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也叫城镇化、都市化，是每一个农业国进化为发达工业化国家都必然经历的过程，有必要进行研究。

　　    生产力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生活发生变化，结果表现在方方面面，看似杂乱无章，却有内在的联系。生产力发展是本质，城市化是则是生产力发展对应的现象之一。本质决定现象，现象是本质的反映。贯穿城市化发展的主线，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分析城市化进程，一切都应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入手，脱离这条主线，则难免被纷繁复杂的表象所迷惑。

　　    城市化的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一方面，农业技术的发展是城市化的先决条件。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单位面积农田产量上升，所需要的劳动力却大幅下降，少量农业劳动力即可以养活大量城市人口，大批劳动力有可能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也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批的廉价劳动力，促进城市之中的各种资本在短期内迅速积累。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的进程包含两个部分：早期集中的过程和晚期逆向分散的阶段。早期城市化往往以集中为主，大批农村劳动力或主动或被动地脱离农业，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张。晚期的城市化则是以分散为主，大批城市人口离开中心城区，把自己的住宅搬回到乡村，他们在大城市工作，但在郊区或小镇定居。此外，还有许多小镇直接分担了大城市的一部分经济功能，成为相对独立的卫星城。“集中”和“分散”两个过程都与生产力发展密不可分。

　　（一）

　　    大批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大批内陆人口向沿海集中，是城市化进程第一个阶段。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财、物在市场范围内，大规模自由流动，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劳动力大范围流通的表现为人口的流动。“天下熙熙皆为利驱”。大批人口主动定向流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由于劳动力必须屈从于资本，资本密集投资的地区，必然是劳动力流向的地区。在这样的地区，小渔村可以变成大都市。资本放弃的地区，则必然是劳动力不断流出的地区。在这样的地区，历史名城可能逐渐衰落，靠旅游业等产业养活少量的人口，甚至变成“鬼城”。

　　    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往往与粮食等主要农作物成为商品有密切的关系。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大量剩余农产品成为商品进入市场。虽然农产品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它商品，但是价格却往往长期低迷。这是因为自由市场交易过程中，市场参与者所获的的分配份额与其博弈能力成正比，与交易者付出的劳动没有直接的联系。丰收不增增收是常见现象。《多收了三五斗》之中，农民去粜米，米行给出的收购价是“糙米五块，谷三块”。同样的大米，在六月里则卖到十五块。大米前后交易价格悬殊，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和米行博弈能力不同。小农人数众多，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实力，所以必定处于劣势。农民付出艰辛劳动，米行坐收丰厚利润。与农产品价格长期低迷相对应的，是各种生活必需品的相对价格不断上涨。这种交易之中的剪刀差是市场经济之中必然出现的结果。与此同时，由于工业化过程，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增长。于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打短工、零工的机会。农民进入城市可能是因为在城市打短工的收入水平相对更高，也可能是为了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总之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

　　    在这种一推一拉的作用下，大批农村劳动力或主动或被动离开农业、离开农村。初期他们往往还保留农村的土地，间歇性地回乡照顾自己的作物，后期则渐渐彻底脱离土地。在经济危机时期，城市之中失业人口激增，工资水平下降，难以找到可以糊口的工作，他们也许还回家务农。在经济繁荣期，他们则可能三年五载也不回家一次，任由自己的土地荒芜，老宅破败。一般来说，工业化程度越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旺盛，城市生活成本越低，农产品利润越低，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的动力越大，越彻底。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农村人口是留也留不住。反之，则是撵也撵不走。

　　    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转移不仅仅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还包括内陆人口向沿海流动。

　　    这时，城市功能也会发生重大转变。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国家，设立城市的目的，一是为了建立军事要塞，保护、控制、统治广大农业地区；二是为了进行必要的交换，满足农业社会低限度的商品流通的需要。城市两个字，拆开看的话，“城”为用土垒筑的墙圈，“市”为做买卖的地方。农业社会的多数城市往往是消费型城市，自身不具备生产能力或者生产能力有限。

