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一、改革实践需要理论创新，削足适履的杂拌理论已经难以指导中国改革实践。

　　二、改革需要新思想、新思维，教条地套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概念只能误解中国现实。

　　三、选择增量改革路线，行政改革既要换汤更要换药。

　　四、怎么保证改革结果不走样，需渐行渐评估。

　　“CCVI中国改革指数”课题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决定》目标任务进行信息数据量化，搭建指标体系并随时实时监测，提出独立意见和相关建议。该课题认为，改革实践需要系统贯彻，更需要理论指引，而长达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随着新经济(310358,基金吧)形态的深化及大数据平台理论的日常应用，需要对所对所面临的改革困境具备清醒的认识。

　　一、后发优势从2008年已经成为后发劣势

　　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初，中国作为经济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形成貌似的后发展国家优势，即可以通过吸收先行发展起来的国家的经验，在自身发展条件中寻找到相对的优势，如劳动力成本优势等等，借以形成自身的比较优势。尽管这一理论存在着似是而非，但中国确实在长达三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进行了这种后发优势的极限发挥。而在上个世纪末，杰出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已提出后发劣势，但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这种“优势”，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震荡之时前后，已经越来越显示其严重的劣势，直接证实了中国外向型加工业的难以为继及发展窘境：中国通货膨胀被迫加大了劳动力成本，使之以往的优势丧失。而产业投资理论之产业上游与下游挤压下的加工业，利润区一再挤压，由此导致长三角、珠三角企业的非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一再降低，到最终的“跑路”。因为中国本无形成制造业大国，而充其量称之为加工业大国，所以在产业转型过程，政府不能予以转型引导，使得加工业企业根本无从转型，也不知道如何转型。制造业有自身的技术优势，加工业则完全依靠外部的加工环节得以生存。如果核心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复存在，就只能是绝路一条。

　　假如在此环境和条件下，仍然延续所谓的后发优势，则不知道与谁比较得出，我们的经济总量而言，与发达国家已差距越来越小，后发优势大抵只能体现在非经济领域，即时那样也很难以优劣比较；而与发展中国家比较，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在中国劳动力成本刚性上涨的条件下，按照投资之洼地效应，在中国的国际产业巨头完全可以将加工业环节迁移至成本更低的地区如东南亚国家等，而在其中技术含量高的部分迁移回本土。中国与世界的比较差距已经日益扁平化，无论是种类比较、层次比较、阶段比较等等差异性，已无明显的比较优势空间。

　　因此，如果一味强调后发优势，只能加深市场奴役，不是拼市场品质而是继续贬抑资源价值，通过政策迁就外来投资的产业资源掠夺，同时也不利于市场品质以及营商环境的提升和优化。中国不能再通过优惠政策去迁就跨国公司的投机性赢利，而事实上跨国公司也更希望中国是一个标准格式化平等竞争市场环境，只有投机性的外国企业，才会抱着讨便宜的心态到中国牟利。

　　陷阱：除却别的方面不谈。后发优势，只能使得改革过程延误转型时机，特别是产业转型。

　　二、投资拉动必然导致行政极权最大化

　　在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驱动模式中，中国的投资拉动，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投资。这一投资行为，已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为以政策驱动市场化改革的“中国模式”。而这模式本身，造成了高成本、高投资、低回报以及产能过剩等不可持续性。

　　投资、出口、消费，首先需要清楚的是谁在投资、出口的是什么、谁在消费？而不是西方经济学概念图解中国现实。为什么投资拉动，是中国改革实践的陷阱？即是投资是政府行政主导、出口是投资和剥削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产品、消费则是特权利益或暴富阶层的消费，这就是中国发展环境的现实景象。

