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危机由于纽约股市崩盘而立即蔓延至欧美各国。2008年危机则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引发,在几个月内危及实体经济,继而波及全球。
1929年危机主要危及发达国家经济,对落后国家影响较小;苏联则反而从中受益,从西方获得许多资金和技术。2008年危机则波及世界各国(可能只有朝鲜除外),且经济均受重创。
但是,抛开这些表面现象,从实质看,两次危机却是惊人的相似:
都是由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泡沫破裂波及实体经济,引起整个经济体制崩盘。
都是由于各国经济过份依赖美国市场。美国经济一旦出现危机,立即波及相关各国。
2008年危机时,各国经济对美国依赖性更高。美国不仅是各国经济主要市场,不仅其股票市场影响各国;还由于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又在1971年与黄金脱钩,可以滥发美元和国债,早已将它的泡沫输送到世界各国。一旦破裂,不但殃及各国,还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为挽救美国经济而埋单。
值得深思的是:1929年危机造成的大萧条,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一直成为经济学教科书研究的对象。随后诞生的凯恩斯学说,经过几十年实践,已经总结了一整套防止危机发生的措施。二战以后,各国经济虽有周期性波动,但发展一直比较顺利。却在新世纪之初突然爆发了一场金融风暴,来势之迅猛,犹如海啸,使人猝不及防,无法躲避。不仅普通民众不知所措,连许多政要和经济专家也瞠目结舌,不知所云。人们在一片茫然之中,自然会想起马克思,这位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内在规律和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伟大的思想家。为便于讨论,先简单回顾<资本论>中有关劳动、价值、货币、信用、各种资本及经济危机的相关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就是劳动创造价值。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即在现在社会的正常的生产条件下,社会平均的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商品的价值包括两部分: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包括本人和养育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及为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而产生的训练和教育费用)和剩余价值。前者直接用于生产者及其家属的消费。后者用来满足社会的需要。
在早期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由同一个资本家完成,其资本中一部分用于生产,另一部分执行商品资本的职能。商品价值与劳动的关系表现得很清楚。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产业资本家为了集中精力从事生产活动并节约流通资本的数量,便要求有专门从事商品销售业务的商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首先是货币资本所有者。商业资本是独立地在流通领域中发生作用的资本,它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商业利润不在流通中产生,而在流通中实现。商业利润是产业工人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转移。
商业资本的独立性,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只有当商业资本的数量不超过社会必要的比例的限度时,才能对产业资本起到有利的作用。因为它的周转依赖于生产和消费,但它又是独立运动的,它的独立化,使它的运动在一定界限内不再受生产过程的限制。当商品堆积起来卖不出去时,危机就爆发了。商业资本家购进商品后,商品并未最终进入消费,有的商人还把商品囤积居奇或转手倒卖,形成虚假的市场需求,促使产业资本家盲目扩大生产。这就会导致生产和消费的脱节,加深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尖锐化,会促进经济危机的爆发。
在实际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经常会发生资金不足的情况。职能资本家就需要通过借贷来补充暂时不足的资金,就产生了生息资本。
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的资本叫职能资本,它包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在社会资本中,除职能资本外还有生息资本;它是为了获取利息而暂时贷给职能资本家使用的货币资本。是从职能资本运动中游离出来的闲置货币资本转化而来的。
商品交换应当是等价交换。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价值。必须有一种共同的价值尺度来进行比较。通常将一些贵金属(如:金、银)作为价值的尺度,就是货币。货币表现的商品价值,本质上还是商品中凝结的人类劳动量。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货币进入生产领域后,就能产生剩余价值,使货币增值。从表面看,生息资本似乎可以脱离现实资本的运动,直接表现为货币资本自己能增殖。利息似乎与职能资本的运动无关。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不经过任何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货币本身可以生出更多的货币,从货币的支出到更多货币的回流,钱能生钱。但实际上,生息资本的运动最终由现实资本所决定。这部分货币资本以借贷形式到了职能资本家手中以后,就变成了执行资本职能的增殖手段,能够生产或实现剩余价值。把利息看作借贷资本的价格是不合理的,职能资本家向借贷资本家所支付的只是利润的一部分。也就是产业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生息资本促进了资本主义信用的发展。信用又称信贷,它是商品买卖中的延期付款或货币的借贷行为。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的特殊运动形式,生息资本通过信用获取利息而使自己增值。
资本主义信用分为两大类: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商业信用是职能资本家之间采取延期付款的方式赊购商品而形成的借贷关系。赊销商品价格一般要高于现金购买商品价格,其差额实际是赊购者支付的利息。商业信用是整个资本主义信用的基础,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银行信用是商业信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基础上形成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当货币经营资本发展为银行资本,货币的借贷就成为银行信用。银行信用集中社会的闲置资本,提供范围更广的信用,提供数量更大的信用,不要资本周转状况的影响。
