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历史的摆脱

比较中西社会制度，人们往往倾羡西方比较完善发达的社会制度，使得人们的生活简单、高效而又充满创造性。社会制度保障人的哪些权利，哪些权利就会成为人们创造力的源泉。但根本的权利才会带来根本的创造，拥有思想的创造才会给国家社会带来质的改变，而这需要摆脱历史的影响。

人们一直强调既得利益集团为中国改革的羁绊，一方面他们不断坐收超额利润，另一方面普通民众的房屋土地不断遭受非法剥夺，保障基层民众的利益跟限制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一体两面，如果一味指望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倒不如切实保障民众的基本经济权力。

自从台湾开放陆生去台，陆生与台独的历史论述便不断发生碰撞。陆生往往以大陆对台湾的历史陈述为依据质疑此种言论，这种行为当然不可否认，但是一味强调历史并非正确的方向，一来历史不可重演，如果是这样必定是场悲剧；二来只有未来可期。

南斯拉夫、苏丹讲历史，结果国家分裂了；欧盟强调未来的发展结果成为类似国家的政治经济实体。南北韩讲历史，一直保持着仇恨；海峡两岸开放三通加深了交流避免了仇恨的延续。因此，面向未来而不为历史的桎梏和现代的利益纠葛所惑才能找到改革的良机。

2. 制衡的力量

一个社会中的人们是不是倾向于选择制衡机制，是全体成员共同选择的结果，如若不然绝不会保持持久。当全体成员认为不需要这种机制，而是去追求没有制衡的权力结构和其权力，如果没有权力更替的可能断然不会成立，当这种条件获得满足，这种体制便会继续存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千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就是维持专制体制存在的这种条件。如果全体成员认为没有制衡就会使得大家都会蒙受损失，而且不能保障个人发展的权力，与其接受小几率的权力更替，不能获得大几率的权利保障，人们就会认同建立权力的制衡。

从道德角度而论，上述两种选择是没有褒贬之分的，毕竟这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选择，如果不是如此便会出现异样的思想启蒙。如果从人们自私的角度去看，也绝非有什么不同，追求个人利益从来都不应受到怀疑，但是方式选取不同造成的结局自然不同。中国与日本均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中国历史从来没有权力的制衡，即使处于国家分裂的时期，亦会演化为若干对等的政治实体；日本在幕府时期存在一国两府的现象，保持了幕府将军和天皇同时并存。上层权力的架构为整个社会的选择确立了基础。

但就造成的影响而论，显然失去制衡的体制并非好的选项，在这个条件下，有权力的人总会让社会向加强自己的方向发展，但是社会成员作为个体的创造性便被压制 了。从大的方向去看，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论，如果中央加强自己的权力，地方势必也是如此；反之亦然，亦即中央的权力衰弱则地方上便会很被动。例外而非意 外的则是地方势力强大，中央则会被取代。这是彼此影响而形成的秩序，在其中没有任何人可以左右除非改变这种现存的制度。当政府和民众的力量都非常弱小，社 会的法律和道德便无法发挥作用。

3. 规范的影响力

西方人拓展活动地域空间过程中，发明了经线和纬线，更加便利了人们活动的开展，为进一步去开拓未知领域确立了指引。随之而来的是确立了时区的概念，为人们统一了时间上的认识，加强了不同地域之间人们的彼此联系，这些概念独立于国家政权。美国西进运动过程中，政府制定了保护人们财产权的法律，使得人们在西部的经济活动得以有序展开。

中国在两千年前统一了文字、货币和度量衡，也取得了上述行为相应的效果，只是这些都是在政府干预下形成的。在此基础上，中国人的经济活动没有很大的质的提升，没有出现指引人们活动的根本指针，即使盛唐时期，玄奘遍历印度带来的记录以及四海来朝，均没有出现提升扩展社会活动的有根本性作用的事物或现象。这也是西方称中国为中央王国的原因之一吧，中央王国以自己为中心，强化内部力量，人为制造内外之别便忽视了共同事项的开发。

古代河西走廊是联系东西方贸易的通道，货物在那里流转，商贸的繁荣不曾以改变沿途社会制度为依归，也未曾改变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发展。如今，改革开放不仅仅针对海外更是以建立国内的统一市场为目的，也是人们思想观念开放，不断有人群涌入东北、新疆或西藏从事商贸开发活动，也不断有人群涌入东南沿海加入农民工的行列，这些社会经济活动也往往跟上述古代现象如出一辙，人们不能由此确立新经济制度或者加强人们经济活动的新事物，单单的个人逐利行为无法实现个人和社会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