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庞公之隐与诸葛亮之隐
襄樊学院
[内容提要]
庞德公之隐为道家之隐，诸葛亮隆中之隐为儒家之隐，二人的哲学思想、人生观、价值观迥异。庞德公不是也不可能是诸葛亮心目中的典范和言行的楷模。诸葛亮“每至公家，独拜床下”之“独拜”也不是“崇拜”，而是礼仪的需要。
[关键词]
庞德公 诸葛亮 隐逸 差异
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士人阶层的一种特殊产物，他的形成原因和表现形态相当复杂。要了解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态，研究隐逸文化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有史籍记载下来的中国最早的隐士应是远古的许由和巢父，此后则江山代有隐士出，以致史书不得不专门记之。中国正史二十六部，为隐士立传的就有一十七种。除此之外，晋代的皇甫谧、清代的高兆还分别著有《高士传》和《续高士传》，共为239位隐士作了专门介绍，真可谓蔚为大观矣！南朝刘宋时期的袁淑还曾“集古来无名高士为《真隐传》”⑴，梁代的阮孝绪也曾著《高隐传》，他们试图为众多隐士分别高下。阮孝绪“著《高隐传》，上自炎黄，终于天监末，斟酌分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传为上篇；始终不耗，姓名可录为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尘表为下篇。⑵”遗憾的是这两种书均已散佚，仅存袁淑《真隐传》中《鬼谷子》一篇，不知庞德公归属何等何篇。按照这个标准，真正的隐士该是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来者，既然如此，又怎样为其立传？所以，我们今天论及的隐士都应是属于“假隐者”。
给隐士分类，古人还有大隐、小隐、中隐之说。隐于朝市的为大隐，隐于山林的为小隐⑶，隐于地方官的为中隐⑷。庞德公隐于岘山南，“至老不入襄阳城”；诸葛亮隐于隆中，躬耕垄亩，二人之隐应归于小隐，分不出有什么差异。因此，有学者认为诸葛亮隐居隆中是以庞德公为榜样的结果。
唐代姚思廉在《梁书·处士传》中也有一个分类，他说：“古之隐者，或耻闻禅代高让帝王，以万乘为垢辱之，死亡而无悔。此则轻生重道，希世间出，隐之上者也；或讬仕监门，寄臣柱下，居易以求其志。处汚而不愧其色，此所谓大隐；隐于世朝，又其次也；或裸体佯狂，盲瘖绝世，弃礼乐以反道，忍孝慈而不恤，此全身远害得大雅之道，又其次也。然同不失语默之致，有幽人贞吉矣，与夫没身乱世，争利干时者，岂同年而语哉！”(5)按照品格高下，他给隐者分为“隐之上者”、“大隐”、“又其次”、“又其次”四种。拿这标准衡量庞德公、诸葛亮之隐，除可以肯定他们不属“上者”外，很难对号入座。
其实不然，当我们一旦洞悉了二人隐居山林的分别，便会惊讶地发现同一片林子中并不就只一种鸟。林子之大，什么鸟都有，这就是它的复杂性。庞德公、诸葛亮是东汉末年的隐居者，《汉书·逸民传》所给的分类，当可为据：“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求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6）依这六类，庞德公当属“去危以图其安”者也；诸葛亮当属“隐居以求其志”者也。二者显然是有区别的。
中国古代隐士阶层的构成以及他们隐居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正如梁代萧子显在《南齐书·高逸传》中所言：“隐避纷纭，情迹万品。”但无论多么复杂或多么繁芜，都与各自的哲学思想基础相关连。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哲学思想，最主要者无非就是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从这一根本问题入手，以此为标准，中国古代的隐士便可分为道家之隐和儒家之隐两个大类。那些“无意天下事，无意仕途，一心出世，以求超然物外”的便是道家之隐；而那些“身处江湖，心存魏阙”，“隐居以求其志”，以隐待出则为儒家之隐（7）。再拿这个标准来关照庞公之隐和诸葛亮之隐，庞德公可为道家之隐，诸葛亮属儒家之隐便明显地突现了出来，泾渭分明，洞若观火。
《后汉书·庞公传》和《襄阳耆旧记》几乎提供了迄今能见到的研究庞德公的全部资料。能反映其哲学思想的，莫过于与刘表的一段对话：
“荆州牧刘表数延请，不能屈，乃自往候之。谓公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鼋鼉穴于深泉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趋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但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时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亦不为无所遗也。’（刘）表曰：‘何谓？’（庞）公曰：‘昔尧舜举海内授其臣而无所执爱，委其子于草莽而无所矜色，丹朱、商均哉,其势危故也。周公摄政天下而杀其兄,向使周公兄弟食藜藿之羹，居蓬蒿之下，岂有若是之害哉！’表乃叹息而去。”（8）