但是,银行利润归根结底来源于生产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信用节约了流通费用:首先减少与货币有关的费用。其次,通过信贷关系减少债权、债务而不使用现金。再次,信用可以加快流通速度而减少流通的货币量。
此外,商业信用的赊购赊销,减少与商品流通有关的费用。
最后,加快了资本的周转,减少了货币准备金,也节约了流通资本和费用。
资本主义信用一方面加速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又加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信用制度促使少数人拿别人的财产来进行冒险。
信用发展,使社会财富越来越为少数人所占有。使少数资本家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加剧了生产各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促使一些部门生产过度膨胀,促成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比例严重失调,引起信用膨胀和通货膨胀,引起金融风险,从而加速和加强经济危机的爆发。
银行资本的来源,包括自有资本和吸收存款。存款很大部分不是现实的资本,带有虚拟的性质。而且存款比现实资本要大好几倍。此外,国债券、股票、银行发行的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等等,都是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是生息资本发展的必然结果。利息这个经济范畴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普遍化,一切可以获得的固定收入,都被看作是一定数额的资本带来的利息。于是出现了虚拟资本这一经济范畴。
生息资本的存在和利息范畴的独立化,是虚拟资本形成并存在的客观经济基础。
虚拟资本是以有价证券的形式存在,并能给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资本,它是与现实资本相对而言的想象中的资本。
现实资本能够为其所有者作为财产所有权获得收入。虚拟资本只是凭借权利证书索取收益。作为虚拟资本的有价证券价格的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使他们的票面价格往往与市场买卖价格相背离,因而它们必然成为投机的对象。
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发达的情况下,货币资本的积累实际上就是银行家手中财富的积累。由于银行资本大部分是虚拟资本,所以并不反映现实资本的积累。国债的积累完全不反映现实资本的积累,因为它早已被消费。它之所以表现为积累,只是凭借它可以取得收入(利息)。股票与债券不同,它代表了一定数量的现实资本。但它也是现实资本的纸复制品。如果股票是新发行的,由扩大再生产引起,它的积累与现实资本的积累就是一致的。但是股票的价格并不完全反映现实资本的运动变化,而且价格还呈上升的趋势,所以是虚拟资本。而且在现实中,有价证券的价格波动,成为少数人赌博的工具,引起有价证券的集中。
提供借贷的货币资本,与执行生产和流通等职能的现实资本,两者的积累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是不一致。在萧条阶段,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与现实资本积累的不一致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萧条阶段,市场不活跃,商品卖不出去,物价下降,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大量货币资本游离。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借贷资本的增加并不表示现实资本的增加。在复苏和繁荣阶段两者一致。在危机阶段,货币资本减少,产业资本过剩。总之,在复苏和高涨阶段,两者相一致;在萧条阶段,借贷资本的过剩与产业资本的收缩结合在一起;在危机阶段,借贷资本的奇缺与产业资本的过剩结合在一起。
经济危机的原因不在于货币的缺乏,而在于生产与消费的对立。经济危机往往表现为货币危机和信用危机。但是货币危机和信用危机不是危机的原因,这一切都是生产过剩造成的。在危机时,商品价值得不到实现,有价证券贬值。这说明,货币危机加深经济危机。
除了具体分析各种资本及其与经济危机的关系以外,马克思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随着股份公司的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认为:股份公司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系列扬弃。这种变化极大地缓和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以致《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
但是,基本矛盾依然存在,经济危机依然发生。尤其在一战以后的十年中,西方国家的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达到空前的繁荣,虚拟经济迅速膨胀;与此同时,欧洲主要国家严重依赖美国经济。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迅速蔓延欧美各国,引发严重经济危机。
约•梅•凯恩斯从宏观经济出发,重新确定了政府对发展经济的责任和作用。在保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情况下找到了克服经济危机的办法。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没有发生重大经济危机。以致人们似乎淡忘了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但是,基本矛盾依然存在。首先表现为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而且只要政府的政策稍有失误,立即转为“衰退”和“危机”。上世纪,日本在八十年代因“房地产泡沫”造成的长期衰退,和德国在九十年代掉入“新经济陷阱”造成的长期经济下滑,都是政府决策失误所致。而2008年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更是美国几届政府一再用短期行为制造泡沫经济,并通过滥发美元和国债,将泡沫推向全球。次贷危机只不过是导火索而已。其本质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集中表现。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认识了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以后,从中吸取教训,从根本上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二十世纪,世界经济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各国严重依赖美国经济。而美国则以高消费、高能耗、不加节制的美国生活方式,负债消费,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大规模赤字经济等方式发展经济,并且带动世界经济增长。尤其在二战以后,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使这种发展方式达到荒谬的状况。这次全球经济危机表明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再也难以为继了。人们不能不深刻反思:
世界经济应该怎么办?
