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文件要求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推进人口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加快改革户籍制度，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
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同时也将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准入和监管制度，并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农业部将按照中央要求，从租地资格准入、经营风险控制、土地用途监管等环节，加强对企业租赁经营农户承包地的规范和管理。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妥善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等问题。
2013年“一号文件”的颁布有坚实的现状支撑。
2006年的第二次农业普查显示，平均每户农户经营耕地9.1亩，每个农民经营耕地仅5.2亩。如此小的规模，既不利于农民增收，也不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华社的报道称，截至2012年6月底，流入到工商企业的承包耕地面积达2500万亩，比2009年底增长84.6%。
从官方的分析，近年来，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主体呈现老龄化、低龄化，青壮年劳动力比例下降，农业的基础设施落后，耕地利用率也开始下降，农村空心化现象逐渐明显。现在，中国农业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向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方向转型，是必然趋势。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廖洪乐认为，“农业的商业化生产趋势使得农业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开始进行适度流转，从而推动规模化经营。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业吸引力。如今，中央政府进行的集体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就是为了有利于土地流转，促使土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
从未来的趋势看，中国将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准入和监管制度。官方负责人表示，这一要求目的有二：一是坚持农地农业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二是坚持农地农民用，确保农民充分就业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如何看待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长时间、大面积直接租种农户承包地，这需要有高瞻远瞩而且务实的角度才能看得清，并分析得透彻，如此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从30多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当今的中央一号文件，我们看到了一个颇为清晰的脉络：新中国建立30年后，放开土地政策，包产到户，让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提升，确实为经过十年内乱之后的中国国力的提升与市场经济的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市场搞活了之后，市场需要更多的资本介入，因而资本的意志就逐渐对政策起到了影响作用，甚至资本对政策实行逼宫之势。市场经济的繁荣让处于计划经济下的国企而言，效率低下、科技落后等各方面的缺陷就被放大了，因而早已等候在中国之外的国际资本就伺机进入，并逐渐加大了对政策制订的影响力度。
资本进入中国经济之后，在企业内部，行业内部与产业链之间的重新洗牌的结果必然出现，因而技术与产业结构、管理制度的更新换代就成为资本的需求，放开对就业方面的计划与约束，实现就业的双向选择。
内部搞活与对外开放，使得企业与个人纷纷如奴隶脱开枷锁一般地放眼更广阔的空间，寻找自身更大的价值发挥，然后就是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国企改制，大批曾经捧着铁饭碗的职工为了寻求自由而纷纷下海谋求生存。其中成功者自然是先富起来了，但失败者则再也无法回到稳定的就业保障中去了。
贫富差异的两极分化，虽然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却没有实现“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之目标，而且在物欲本能的刺激之下，人追求物质财富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炫富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病态现象。精神、道德、传统、良知被抛诸脑后。
资本的力量是如此强大，特别是与人在趋利避害方面的本能结合，跟官员的政绩结合的时候，往往能战无不胜。并逐渐把资本的意愿渗透进入政策导向之中，而政策与资本“合兵一处”，更在推动经济朝资本的意愿倾斜，这当然也满足政府在维稳与形象传播方面的需求。
由于城市化建设可以同时满足政府与资本的意愿，同时也满足民众的好奇心、表现欲以及浮躁的内心、攀比倾向，不仅满足了冲动的需求，而且通过资本回报起到了缓解内心压力与提高安全感的作用。这方面因素已经在贾春宝的多篇文章中有所深入论述。
各种力量裹挟在一起，使得都市里的房屋价格越来越高，高到除了投资人与土著之外都难以承受甚至不能梦想的程度。城市化以资本为支撑，以政策为强制，以本能为核心，把人从乡村吸引到城镇。
由于“物以稀为贵”的商业逻辑，都市里的房产与地产被无限地推高了，这使得虽然政府一直宣扬各种“惠民政策”，却依然使得房地产、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需求成为奢侈品，居者无其屋，上不起学、养不起老、看不起病，甚至连恋爱与婚姻都成为难以企及的奢望。同时婚姻、雇佣关系成为最脆弱的关系，随时有可能断裂。
受到“见贤思齐”心理的影响，或者是受到将土地资源尽快“兑换”出最高的价值回报的目标，使得大都市周边相继建立卫星城，并形成城市生活圈，城市逐渐将乡村土地与文化蚕食，城乡结合部之间的纽带作用逐渐被弱化。
在受到不可抗力的影响之下，农村的青壮劳动力不得不背井离乡，踏上外出务工的道路，而把年迈的老人、体力弱小的妻儿留在家中，那些土地耕作的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留守老人与妇孺身上。
城市化不仅剥夺了人享受天伦之乐的基本权利，更使得青壮年农民工长期受到各行业厂商的利益盘剥，合法收入都经常被拖欠甚至索要无门。当我们对那些厂商进行无情指责的时候，却发现其实他们也很无奈。
资本市场的虹吸效应让资本者形成恒大恒强的马太效应，而资本与政策的结合，使得实力微薄而且得不到政策扶持的民间机构却是负重累累。
随着田间的土地逐渐荒芜，政府越来越注意到耕地的浪费之中所隐含的危机之严重性。所以才会推行新的关于农村耕地确权与大规模化的耕种的政策。
不管是从尊重中国基于农业的历史事实的角度，还是从建设用地与工业用地对18亿亩耕地红线蚕食的现状的角度，还是从未来以粮食为稳定的首要任务，缓解粮食危机的角度，耕地都是需要投入重大力量去保护并有效挖掘的。
但是一旦耕地实行规模化种植，即使新型的地主阶层是以租用土地而不是拥有土地权为核心资产的，也将势必会出现新型的地主阶层，这使得原本靠天吃饭，在土地上生存的中国绝大部分人，被迁移到城市（城镇）中，房价之高让他们居无定所，但又被断了归路，因为一旦确权并进行规模化运营，农民失去土地的依托也是迟早的事。
在贾春宝看来，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一旦土地集约化与规模化没有相应的红线，国际“四大粮商”等国际资本依托资本与技术优势，在中国抢夺耕地资源，那么中国将难以避免要出现“洋地主”现象，耕地被国际资本所掌控，这才是中国民众的灭顶之灾！
贾春宝
2013年2月3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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