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年初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美日欧等西方主要央行继续推出“量化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再次引发热议。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已出台四轮“量化宽松”举措，欧洲央行去年9月出台了不设上限的新购债计划，再加上日本央行日前宣布的货币新政，以前被人们称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量化宽松”似乎已经“常规化”。因此，如何重新认识“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如何评价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影响，成为需要关注的问题。

　　选择非常规货币政策是权宜之计

　　通常在经济低迷情况下，实施常规货币政策是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常规货币政策通过调整基准利率进行价格性调控，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进行数量性调控来达到预定目标。然而，在出现流动性陷阱之后，常规的货币政策就陷入了困境，非常规货币政策便成为权宜之计。进一步来说，当经济体受到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后，经济处于下行周期，金融系统的压力骤增，此时市场处于流动性紧缩状态，为增强市场的流动性，央行一般采取降息的常规货币政策手段，以增加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但在金融危机蔓延过程中，传统货币政策的作用很可能被大大削弱。银行在危机中受到重创，银行体系功能下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被破坏，货币供应量急剧紧缩，加剧了资金的紧张状况，可能使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同时，央行的操作目标是短期利率，降低短期利率将引发一系列资产替代行为，导致中长期利率和证券收益率的普遍下降，从而可能会引发常规货币政策失效。在这样的情况下，非常规货币政策便成为央行进行危机救助的主要工具。

　　如果说常规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利率的升降来传递其政策调整方向，并通过调节市场的流动性来影响一国宏观经济走向的话，非常规货币政策则是在危机持续发酵和流动性陷阱状态下的一种无奈之举。当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央行即使采取零利率政策都不能促进经济复苏时，常规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及传导机制会受到 “流动性陷阱”的约束而无法发挥作用，央行就不得不寻求非常规货币政策来应对。

　　非常规货币政策隐藏系统性风险

　　当前，经济衰退使全球主要国家几乎都采取了大规模的货币扩张政策，例如日本央行、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因各自面临的经济形势和自身的具体情况选择了不同政策搭配。从目前经济形势看，各经济体实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由于在非常规货币政策实施的同时还伴随着财政刺激等其他大规模救援行动，同时，非常规货币政策也存在时滞，因此要准确地定量分析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存在困难。

　　单纯就实施以来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表现来看，非常规货币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及时拯救了一些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有效地防范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和资金，提高了信贷的可得性；有效降低金融体系快速去杠杆化过程中的通缩压力，物价降幅逐步趋缓；通过证券购买、扩大可接受抵押品范围等方式直接或间接支持金融市场回暖，信贷市场紧缩状况有所缓解，市场信心提升。

　　但是，必须看到，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也带来了不少负面效应。首先，央行的独立性受到严重威胁。央行过多地承担政府救助职责，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不仅购买私人部门发行的证券，而且更多地购买长期国债，导致了财政货币化。其后果是一方面直接干预了市场定价机制，导致市场价格水平和成交量不能反映真实的资金需求和风险承受水平，另一方面加大了财政赤字与货币增长之间的关联度，容易形成货币政策被财政政策绑架的格局。

　　其次，增大了整体流动性的不确定性。由于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派生了大量金融衍生产品，影子银行体系已成为全球“广义流动性”的创造者，助长全球资本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如果大量流动性始终充斥市场，将会为未来的通货膨胀埋下隐患。

　　再次，可能引发全球央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在金融危机蔓延的过程中，各国政府和央行担心大型金融机构倒闭可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不得已向这些机构提供直接援助。不过提供援助的规模越大、持续时间越久，机构过度依赖救助继而产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另外，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主要经济体央行具有政策出台时间的一致性、政策措施趋同性等特征，这也使主要经济体央行的货币政策互相牵制，对本国货币政策的走向难以把握，增大了各国央行决策中的道德风险和全球央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最后，非常规货币政策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相关贸易体的经济形势。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最直接表现之一便是使本国货币大幅贬值，有利于本国的出口行业，但是相反也导致相关经济体的货币升值。尤其对于那些处于金融危机漩涡中的出口导向型新兴经济体而言，主要经济体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有可能引发贸易摩擦，并传导通货膨胀。

　　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梗阻根源

　　非常规货币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意愿和行为，要将货币刺激转化为私人投资和消费需求，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梗阻的根源。为此，各主要经济体应当注意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合理引导社会公众预期。非常规货币政策是对传统货币政策的大胆创新，有别于传统货币政策及其工具，容易导致社会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对某些政策工具功能、特性的理解出现偏差，对政策效果的预期出现差异，社会公众对政策的适应和配合度较低，从而影响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因此，政策制定者应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加强与社会公众的沟通交流，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合理引导社会公众预期，寻求社会公众的有效配合。

　　二是进一步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所创造的资本流动性进行管理。在非常规货币政策实施中，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创新大量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购买私人部门发行的债券和资产，直接增加了资本流动性。但如何有效管理，减少资本流动性的冲击，让有效资本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减少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三是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要培育充分竞争的市场格局，减少政府对市场主体的干预，促进市场主体的充分竞争，这样有利于市场的利益自动均衡；另一方面，当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导致的利益受损后，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进行利益公共补偿，这样可以降低利益补偿的成本，维护受损者的利益，促进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稳定。

　　非常规货币政策作为临时性政策，应防止其被长期使用，否则有可能对世界经济及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然而，何时退出、如何退出却是艰难选择。从退出时机看，如果退出过早，有可能削弱非常规政策的实施效果，甚至导致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深渊；但如果退出过晚，又有可能增加通货膨胀预期，给未来经济持续增长带来隐患。因此，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需要根据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消费信贷市场乃至实体经济、就业复苏状况分步骤实施。如何把握退出时机及退出政策的实施节奏将成为非常规政策退出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