　　    城市位置的选择不仅要充分满足城市功能，也要受到生产力水平（主要是交通运输工具和运输对象）的影响。一般来说，城市的位置必须有利于获得各种生产生活资料。以人力和畜力为主要陆路运输方式的时代，粮食难以长途运输。水运虽然成本低廉，却受地形制约。这样的城市，如果没有周边地区发达的农业基础支撑或者可以通过水运（比如漕运）获得粮食补给，则难免发生饥荒。在火车运输普及以前，为了向城市提供新鲜的肉类，牛仔日夜兼程，赶畜群上路，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每次往返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以今天的眼光看，其中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孙子兵法》反复强调因粮于敌，也是这个原因。后方征集大量粮草，前方将士还是难免挨饿，能够运抵前线的粮草往往不及征集总量的十分之一。其余的部分多在运输过程中，被运粮的民夫和牲畜吃掉了。在那样的时代，一场动员十余万士兵的战争就能耗尽一个诸侯国的国力。如果一个大城市汇聚大量人口，既不处于农业区的中央区域，又没有水运支持，是难以想象的。大城市位置主要选择大面积农业地区的中央区域，如果可以凭借险要地形就更理想了。曾经有人力劝项羽定都关中平原（“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理由也主要是这两点：富庶关中平原地形险要，而且可以提供足够的粮食，控制关中便可立于不败之地，进可攻退可守。

　　    以工业为经济基础的国家，城市功能往往是生产型城市，主要工业品均由大城市或其周边地区生产。相比之下，农产品则退居次要位置。这时，商品流通的总量激增，运输的主体也不再是粮食，而是能源、矿石、原材料和制成品。由于运输成本的制约，制造业中心和交通运输中心往往出现在沿海地区（矿产采掘业除外）。社会化大生产，本身就有聚集的倾向。经济中心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聚集作用。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投资，可以获得原料、劳动力、市场、基础设施、同业内部信息等诸多隐性的便利。相比之下，在内陆投资虽然有劳动力相对廉价的优势，却无法获得这些便利。对个别大企业来说，能否招募到足够的员工都是问题。此外，工业和运输业一旦出现在沿海聚集的倾向，金融业、商业和其它各种服务业也必然向沿海大城市汇聚。权衡利弊，许多对运输价格不太敏感的行业，为了获得这些便利，也会选择在经济中心附近投资。这些经济中心吸引大量投资，对其它地区的经济发展必然有抑制作用。

　　    这时，大量资本投资集中于沿海地区，沿海城市取代农耕平原成为经济重心。主要城市的位置，不再是农业区的中央，而是深水良港附近（资源型城市除外）。有数据显示，全球200多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3/4集中在沿海地区，全球70%的工业资本和80%的人口也集中在距海岸线200公里以内的沿海地区。此时，由于工业替代农业成为经济支柱，国与国之间战争胜负的关键已经不再是争夺并控制广大农业地区，而是切断对方海上交通线，封锁、争夺或者摧毁深水良港和沿海工业重镇，打乱敌对国家经济循环，摧毁其战争潜力。此时，据守内陆险要地形往往已不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保卫国家安全的关键是拥有强大的海空军和海外基地并御敌于国门之外。

　　    由于投资重点转向沿海，内陆二、三线城市的剩余劳动力，也必然向沿海大都市移动。许多内陆城市出现人口数量增长停滞，甚至下降的趋势。随着人口中心的移动，城市之间的相对地位难免发生改变。农业化社会的大都市，在工业化社会之中往往经济地位下降，沦为二线甚至三线城市。相反，许多江河入海口附近的渔村，却可能因为附近地形适于建设深水良港而迅速崛起。许多沿海城市由一点一点，迅速扩展为一团一团。此外，某些内陆资源型城市，在资源枯竭以后，由于就业机会下降，建筑物林立，却几乎空无一人。

