》似乎已“确认”南周事件中作者的稿子被任意删改涂鸦且弄出低级错误“确实不是广东省委宣传部所写”，按《环球》如此说来，南周那些愤怒抗议的编辑、记者就是无中生有，就是“制造事端、唯恐天下不乱”，而且《环球》确认他们“矛头指向了与媒体有关的整个体制”，甚至将南周事件与“某个人自焚，某个小群体抗议，甚至在网上编造谣言”相提并论，那么几乎就该绳之以法才对了。当今百姓和政府的矛盾都可以通过法院解决，“南周事件”亦可算是媒体人与主管部门的矛盾冲突吧，《环球》为何总是说这道那，却绝口不做任何用法律规范来解决的呼吁或所谓“震慑”一下？须知这可是进行网络“法制教育”的绝佳时机啊！不知《环球》对“依法治国”是怎样的态度？

　　而在论及有关新闻制度的改革时，《环球》依然不提《宪法》和法律，而如是说：“新闻需要不断改革，但有一样改不了：中国是‘打包的’……。”“打包论”的含义《环球》随即做了解释：“中国新闻和中国政治在宏观上必然是协调的”。呵呵，好一个“打包论”和“协调轮”！若此论可以成立，中国现在就必然仍停留在35年前，因为当时中国农村改革的领头人“小岗村”18位包括党员的农民冒着坐牢危险的改革破冰之举恐怕尚未进入中国改革之“包”，它与文革及之前的“社会主义”是那样的“不协调”；深圳特区也并非就在中国当时的改革之“包”中，它与中国当时的“政治”也颇为“不协调”，被斥为“资本主义特区”……若按《环球》如此“打包论”和“协调论”去实践，中国最好无须再言“改革”和什么“理论创新”，因为“改、创”就是“破”旧而立“新”，必然打破原有格局的所谓“协调”，但经过“阵痛”后却进入新的“协调”，这是《矛盾论》的基本原理，也是中国的改革的实践经历，这些《环球》难道忘了？遑言“打包论”？

　　其实当今改革，不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不可能出现如《环球》危言耸听那样出现多少令人不安的“变数”，因为中国的民主、法治正在逐步完善——修改宪法，须经人大；修改法律和新建法律法规须经人大，人民的呼声与诉求，由人大集中讨论付诸实现。《环球》说：“全社会的真正注意力是搞经济，发展民生，社会不希望国家前途有变数，毁了平静生活。”不知《环球》如此论断的依据出于什么“民调”？似乎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不关注政治体制改革了，对于违法执法、司法不公、官商勾结、腐败猖獗这些与政治体制相关因素的改革都不去关心了，这样钝化改革意愿的说辞符合事实吗？这种把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与人民的“平静生活”对立起来的说法，难道不是不符合实际和客观规律的危言耸听吗？而若以《矛盾论》和辩证法基本原理看待“变数”一说，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没有“变数”中国就完了，“改革”就死了；“变”就是改革，“变”是绝对的，而“不变”则是相对的。中国要前进，就是需要适时地出现一些符合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变数”。中国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就是充满“变数”的过程，但它并没有“毁了平静的生活”而恰恰相反。《环球》不要吓唬人吧。这难道还需要争议吗？《环球》是否也该“反思”一下这个带根本性的观点之正确性呢？

　　《环球》在这篇社评以及历来的评论中，提及“依法治国”和促进《宪法》实施的极少，至少笔者几乎没有印象，而是不断出现一些“环球特色语体”，诸如“打包论”、“摆动的幅度”、“允许适度腐败”、“重庆事件会很快飘走”之类不着调不合逻辑的自创“环球说辞”，就是看不见对于《宪法》和“依法治国”的宣示与阐释。这正是《环球》的软肋和问题所在。

　　其实中共从16年前党的十五大就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大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十七大也进一步强化提出，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现行宪法实施30周年纪念大会，这几乎是无先例之举，彰显了新一届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的决心。习总书记掷地有声地宣示“《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与实施”，并破天荒地在全国人大办公楼里新建了“宪法墙”。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至今萦绕耳畔：“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十八大可谓开启了中国“依法治国”亦即依《宪法》治国的新篇章。