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哪些急须解决的紧迫问题?
首先应该正确认识我们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的定位。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于经济基础。
它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本质上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不同时代的历史定位就是指它所处的生产力发展阶段。
在影响生产力的众多因素中,人类掌握的能源技术具有决定性作用。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人类用矿物燃料作为主要动力来源。使生产效率成十、成百倍地提高。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二十世纪,人类进入石油时代,人类在一个世纪创造的财富是历史财富总和的几十倍。但是,主要能源仍为矿物燃料,没有本质变化。
依靠矿物燃料燃烧释放的化学能作为主要能源所能够达到的生产力水平是极其有限的。矿物燃料所能释放的化学能是太少了,以致于按照「相对论」计算出来的质量变化根本无法测量。事实上,仅仅经过两个多世纪,尤其在二战以后高速发展后,矿物燃料所能达到的生产力正在接近其极限。
发达国家有两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以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莱茵河模式)。实行莱茵河模式的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按当前金价计算大约相当每月3盎司黄金)以后,经济增长一直很慢,甚至出现了停滞。而美国则仍在快速增长,现在已超过人均4万美元。我们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美国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靠一些短期行为:大量风险投资和金融衍生产品造成的金融泡沫、超前消费和滥发美元和国债等等。并不是真实的经济增长。正是这种短期行为,在泡沫破裂以后爆发了全球经济危机。以实体经济为主的欧洲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经济增长缓慢期。今天,能源枯竭、燃烧产物污染环境等已成为制约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一切表明,今天人类正处于矿物燃料能源时代的发展后期。
为此,发达国家不应当再盲目追求GDP快速增长,尤其不应借助金融泡沫来制造GDP增长。他们应更多地着眼于全球的公平公正。人类历史证明:效率与公平是社会发展中永远的矛盾。一种社会形态在其发展之初,往往过分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但是,缺乏公平的效率是难以为继的;而且过度不公平的社会也不会给人们带来安定幸福。发达国家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今天,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里,最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之间人均GDP相差在500倍以上,贫穷落后正制约着人类发展,也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广大发展中国家将是人类未来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市场。发达国家只有在与发展中国家共享进步成果,缩小贫富差距,世界才能求得真正的发展和安宁。
第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要认识只有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虚拟经济不通过实际生产过程是不会自己生出钱来的,它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今天,全球虚拟经济总量已是GDP总量的七倍以上,美国的虚拟经济更曾达到GDP的23倍,这个比例无论如何看都是太多了,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泡沫,应当抓紧机会调整结构,使虚拟经济减少到安全合理的比例。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永远牢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论述。这个基本矛盾就是一柄悬挂在资本主义制度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剑,只顾眼前利益的短期行为只会使矛盾激化导致重大经济危机。人类只有谨慎小心,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避免重大失误和痛苦。
第三,1944年7月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并在1945年12月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之后,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
1971年,美国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实际上已失去了作为世界货币的基础。美国政府却利用不合理的特权不负责任地滥发美元和国债。37年来,美元已经贬值二十多倍,美国借机大规模实行赤字经济,掠夺各国实体经济,转嫁危机。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正是不合理的世界金融体系矛盾的集中爆发。改变世界金融体系已经刻不容缓。
二十一世纪初,欧洲国家按照蒙代尔的理论成功运作了欧元,成为一种跨国界的共同货币。今天,美国、欧共体、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已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0%以上。应当以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和英磅为基础,运作一种“世界元”,作为国际贸易的价值尺度,流通、贮藏和支付手段,平衡国际贸易差额等。并以“世界元”为中心,重建一个责任与权利、义务相一致,有严格监管的新国际金融体系。