　　    在这个阶段之中，沿海大城市的人口数量在短期内大规模扩张，人口扩张的速率往往超过城市建设的速度，各种基础设施压力骤增。于是，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污染严重、治安下降、资源紧缺等问题集中出现。与之相比，众多二、三线城市虽然没有这些问题，或者问题较轻，但是由于就业机会相对稀少，难以留住青壮年劳动力。这些青壮年劳动力背井离乡，忍受各种艰苦甚至辛酸，无非是为了让自己唯一的商品（劳动力）卖一个更好的价钱，以追求更好的生活，没有其它更多的原因。

　　（二）

　　    城市化第二个阶段的逆向分散过程也与生产力发展密不可分。内燃机出现，大规模的廉价而便捷的轨道交通，日益发达的通讯手段，使得交通和通讯的发达使得距离缩短了，于是城市的空间规模也就扩大了，不必局限于狭窄的中心城区。此外，工业化分工的细密为城市化的逆向分散过程创造了条件。经过城市化的逆分散过程，沿海大城市由一团一团，演化为一片一片。沿海地区出现大规模的城市群。核心大城市位于城市群的中央，周边小城市成为大城市的卫星城，为大城市提供各种支持服务。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由便捷的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连接，沿海地区城乡差异淡化。纽约、洛杉矶、伦敦、东京附近地区，是典型的沿海城市群。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口的集中，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等问题日益突出。但是，在蒸汽机车和马车为主要陆路交通工具的时代，对资本来说离开经济中心就必然失去种种隐性的便利，对多数劳动者来说离开经济中心，就难找到工作。尽管在大城市生活用种种不适，但是也不得不留下来。

　　    家用汽车的普及使这种情况出现了改观。大批城市人口迁移到离市中心车程1小时左右的地区。于是在大城市周边5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出现了大批以满足城市工作者居住需求为主要功能的小城镇。某种意义上说，福特的汽车流水线不但改变了工业生产模式，也改变了城市化进程，改变了美国的面貌。日本发达的轨道交通起到了类似的作用。相比汽车，轨道交通污染更少，更准时，运输能力更强，更适合人口密度大的日本。许多在东京上班的人，住在东京周边的小城，每天坐轻轨上下班。这些小城镇商业、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完备，具有宜人的居住环境，房租也相对低廉，自然能吸引大批中高收入阶层的城市居民。

　　    这时，资本也不必再局限于中心城区。大量投资向城市周边近郊转移，因为那里同样能享受在市中心获得种种隐性便利，地租却更便宜。大城市内部经常存在某些功能聚集区，比如金融区、比如大学，比如大型批发市场。在交通和通讯手段不发达的条件下，这些专业区必须位于或者紧邻中心城区，在交通和通讯手段发达到一定程度后，这些专业区完全可以独立出去，搬迁到距离中心城区一定距离的郊区，形成相对独立的金融城、大学城和集散中心。由于生产的进一步集中和分工的完善，大城市周边出现了许多相对专业的小镇。某些功能相对独立的区域甚至可以搬得更远。比如，某些大型科研中心对外的主要物资交流是生活资料，却需要良好的自然环境。这样的科研中心很可能迁移至人口较少，自然环境相对较好的内陆。如果规模够大的话，最终很可能发展成为内陆新兴的科技城。

　　    这种分散的过程直接受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制约。私人汽车越普及，轨道交通越便利，使用汽车和轨道交通工具的费用越低，越有利于卫星城市的发展。这种分散化的过程越迅猛。反之，虽然资本和劳动者都不满意大城市中心城区差强人意的环境和诸多问题，也不得不暂时留在中心城区。这种逆向分散过程是否会进一步扩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展。如果在未来出现比私人汽车和轨道交通更便捷、廉价的交通工具，不排除人口中心继续进一步分散的可能。