　　在这一环境和条件下，投资拉动，只能以强化行政部门极权为始终。非理性和经济制度之家长所有制规律认为，的那个任何一个部门（家庭）及其成员，具有了符号性的使命时，只能通过不断地强化自身的极权行为，以实现和完成本身的极权使命，近十年的中国通货膨胀及货币超发，无一不是政府部门为了实现行政使命，而不断地行政边界无约束极权化的结果。最显著的即是2008年之后在产业投资规划几近空白的条件下进行的四万亿政府投资，使得产业扶持最后却形成产能过剩。

　　三、国有资本收益上缴30%，只能加剧垄断

　　通过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一直贯穿改革开放历史过程。由此形成相悖：一方面强调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平等竞争地位，一方面有予以国有企业的赢利目标及其政策压力。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也由此复杂化，如中石油、中石化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价格与成本博弈即是一例。

　　与此同时，也使得政府对国有企业处于两难：利润目标定的太高，即必须赋予更倾斜的政策予以支持；利润目标定的过低，又不能激发赢利潜力。至于什么是国有企业真正的经营能力以及利润潜力，很难确定其恰当的量化标准。

　　如果按照CCVI中国价值指数的产业投资价值模型，国有企业在应有的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和产业领导力两大功能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其仅仅是一种资产（国资）的经营主体，但采取的却是垄断性的政策照顾。所以，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多少，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本身距离有多远。一方面让老马干超负荷的任务，一方面又不给开小灶，不是累死，就是活永远干不好。

　　与其如此，不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将国有资本特别是资源方面，设立全民资源权益共享基金。将国有资本进行价值评估，然后进行市场化运营主体的竞争组合，比如公开全民资源如矿产资源的上游价值评估后纳入国资财务管理，而不是如能源企业那样，从上游资源的作价到第三方价值评估环节，均为自己说了算。这一点在能源垄断企业领域尤为显著。假如单纯采取国有资本收益上缴，结果就只能是通过政策，维护和强化垄断地位，而既不利于市场化改革，也不利于国有企业本身的改革。

　　四、市场经济为基础与有为政府之间内生冲突

　　我们很难从其他国家中，找出所谓市场经济与有为政府双赢的榜样。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决定》给予外界的印象，即是中国将选择新加坡这一所谓威权+市场化模式。而新加坡之所以成功，仅是一个集地缘因素和一个特定“区域”的成功，而这样的成功，同样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民主体制，以维护市场的公平特别是行政官员的高效和廉洁治理。

　　作为以政策驱动即自上而下“恩赐”出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本身需要具有一定的可控性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常识告诉我们，真正的市场经济需要民主政治为土壤，在此土壤里，市场经济与有为政府可以存在，但政府有为或无为之间，仍然难以把握其中的边界，同样缺乏量化的标准。

　　因为，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作为行政极权的放弃，市场经济是否充分，有赖于政府的宽容度。市场经济的看不见手与政府政策的看得见手的两只手之间，进行权利互搏，在中国过往三十余年及如今、以后长期存在的矛盾。因此，强化市场经济与政府“有为”，只能加剧冲突，为以后埋下后遗症。

　　五、国有企业不从产业链分拆入手，难以实现真正的市场化

　　为了落实三中全会及《决定》任务目标，国有企业改革是很难回避的历史问题。一方面要维护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一方面要通过市场化行为决定资源配置，因此，国有企业向非公有企业、包括外资企业进行股权开放，是必然的路径选择。

　　但这种以市场化为市场化的策略，只能单纯地理解为国有企业为了摆脱自身困境而迫不得已的出路。通过吸收股权并只能体现股权多元化，但并不能意味着国有企业就因此实现了市场化。当民资或外资控股国有企业时，已经无所谓国有或者非国有之谓。企业就是企业，依法设立而确定。

　　国有企业改革无论是为政府或者投资人而言，留下了这样的陷阱：国有企业群中并非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可以对民资或外资开放股权门户；对外开放的国企，如果不具备某种”特殊权益”，则会为投资人的投资安全带来疑虑。这一切，该因为发改委产业政策协调部门应具的功能丧失，即真正解决的是产业安全问题。如果不从产业安全和产业竞争力上予以引导，国有企业通过所谓股权多元化完成市场化只能加剧政策风险。因为只有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竞争力的条件下，进行国企改革，才是解决国企市场化的最恰当的途径。