第四,发展先进生产力,主要依靠实体经济。当前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瓶颈是落后的能源结构。人类急需寻找一种高效、清洁、方便、廉价和取之不尽的新能源。显然,矿物燃料(包括人们寄予厚望的“可燃冰”等)根本无法满足这些要求。核裂变技术的原料稀缺、反应产物为剧毒物质,也不可能成为新一代主要能源。看来,只有核聚变技术可以使功率成千上万倍提高;作为原料的H2、H3在月球和其他星球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反应产物为无害的He,且数量很少。
为了人类社会的继续发展,当前急需开发核聚变能的利用研究;一方面是太阳能的高效直接转化(也是核聚变产生的);另一方面是研究可控核聚变技术。
人类掌握了新能源技术以后,生产和生活都将发生重大变化。交通将更加便捷,还可实现深太空旅行和运输,运回其他星球资源;还可以人工改变气候和水资源分布,从而使更多地区适宜人类居住,人们可以住得更加分散、更加舒适;人类可以工业合成食物和大规模制造氧气而不必再占用大量土地,地球将可以容纳更多人口。
工业生产方式将发生很大变化,生产将更加小型化、分散化和个性化,生产规模、生产组织和市场模式将发生重大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将更少,人们之间将更加平等。从而实现马克思曾经设想的“有个性的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第五,在矿物燃料经济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还是很低的。应当坚决摈弃高消费、高能耗的浪费生活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提倡返璞归真,崇尚环保、节俭、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发达国家,应当承担更多责任,反对过度奢华的物质追求,大力进行新能源、环保、循环经济等方面的研究。
这些都是困难的难题。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漫长、混乱而痛苦的过程,也是各国利益的博奕过程。发达国家必须承担更大责任,作出更多让步。美国不仅会失去其政治和军事上一强独大局面,也将失去其在国际经济体制中的垄断地位。但是,又是无法逃避的现实,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今天,各国政府采取的“救市”政策只是一些“镇痛剂”式的权宜措施。像美国那样超大规模发行国债“救市”,使本已极度庞大的债务雪上加霜,更有饮鸠止渴之虞。只有对目前世界经济体制进行重大改革,才能真正摆脱经济危机。上述难题的具体解决方法会有不同,但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发展趋势也是不可改变的。人类不可能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长期忍受畸形的体制。
这次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国家许多人又重新研究<资本论>,它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生命力。今天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科学。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的著作和工作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发展和创新。从<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第一卷到第三卷,直到恩格斯的<一八九一年社会层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和在1889年指导成立「第二国标」等活动中,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一条清晰的发展创新轨迹。今天,我们仍然应当以发展创新精神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是不断发展创新的。但是其基本原则是永恒的。如: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等。
第三,人类在几千年实践和总结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表面看来,似乎内容庞杂纷繁、门类繁多、众说纷耘。实际上,人类的文化是由一批永恒的价值标准统领的。这些标准是恒久而历久弥新,常用常新的。是人类文化的灵魂和骨骼。
在人类文化众多的价值标准中,最根本的就是“以人为本”,它是一切价值标准的基础。首先是将“是否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为衡量一切是非和道德的基本准则。凡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就是正确的、先进的、善良的、美好的和道德的;反之就是错误的、落后的、鄙恶的、丑陋的和不道德的。
“以人为本”,还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主要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力的核心是人的创新能力。依靠损害劳动者健康的超强劳动所取得的经济效益不是先进生产力。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是为了人。要使全人类能够共享发展成果。
“以人为本”思想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基础。所以,我们也必须用“以人为本”思想去理解和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
经济危机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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