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五四新文化”＋“蒋经国”
赵伯平
新一届中央政治届常委正式亮相不久，就郑重其事地向海内外宣示了自己的“中国梦”情怀。
再过几天，人们期待已久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
以我之见，在经过了十多个月的宣传热身后，现在该是天下百姓聆听其“实现中国梦的顶层设计和一揽子方针政策”的时候了。
在谜底正式揭晓前，我很想借此东风来说说我心中的中国梦。
我的中国梦形象地讲就是“五四新文化”＋“蒋经国”。
这里的“五四新文化”特指为中国社会所亟需的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价值观启蒙。
这里的“蒋经国”特指循序渐进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暂且把这两点分开来谈。
首先，若没有“五四新文化”的价值观启蒙在前，在中国进行的任何政治体制改革，既不可能深入下去，总要被异化为四不像的半吊子，也不可能革命革心，深入人心，真正实现改革的良性循环。
现代中国大陆，一共出现了两次大的变革。一是孙中山主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是邓小平引领的改革开放。
前者因为旨在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稍纵即逝，封建的形式虽然没了，但封建的国民、精神、文化还在，所以，本质的东西还是一样，甚至有过之而不及，登峰造极。所以，我深信不疑于前总理温家宝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声疾呼：反封建、反封建文化。
后者因为旨在解放思想的真理问题大讨论浅尝辄止，反市场、反竞争、反创新、反人性的老观念没有被彻底更新，所以，改革长期跛脚。所以，文革的阴影至今笼罩。
熟悉近、现代世界大国之更替路线图的人们都清楚，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到英国、到美国，这一路起来，之所以长江后浪推前浪，前者把后者拍在沙滩上，深层原因无一不是后者的制度和文化更进一层，更切合于市场、竞争、创新和人性的需要。
相比之下，世界大国之路为何止于亚洲？或者换言之，为何亚洲各国不能后欧美而居上？如是论制度，东亚和南亚的多个国家早就和欧美接轨，特别是印度和日本。问题还出在他们的文化，他们讲等级的文化，他们讲等级、阻碍创新的文化。
像日本，曾经一度在制造业上对他们的美
同样的中国企业，虽然欧美的先进管理名词、概念从来就不缺，但因为落后的农耕文化根深蒂固，所以，管理总是有名无实，总是在陈芝麻，烂谷子里面转圈圈而难以自拨。所以，我要一而再、三而再地呼吁：中国企业的病根子在传统文化糟粕。传统文化的糟粕一日未除，中国企业没出息，中国不可能从全球化的竞争中胜出。
其次，若没有类似于“蒋经国”在台湾进行的，循序渐进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么，中国经济的增长会面临停滞和倒退；要么中国社会将为其他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付出高昂的成本。
鉴于“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或缺失的情况下，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真正成功”的观念已经被执政党所表述，因而，我就不在这里赘言。
我想强调的是，唯有“蒋经国”式的，循序渐进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最为稳妥，最有效率，最小成本的改革。
正反两方面的论据均能信手拈来。
反面的论据，如法国，虽有成功的启蒙运动在前，但由于是暴力革命，到头来还是不免反反复复，代价巨大。
还有中国大陆近二十多年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改革——村民委员会选举，自始至终看不到有丝毫改善的迹象。
正面的论据，如英国的光荣革命，中国台湾的民主改革等都是流血少、破坏少，根基牢，无反复的成功典范。
除了正反两方面的论据，仔细想想，“蒋经国”式的，循序渐进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其成功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因为它包含一系列的成功要素。
要素之一是最高、最有权威的领导人的思想转变在先，真正意识到要主动地变了，要通过主动的变为自己赢得进一步生存的空间。
要素之二是最高、最有权威的领导人一旦想变，他就会通盘考虑，统筹兼顾，努力做到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要素之三是自最高、最有权威的领导人开始的，自上而下的变是顺水推舟、顺势而为、顺其自然、顺理成章的变。
分开谈过了“五四新文化”和“蒋经国”，我再把它们合二为一，其实正是我首倡的“以权威破除权威”，即以位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自我进化或传承变异了的最高领导权威──法治的主权威，在科学的变革理论指引下，以科学的方法去破除位于顶端之下的潜规则、约定俗成、既得利益者──人治的次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