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根基<易经>最重要两卦：‘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指出人类应当努力奋斗，以改善自己生存质量；个人则应努力开创自己事业。‘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指出了人类的责任，保护好大自然；个人则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两者看似相反，却是互相依存的。一个人如果只顾个人事业，放弃社会责任，终将被社会唾弃
　　‘乾卦’最上一爻“上九”为“亢龙有悔，”‘坤卦’最上一爻“上六”为“龙战於野，其血玄黄，”都是说的阴阳转化，物极必反，事物超过适当限度就会转向反面。
　　<易经>阴阳转化可以用“阴阳鱼”表现为：阳极转阴，阴极转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种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道家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儒家的忠恕，中庸之道等，都体现了这种哲理。
　　“阴阳平衡，相反相成，包容并蓄，过犹不及，物极必反，祸福相倚，否极泰来，”这是我们思考和观察一切问题所应该遵循的基本思维方法。
　　观察人与自然，就是“天人合一”，人是自然的一部份，应该努力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人不是自然的主人，不可能改变自然规律，更不可能创造规律。
　　观察人类社会发展，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于经济基础。两者必需适合，超前或滞后都会阻碍社会发展进步。
　　经济学上永恒的矛盾是公平与效率，分配与积累。过多分配，过于公平将无法调动人们积极性，发展缓慢；但是过多积累，不讲公平，必然引起社会混乱，而民众没有购买力将使产品过剩，引发经济危机。
　　二十世纪，经济学上最重要的两个互为依存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基尼系数，后者表示全部居民收入中不公平分配部份占收入总量的比例。基尼系数愈高表示社会愈不公平，一般在0.2至0.3为比较公平，0.3至0.4为相对合理，0.4至0.5为差距过大，0.5以上为不公平。
　　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8226;斯密有两本名著；在<国富论>中，他指出了追求个人利益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而在<道德情操论>中则指出人皆有“同情”的道德能力，正是这种人性“利他”的基本能力，使他人的幸福对我们具有充分的重要性。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也就是说，斯密认为商品经济既应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还应该有道德这只有形的手，或者说市场经济不但要有利益的计较，还应当有道德的考量。
　　这种认识十分重要。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没有法治就没有市场。这是人们都认识的。但是法治必需以道德为基础。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礼一体，”就是说“礼”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儒家治国思想是“礼法并用”“以礼为体，以法为用。”就是说法治必需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法治只是德治的补充。
　　西方的法治思想也是这样，西方法治理论的开创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他们的导师苏格拉底都强调法治的正义性，认为法律应是公道与正义的标志，立法的原则是依据公正理念制定法律，强调从正义衍生出法律，用以判断人间是非。
　　这一切说明市场经济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儒家“以义生利”的思想就是这个意思。
　　人类历史反覆证明，经济发展时，如果没有相应的道德建设，这样的社会将是危险的。罗马帝国的覆亡，北宋王朝的迅速衰败就是典型例证。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发展中更多注意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忽视道德这只有形的手，重视效率而漠视公平。“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在很长时期之内只限于少数白人男性有产者，社会出现严重不公正。因此，很快就在英国出现了产品过剩，发生经济危机，并且在以后形成周期性危机。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仅仅几周，欧洲的工人运动就风起云涌。以后，发达国家掠夺殖民地，争夺殖民地，内部阶级斗争不断，直到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结事以后，仅仅过了十年，经济刚刚恢复，又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制度似乎已经奄奄一息。
　　凯恩斯在苏联计划经济启发下，提出政府适度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才使经济逐步恢复平衡。
　　但是，也仅仅十年，又爆发了更加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以后，在凯恩斯学说指导下，经济上长期比较平衡地发展，政治则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人与保守党人轮流执政。经济政策则在自由主义与福利主义之间不断寻找平衡。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三十多年的平衡快速发展。
　　但是，缺乏科学世界观，平衡又被人为破坏。首先是美国在1971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破坏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的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的基础。而美国就可以通过滥发货币向全世界转嫁经济泡沫。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借IT行业快速发展之机，制造金融泡沫，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严重失衡；泡沫破裂时，又用房地产泡沫掩盖，并借助美元和国债将泡沫传向全球，终于在2008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历史表明：人类的现代化必须是一个平衡发展的过程，必须是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平衡，经济与文化（特别是道德体系）发展的平衡。现代化是一辆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建设四个轮子组成的汽车，而不是单独发展经济的独轮车。而各种平衡的基础是“以人为本”，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由大家分享发展成果。
　　二战前的发达国家，主要奉行基督教文明。二战后，一批信奉不同文明的国家迅速崛起。在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家，人均GDP很快越过1000美元，这个工业化的门槛。但是很快出现经济危机、政权更迭频繁，社会混乱，经济停滞甚至倒退，货币贬值、外汇储备空虚等等。这就是“拉美化”现象。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跨过工业化门槛以后，继续迅速发展。日本超欧赶美，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追赶欧洲。在短短三、四十年间成功实现了现代化。
