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约三成非莞籍考生的家长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一周。8日，异地中考报名开始。同时，报考普高的资格认定细则公布，非莞籍考生尤其是本省外市籍考生报名时遇到社保、居住证难题。而随着民意调查的及时反馈，13日，教育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人性化调整异地中考政策，放宽社保和居住证等条件的门槛。（东莞时报4月15日）

　　东莞及时对异地中考政策进行调整，这种听取民意的做法，值得肯定。但是，如果在制订异地中考政策时，就开门纳言，广泛听取民意，把民意纳入决策程序，这一让老百姓“跌宕起伏”的事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如果一再发生，只会伤害政府决策的公信力。

　　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管理的有效性。规范决策程序，重大教育政策出台前要公开讨论，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这是对各级政府教育决策提出的基本要求，然而，在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在进行教育决策时，还是采取熟悉的行政决策模式，由行政部门或领导拍板就出台。

　　这样的决策，很容易遭遇执行难，对于影响面大的中考、高考政策调整，更是如此。很多时候，行政部门觉得这类问题，牵涉利益复杂，如果交给老百姓讨论，听取大家的意见，周期将很长，于是就闭门决策。这貌似提高了决策的效率，可是，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都经不起推敲。

　　去年年底，我国大多省份都按国务院的要求，出台了异地高考政策。这被认为具有进步意义，可是，分析各地出台异地高考政策的程序，都存在行政决策的问题。只有极个别省市在意见公布前公开征求过意见，大多省市不经过听取民意的过程，就直接发布意见。这样的意见目前普遍遭遇两方面问题。一是不论是本地户籍人口还是进城务工人员都对政策不满，就是在异地高考矛盾不特别突出的省区也是如此，道理很简单，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本地户籍人口反对开放，而进城务工人员却觉得开放得不够。究竟开放到怎样的程度，这是需要广泛听取意见，举行听证会的。

　　二是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走调、难落实，举例来说，黑龙江的异地高考政策，允许有三年高中学籍者就可以报考，舆论普遍认为这一门槛不高，可是，在办学籍过程中，随迁子女面临办不出学籍的新问题——一些学校不愿意给这些学生办学籍证明。

　　东莞最初的异地中考政策也存在这一问题，本省外市籍考生报名时遇到社保、居住证难题，这肯定会引来这些人员的意见，那么，为何在制订政策时，不充分考虑这一问题呢？当然，现在在舆论的呼吁下，这一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但要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需要建立教育民主决策机制。

　　东莞教育部门应该以这次13天异地中考政策变脸为契机，探索建立新的教育决策机制——在制订一项新政策时，充分听取意见（包括在媒体上公开征求意见），举行听证会。笔者进一步建议，由于教育问题，是基本的民生问题，因此完全有必要将异地中考这类教育问题的决策，提交地方人大讨论、审议，再出台。这样，决策经过各方利益的博弈，会减少随意性，增强科学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