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历史片段6：
我家乡大跃进时也搞过“城镇化”
1958年搞“大跃进”和“公社化”的时候，我11岁，读小学4-5年级，已经比较醒事了。我亲眼看到乡村里发生一些奇怪荒唐的事情，现在说起来也许人们会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许多青年人不敢相信。可是这都是事实，我现在不说出来就有可能被历史蒙过去。
一，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1958年春天，全国“公社化”运动形成高潮，我们那里是以一个区（现在的乡镇）为单位，包括十几个生产大队（原来的高级合作社）、合并成立一个大公社，叫做姚店人民公社。土地耕牛农具全社集中使用，劳力统一调配，收成统一分配。开成立大会那天，因为我是莲花小学少先队的大队长，学校就派我作为学生代表去参加开会。一到会场，我就看见入口处立了一个大牌坊式的寨门，门头贴着一副大标语：“吃饭不要钱，男女老少喜洋洋！”人们都在议论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很快就会达到共产主义了。
果然，从那天以后，各家各户都不用生火做饭了，生产队也不给各家发口粮了，每个队里都办起了食堂，男女老少都在食堂里吃饭。不但是本队的人可以再食堂里吃饭，外地人路过，也可以随便进食堂吃喝。当时的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一体，社员都是民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劳动和训练都是军事化集体行动，数百上千的人走到那儿吃到那儿。我们小学生也统统到学校住宿，一日三餐都在学校食堂里吃饭。有的生产大队还办起了幼儿园托儿所，让他们的爸妈放心大胆天天在外面当“兵”。开头一段时间，食堂里饭菜都不错，大米饭管饱，萝卜白菜管够，隔几天还杀猪捕鱼打牙祭。当时也有社员提出怀疑，说我们这样敞开肚皮吃，把粮食吃光了这么办？公社干部就解释说，你们放128个心，我们这里吃光了，还可以从别处调啊。现在全国到处放卫星，亩产几万斤，粮食堆成山，就是几年不种地也吃不完，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就是好。
人们都信以为真了，我们小孩家更是乐得发疯。我看见村头墙壁上画着大幅宣传画，画上是粮食堆成的金山和棉花堆成的银山。还有一个老头儿坐在山顶上，笑咪咪地拿着烟杆对着太阳点火抽烟，一个姑娘手挽白云跳舞。据说毛主席到人民公社视察，就碰到一座棉花堆成的银山，随行照相的侯波一看高了兴，就去爬银山，差点陷进去出不来。报纸上说卫星试验田里稻谷密集得上面可以站人，邓小平和杨尚昆等几个领导人还站在一片稻禾上照了相呢。
当时上上下下都觉得很快就会实现共产主义了。有人甚至担心我们中国提前实现了共产主义，人家苏联老大哥看见了多不好意思，中央领导同志就说，那我们就先不忙挂牌子。我们那儿当阳县有一个跑马公社，党委书记脑子一热，就贸然宣布说我们实现共产主义了！社员们一听，都跑到商店里去抢东西，一呼啦就把商店里的商品抢光了。这位书记急忙去看时，只在地上捡到一把牙刷，他把这把牙刷放进了自己衣袋里。因为那时人们都说：共产主义社会只有牙刷是属于私有的，别的财产都属于公有。
1958年秋天，我们村里确实是“男女老少喜洋洋”。可是，没想到这样的“共产主义”好日子没过多久，灾难就临头了。
二，生产队里开大会强迫农民承认偷了粮食。我家的房子处在村里地势最高的地方，因此，生产队的社员大会就经常在我们家堂屋里开，我也在旁边听听。别的会议我记不清了，只有1959年春天的一次会议当时让我大吃一惊，居然是要全体社员都承认偷了生产队的粮食！我看见会计把一张表格摆在桌上的煤油灯下，上面写好了全队社员的姓名，姓名后面是数量，三五百斤不等，然后要每个人都在上面按手印。开始人们都很愤怒，纷纷吵嚷说，我们祖辈都没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啊，饿死也不会偷，你们那能这样强迫我们背黑锅呢？谁也不肯上去按。生产队长就解释说，这只不过是对付一下上级的，保证不会当真追究。你们如果不按手印，上面就不会给我们调拨粮食，只有饿死。你们看是不要名誉好呢，还是饿死好？人们沉默了，过了一阵，只好一个个唉声叹气地上前来按了手印。