　　（三）

　　    抛开人口的汇聚与分散，还需要注意的是，城市化进程也是社会总产品分配权再调整的过程。

　　    最直接的影响是地租的变化。地租是以土地所有权为依据，所获得的社会产品分配份额。地租的水平，必然与土地上的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农业化社会的主要经济行为分散在广大农耕平原，大地主拥有一望无际的肥沃的土地。工业化社会的主要经济行为集中在面积有限的沿海发达城市，工业化社会大地主拥有的绝对土地面积可能远远小于农业化社会大地主的水平，他们获得的地租却是后者无法企及的。

　　    城市化进程之中，沿海地区的土地资源必将不断升值。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土地作为核心分配要素之一，必然有资格要求更高的地租收益。直观表现之一，就是资本投向哪里，人口涌向哪里，那里的土地价格不断上升，房租地租不断上涨。这种上涨的过程并不是普遍而均匀的，而是与当地经济繁荣情况、交通情况等条件密切相关。从地域上看，同样是农业土地，内陆农业土地和沿海大城市郊区农业土地地租变化的趋势完全不同。这是因为大城市郊区农业用地可能转化为在商住用地，而内陆农业用地则不存在这样的可能。从时间上看，从短期看，在某些时间段，地租可能出现下跌，甚至崩溃，但是从长期看，必然是不断上涨的。

　　    另一方面，地租的分配出现了集中的倾向。不同地点，地租上涨幅度相差悬殊。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量经济行为集中在大城市有限的土地面积之中，几个核心城市的国民生产总值可能在整个国家总量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这时，只要控制极小的面积就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

　　    把这些土地牢牢地控制在手中，即拥有长期财富的源泉，反之，把这些土地廉价卖出，则是把致富的关键拱手让出。政府如果控制大量土地资源，就可以充分利用城市化进程，获得长期稳固的财政来源，有效增强政府实力，进退自如。此外，政府还可以利用手中丰富的土地资源操控土地市场，有效调节地租水平，平抑过高的房租。当然，充分利用土地的分配作用，政府可以实现的目标，远不止如此。反之，则必然诞生一批以土地致富的富豪。与之对应，由内陆地区移民至沿海大城市的劳动力，往往要承受沉重地租的剥削。是否拥有自有的土地所有权，成为贫富分化的分水岭。在马克思的时代，伦敦城市化进程加速，曾经诞生了大批富豪。对此，马克思评价到：“贫民对于房租，是一个比波托西银矿对于西班牙，更为富饶的源泉。”如果任其发展，必然加剧社会贫富分化，酝酿社会矛盾。退一步考虑的话，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土地资源，也有必要通过对少数人的地租收入征收税收补贴多数人的方式平衡收入，调节财富，抑制贫富分化缓解社会矛盾。

　　    农村土地所有权也会出现相应的集中。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后，他们在农村的耕地成为鸡肋。这些土地所有权很容易流转、集中。这同样是不可忽视的过程。不过，因为经济重心集中在沿海发达城市，所以内陆农村土地所有权的集中相比沿海城市及其周边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仍显得相对次要。

　　（小结）

　　    城市化过程，无论是前期的汇聚还是后期的分散，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都伴随工业化发展的过程。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可以大量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往往“三步并作两步”。所以，后发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也往往“一步到位”。一方面，大批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时间往往更加紧迫，各种矛盾往往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这些国家进入工业化的时代，往往已经是汽车和轨道交通技术成熟的时代，所以在同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大规模向沿海大城市汇聚的过程和人口大规模离开大城市向周边小城镇转移的过程往往同时存在，并行发展。所以，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必定更加复杂，也有更多的机遇，更富于挑战性。

　

　　    PS:中国的事情核心是农民问题，把农民问题解决了，一切都好解决。农民问题最关键的是土地问题。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是土改。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民已经进化为无产阶级，如何让无产阶级安居乐业，是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无产阶级最关键的问题是住宅问题，只要要把住宅问题解决了，社会就安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