　　因此，面对“南周事件”，我们唯一应当做的就是冷静客观，依法办事，在《宪法》和相关法律的框架内调查和处理这件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给国人一个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交待，谁违法违规谁负责，不是什么“打包论”可以解决问题的，更不会重走人治的老路。这才是落实执政党“依法治国”宣示的应有之为。《环球》在面对“南周事件”的问题上说这说那，唯独不提法治，不提我党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而是自说自话地自创什么“打包论”、“摆动的幅度”、不要太“浪漫”一类空谈改革、钝化改革、回避法治、自打耳光的“环球语体”，如此随便码字发表糊涂的“环球特色观点”，对严肃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究竟持怎样的立场？作为党报官媒的《环球》难道不该好好“反思”一下？

　　反思三：《环球》眼下应该做的事情

　　其实，对于“《南方周末》事件”，《环球》需要“反思”和认真对待的有两件事是当务之急的：如何澄清自己1月4日和7日的报道孰真孰假，此其一；如前者经再次核实确实为假，那么就该“深思”为何出现报道失实引起社会舆论动荡，负起该负的责任，因为《环球》应当明白自己的报道对全国和“环球”客观上产生的巨大影响是绝对不可小觑的，光从自己的网站上撤下那篇所谓“积极造假”的社评是不够的，此其二。不知《环球》以为如何？

　　笔者今天关注到《环球》的“母报”《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要跟得上时代的节拍》，其行文似乎与“环球语体”不大一样，也有些意味深长，文章说：“各地宣传战线的管理者能不能踏准中央的节拍、顺应时代的节奏，不仅关系新一届领导集体树立的务实开明形象，更关乎改革开放大业的推进、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那些不利于打通心结、凝聚共识的僵化观念，那些放任信仰缺失、价值迷失、信任流失的错误行为，那些手段单一、自以为是的生硬说教，都应坚决摒弃。”这与《环球》的“打包论”和奉劝媒体人不要太“浪漫”自以为是“外星人”一类不是一个调调；而“环球语体”恰恰有“不利于打通心结、凝聚共识的僵化观念”之嫌。窃以为某些人制造的“南周风波”以及将其“积极扩散”对“新一届领导集体树立的务实开明形象”无疑是有害的，不合节拍的。《环球》是否也需要好好反思一下如何“跟上时代的节奏、中央的节拍”呢？难道中国眼下“时代的节奏、中央的节拍”就是《环球》所言之僵化的“打包论”吗？

　　同时，《环球》还应思考一下，作为“社评”是代表一家媒体观点立场的，是对重大事件才会发表的。对于“南周事件”发社评可谓快矣，快到与两天后的报道自相矛盾。但《环球》应“反思”：为何在“社评集”的目录中却搜寻不到对于“宪法墙”和纪念现行《宪法》实施30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这样的重大事件发表的“社评”？是不屑还是有抵触？难道纪念《宪法》实施30周年大会和习总书记发表讲话的重要性还抵不上“南周事件”？对习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实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难道《环球》觉得不屑置评？这是不是也值得《环球》“反思”一下呢？

　　《环球》在1月7日社评结尾时这样写道：“希望所有喜欢《南方周末》的人配合风波的平息，别逼一份中国报纸扮演它无论如何也承担不了的对抗角色。”《环球》实在是多虑了，没有谁喜欢“对抗”，“风波的平息”靠的是实事求是地澄清事实，依法依规解决问题，无论涉及何人，谁违法违规谁负责，笔者相信这是国人大多数的愿望，相信南周人大约也不过希望如此吧。倘非如此，“风波”也能以各种方式“被平息”，然埋下的却依然是不断发酵的不确定因子，它能量守恒，仍会集聚而再次爆发。但可以肯定，所谓“南周风波”大约不会很快“飘走”——即使它突然“销声匿迹”了，也必然进入了所有媒体人和关心于此的国人记忆中，也难说不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