为什么如果社员们不承认偷盗、上面就不会给调拨粮食呢？事情是这样的。
1958年秋天，青壮年农民都到有铁矿的大山里炼钢去了，我们学生娃子就去生产队里帮忙收稻子摘棉花。收庄稼的除了我们小孩之外，就是一些老年社员，忙活到冬天还是没能收获多少，只好眼看着大片稻谷腐烂在田地里。到了59年春天，生产队里就没有粮食了，食堂里只好煮菜叶稀饭给大家吃。先前人们歌颂：“公共食堂一枝花，花开万朵香万家”，现在则骂“走进食堂门，猪食一大盆”。怎么办？干部就申请上级给调拨粮食。可是上级说，你们不是亩产几万斤，粮食堆成山吗？干部们不敢承认虚报浮夸，就说粮食是被农民偷了，强迫农民承认。
生产队的干部把农民承认偷粮食的统计表交上去，加之这时候许多地方已经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公社和县里领导才着了急，想办法从外地调粮食。可是全国都一样，哪有这么多粮食互调周济呢？我们村里只能每天给每人发二两谷子，要社员们拿回家，连谷壳一起磨成面打菜糊吃。蔬菜吃光了就把田里豌豆苗子割回来吃，最后吃野菜树皮观音土。这些我都吃过的，差点饿死，我的曾祖父和舅舅都在那年饿死了。
三，移民并村搞“城镇化”。就在出现大饥荒农民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干部发烧的脑子还是没有退热，宜都县里领导决定实行“移民政策”，就是把一些人户比较密集的公社生产队、整体搬迁到人户稀疏的百里洲去，在那里建设新型“城镇”，叫做社会主义新农村。当时中共宜都县委书记名叫李默。
可怜我老家所在的红江大队第四生产队就摊上大事了，全队（自然村）40多户农民，除了担任大队干部的人家以外，统统得移民，而且要在年底春节前搬光。记得是一个北风呼啸的晚上，大队干部专门准备了一顿米饭，叫我们生产队的社员都去吃了一顿饱饭，然后宣布：你们回家把家具行李打点好，明天早晨男女老少都到长江码头上船，大队另外派人把各家行李家具送到船上送去。那晚全村各户家里都是一片哭声，十分凄惨。第二天早晨，村里人只好在寒风中携老扶幼离开自己的家园，一路哭哭泣泣向江边走去，被几艘拖驳船运走了。我前文提到的那位残废军人熊心保也被迫移民，他拖着一条假腿一瘸一瘸地，一路走走一路骂：“老子的血算是白流了！”
当时我父亲在山区工作，他回来找大队干部商量，说我家里人还是搬走，只不过随我搬到山区去住，大队干部勉强同意了。所以我们家没有随全村人一起移民，春节后搬到聂家河公社联合管理区住了一年，我也转学到柑子园小学读完六年级下学区，毕业后考上宜都县一中，一家人又才想办法回到原村。当时我看到移民后的村庄一片空荡死寂，只有一些被遗弃的猫狗到处乱窜。然后，大队干部就从别的生产队抽调了一些人家到我们村里来，住进了空下的房子，然后又派一个叫杨顺玉的农民来当队长，重新组建了一个第四生产队。
我们村里人被船只拖运到长江下游几十公里的百里洲一看，哪里有什么“城镇”？只有两排用土砖砌的像鸡笼一样的房子。水土不服、农活不熟，又冻又饿，讨米要饭都没人理睬。他们在这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里根本没法生活下去，下半年就一个二个偷跑回来了。回乡后自家的房子不准住，口粮不给发，他们只好暂时投亲靠友，死活不再去了。经过好一番周折，我们村才恢复过来，其中有好几个人病死在他乡，最后总算没有灭绝。
大跃进时我的家乡的“城镇化”就这样折腾了一通，当时并不是政治需要GDP，也不是因为权贵大老板要占地发财，主要是地方干部想表现积极往上爬，才这样拿农民的生命财产瞎胡闹的。虽然当时的县社干部大都因为敢于大胆试验而得到提拔，但有不少农民却因此而家破人亡。这段惨痛的历史教训是不能忘记的，而今的“城镇化”可别像当年一样强迫农民瞎折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