　　因为，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在国家产业战略布局中发挥过渡性的作用。在其他企业尚未具备维护产业安全的前提下，国有企业必须为争夺国内市场的定价权而进行战略谋划。现成的策略就是，对资源性、战略性的国企，首先肢解其产业链，如上游由国家控制，中游适度开放，下游完全开放，按照产业投资安全价值链，完成分布式开放，再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应分拆为三层主体，上游资源为全民权益所有，由国家公司控股直接为全民权益基金这样的设置负责，中游如炼化生产环节国有资本可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下游零售业则全部对市场开放，解决国有企业全产业链通吃的绝对垄断，才是完成市场化的根本出路。

　　六、一切从变，所谓8%的增长潜力是自欺欺人的数字游戏

　　如同市场经济是以理性假设为前提、经济预言家们预测未来中国会有20年左右会每年维持8%的增长潜力，并迈入高收入国家，同样也有前提即一个充分竞争的完善的有效制度为假设。当然，还需要建立在以投资拉动假设前提下，这就是其遵循的逻辑。

　　这样的假设，只存在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里。在中国现实发展过程从来没有对应过，只是似是而非地被误解了。孤立的预测，除了讨好行政部门的极权意愿之外，没有任何实证的价值。因为以此作为政策咨询的意见，只能将决策倾向引入非理性的歧途。

　　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实践踏上的是风险之旅。而仅《决定》的每一个改革目标任务，其对应的则是一连串的矛盾和不可预测的风险源。所以，才显示出本届政府需要极大的勇气以及智慧，以保证改革实践能够预期实现。这时，任何盲目的、不靠谱的乐观预测，只能助长行政部门的极权化倾向，包括为了保8%等等，陷入因循以往的行政干预市场化的循环。因此，这样的预测，无论是8%或是别的数字，只能是没有丝毫价值的数字游戏，与具有质量的改革实践目标无相关性。

　　七、中国已经没有本钱再摸着石头过河了

　　从上海自贸区政策即可说明，中国除了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可以摸着石头过河，逐步通过增量方式，实现改革的风险最小化之外，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发展布局能力，通过三十余年的摸索，对风险边界已经具有了清醒的认识和把握。

　　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背景是：三十年多年前，中国与世界互无太深了解，而中国在世界经济份额中没重量、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没构成、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没角色、在双边和多边力量博弈过程没位置(世贸之后就不一样了)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中国根本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除了只有翻番等宏大目标，一切决策本身就是为了行动、以及为行动本身找借口和理由。

　　仍然一味强调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只能是强化政府行政极权。因为只有政府通过政策主导，才能引领自下而上怎么去摸石头。而现在所有的“石头”都已暴露于浅滩，只是敢不敢去搬或挪动的问题，而无须再去什么河里浑水摸鱼般地看石头在哪儿。倘若仍然还要沿着黑猫白猫和摸石头的惯性思维，作为决策的指引，只能为决策失误预支借口。

　　而从天津滨海政策、深圳前海试验、上海自贸区决策，已经越来越显示出政策资源的宽度已近极限，依赖政策投机而作为发展驱动力，已成强弩之末。中国在强敌环伺的外部环境、两个三十年所积累的内部矛盾纠结，均已接近极限的现实局面前，既缺乏特殊政策之“特殊”幅度，可以作为行政驱动改革的本钱，融入全球化使得中国任何变化，均与世界发生更加直接的关联。

　　因此，中国的改革实践，需要的是纲举目张的战略布局和首尾相顾、内外互动的系统铺陈，任何不慎都可能误入因袭以往的陷阱，将改革引入迷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