读此，让我们想到了庄子。庄子在答楚威王使者以重金聘其为相时说：“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我志焉。”（9）不以天下安危为念，拒食官禄，适己任性，为一己之私，避祸远害，这就是庄子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念。庞德公的“趋舍行止”、“遗之以安”的理论，与庄子的独善其身，“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之颐养天年的理论并无二致。再从他的行为看，“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府”，“托言采药，固不知所在。”这种远离世尘，采药炼丹，最终失踪于山林，便是他追求的终极目的。这种思想与青年诸葛亮积极进取，渴望一展骥足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诸葛亮的隆中之隐则是儒家之隐，从他的言行举止中可以明察。儒者之隐的目的，正如孔子所言：“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10）”隐只是其实现经世治国目的而取的一个手段，“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阙之下。”隐居之时，仍在关心政治，作建功立业之想，蓄养而待，审时而动。诸葛亮虽然“躬耕陇亩”，却一直“自比于管仲、乐毅”， 自翊为可以出将入相。然而，前途渺茫，满腹忧虑，最好的表露方式，莫过于“抱膝长啸”了。他在与徐元直、石广元、孟公威交谈时说：“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谓为信然”。但当三人问他：“那么，你呢？”诸葛亮却笑而不答。这“笑而不答”的深意，就融在那“抱膝长啸”之中。可以说，诸葛亮的“长啸”，是龙卧浅滩的叹息，是渴望明主造访的呼唤！“抱膝长啸”，是志存高远的表现！高歌梁甫之吟，更能体现诸葛亮的怀抱。《梁甫吟》一诗的内容在于讥刺齐相晏子。正如胡应麟在《诗薮》中所云：“寓意盖讥晏氏。夫三子（指田辟疆、古冶子、公孙接三勇士）恃功暴恣，渐固难长，藉使驾驭有方，则皆折冲之器。既不能以是为齐景谋，又不能明正典刑，以张公室，徒以权谲弊之。至
有人说庞德公是诸葛亮心目中的典范和楷模，颇值得怀疑。他们的依据就是《襄阳记》所载诸葛亮“每至公（指庞德公）家，独拜公于床下，公殊不令止”一段话。对此当作实事求是的深入分析，要合情合理地寻绎出就中真实的原因。不能仅就“独拜”二字就骤下结论，认为这“表现了诸葛亮对长者的敬重之情”。表示敬重，这肯定没有错。但是就此而演义出二人“情趣相投，成了忘年之交”，恐怕就失之毫理，差之千里了。我们可否反问一下，那些同来的未拜者，如徐元直等，难道就没有表现对长者的敬重之情吗？既然同样有敬重之情，干吗不拜呢？“公殊不令止”是什么意思？是否对那些未拜者有某种暗示？其实道理非常简单，不拜者自有不拜的道理，并非不懂礼；独拜者是应该独拜的，是礼的需要。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娶了诸葛亮的姐姐，庞德公是诸葛亮的长辈，晚辈见了长辈就得拜。别人没有这一层关系，当然不拜。那种以为“独拜”就是崇拜的说教，是否可以重新考虑？
庞德公与诸葛亮的哲学思想不同，隐居的目的和动机迥异，行为表现也背道而驰。既然如此，是否可以说庞德公在诸葛亮走出隆中的道路上没有什么影响呢？回答是否定的。不仅有影响，而且影响至关重要。我们知道，汉代的选官制度主要为乡举里选，而乡举里选之权到东汉末期往往掌握在地方名士手中。他们定期或不定期对人才进行题品，被评者一旦获得优良评语，就为入仕打开了方便之门。许劭、许靖兄弟的“月旦评”，孔公绪的“嘘枯吹生”，一时传为佳话。这一点，我们从曹操获得“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11）评语后的高兴劲儿中就会理解到这该是多么地重要。而庞德公就是这样的名士，诸葛亮在娶了黄承彦的丑女后便自然著籍襄阳，便有了被题品的资格。加之，其小姐又成了庞德公的儿媳，得个好的题品便是迟早的事儿。习凿齿的《襄阳记》给我们证实了这一点：“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庞德公语也。”一下子题评了三人。同时，也揭示了庞德公在品评人物上的不公正行为，讲宗族、论亲情。假如诸葛氏与庞家没有姻亲关系，会怎样呢？庞德公会不会给孔明以“卧龙”的题品呢？真是难以想象。不过，一经题品，身价百倍。诸葛亮的知名度提高了，“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乎？”“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一时之间舆论、声誉遍荆州。“三顾茅庐”的事跟着也就发生了，诸葛亮终于出将为相了。庞德公也因此得到了“伯乐”的美名。
庞德公的题品为诸葛亮的出山，的确提供了帮助，功不可没。但过分的夸大其辞，恐怕也有失科学、严谨吧？清代阮函有一篇文章叫《答鹿门与隆中孰优说》，硬要把庞公、诸葛撏扯在一起，说什么“庞公却辟刘表，知其不足与为，而智辩昭烈，隐然出武侯以自代。在国可扶炎鼎之衰，而在已无改岩林之乐。”“隆中之所以为隆中，鹿门有以成之也（12）。”文章不仅论点荒谬，而且所述与事实相违甚多。“庞公却辟刘表”是实，但“智辩昭烈”“出武侯以自代”则全无根据，纯属臆测。“扶炎鼎之衰”又与其隐而不出的理论相抵牾。既然“智辩昭烈”为何不亲自出山相辅佐，却把年青的诸葛亮推向血与火的战场，而自己却“无改岩林之乐”，这有什么“高义”可言！眼睁睁地看着曹操追杀刘备，尸横遍野，而无动于衷，居心何忍？阮函之论既不中肯，又欠周密，不足以成为评价庞公、诸葛亮关系的至文。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对诸葛亮的评价之高是人们公认的，但他对庞德公的评价却还没有被人们充分注意到。他在一首遣兴诗中写道：“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阳耆旧间，处士节独若。岂无济世乘，终竟畏罗罟。林茂鸟有归，水深鱼知聚。举家隐鹿门，刘表焉得取（13）。”调子是相当低的，简直就是在批判，身怀济世之策，却胆小怕事，为了一家之私而弃天下于不顾，这种人也太自私了。杜甫的评判才是最为中肯、公允的！
总起来说，庞公之隐是消极的，不可取的。诸葛亮的隆中之隐是积极的，进取的。庞德公的哲学思想与诸葛亮的哲学思想是相悖的，庞德公不是而且不可能是诸葛亮学习的楷模和典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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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寿.三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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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