　　“拉美化”现象表面的原因是产业结构过分对国外技术依赖，过度依赖外资，房地产泡沫等等。而实质上还是效率与公平失衡的问题。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不久，基尼系数很快超过危险的0.5，而且长期停留在0.5以上。而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则始终处于比较公平的0.3~0.4元间，即使在快速发展时期也如此。例如：韩国（1965年为0.34，1970年0.33，1975年0.39）。台湾（1966年为0.36，1968年为0.326，1970年为0.325）日本1968年为0.372等等。
　　结果是韩国GDP从1961年的21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4870亿美元，35年增长了232倍，人均GDP在1997年达到一万美元，被誉为“汉江奇迹”。台湾地区在国民党统治的50年中，年均增长8.1%。人均GDP在1993年达到一万美元，2000年达1.5万美元，而收入最高的20%人群与最低的20%人群的收入比始终保持在4.6倍左右。
　　亚洲国家和拉美国家这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背后深层次的是不同的文化背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属于大中华文化圈，懂得阴阳平衡、物极必反，“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的道理，他们知道社会“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防止贫富过于悬殊。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也体出了各种关系的平衡与失衡。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真理标准讨论”开始，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经济立即逢勃发展，仅仅几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知识界春意盎然，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周扬提出“科学无禁区”、“人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地位”等。
　　中国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我们党内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刘少奇作完报告后，毛泽东看了报告后说：报告很好，发扬了正气。以后一直作为党员重要学习材料，大大提升了广大党员素质，而为国内外进步势力拥护，对于中国革命胜利起了很大作用，建国后成为青年一代提高道德修养的重要教材。
　　应该说，中国在发展经济时，相应的文化建设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但是，为刘少奇平反以后，却几乎无人提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而在周扬等一批知识分子被批判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道德建设明显缓慢。当社会没有一个先进的价值体系指导时，任何先进理论和制度都只能被庸俗化理解。尤其在经济高速发展时候，“一切向钱看”就会成为实际指导思想；市场经济变成了“唯GDP论”、“唯市场论”。结果是许多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责推诿掉了，而各种审批特权却一点不肯放弃。甚至连医药卫生、教育这样本应由政府出资为广大民众服务的“市场失效”领域，竟然也推向市场，结果出现了以药养医、择校费等人类闻所未闻的邪门歪道，神圣的道德领域成为腐败多发领域，让纳税人二次付费，广大民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在“唯GDP”思想指导下，GDP快速增长的同时，基尼系数也突飞猛进。改革开放开始的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基尼系数为比较公平的0.28，到1995年就达到0.38，2000年就跨过了“警戒线”0.4，到2006年已接近不公平的0.5，如果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和其他非法收入之后，实际的基尼系数恐怕已接近危险的0.60。这是引发刑事案件高发，大量群发性事件，重大事故频发的根本原因。
　　由于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正，广大工农贫困缺乏购买力，内需长期萎靡不振，GDP主要依靠外贸顺差，投资和政府开支拉动。外贸顺差率高达12%，除了石油输出国等“天然顺差国”以外，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中极为罕见，换回大量美元，却没有合适货物可购买；大量投资于高能耗污染企业；政府开支被大量贪污浪费；而作为生产的主要目的人民消费却长期低于正常水平。这是一种严重失衡的畸形GDP。
　　经济快速发展，而道德建设不能相应跟上是非常危险的。人们在反思之余，上世纪九十年代民众自发掀起一股国学热。第三代领导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第四代领导又提出“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人类文化的基本原则，也是道德的根本出发点。
　　但是，有些地方政府（不是所有全部）和银行、国营企业的领导依然用“一切向钱看”作为指导思相，为了弄钱，不择手段，不顾广大民众痛苦，不顾中央意图和整体全局。
　　在本世纪初，从沿海发达地区带头，掀起一股地方政府勾结银行、开发商依靠卖地推高房价来增加财政收入之风，完全不管房屋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推高房价增加广大民众痛苦。人们将每平方米商品房均价除以人均月收入称为“住房痛苦指数”，2005年时东京约为1，纽约为0.65，伦敦为0.38，巴黎为2.47，新加坡为0.77，首尔为2.39，而北京在2006年已达到5，经过07年09年两轮狂涨之后，今天的北京市民住房已经痛苦到什么程度了？
　　依靠炒作房地产泡沫来增加政府收入是饮鸠止渴，房奴们节衣缩食将影响其他产品购买力，实际是用房地产泡沫绑架其他实体经济；房地产行业沉淀了大量资金，一旦泡沫破裂，必将引起全面危机，世界近三十年来重大金融危机几乎都是由房地产泡沫引起的。对此，银行和地方政府官员是心知肚明的。是明知其不应为而为之。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决定实行适废宽松的货币政策，拉动内需，推动就业。
　　这种宽松应当是“适度”的，尤其在外资热钱大量涌入的情况下，本来不应增加很多投放。但是，2009年上半年却发放了7.37万亿贷款，超过2007或08年全年贷款总量的150%，而且是在实体经济和外贸大幅减少的情况下，投入这么多贷款，给谁？干什么？
　　如果投给中小企业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说得过去。却主要贷给了生产萎缩的大型国企，许多国企并无适销对路的新项，却轻易得到大量贷款，就投向股市和楼市，制造泡沫以获取暴利。完全不顾中央的意图和民众愤怒情绪，“一心向钱看”，甚至公然违规发放贷款，制造房地产泡沫。
　　中央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决不是为了制造泡沫；泡沫不是劳动创造的价值，从泡沫中赚到的是百姓的血汗钱，是百姓的购买力，是对实体经济复苏的破坏；绑架的是整个国民经济。从泡沫中得到好处的是极少数人，而泡沫破裂所造成的灾难是要全国人民来承担的。
　　如今，泡沫已经形成，通货膨胀正在悄悄走来，当务之急是让泡沫慢慢软着陆，防止继续膨大破裂。
　　对于住房、医疗卫生、教育、公共交通等事关民众生活切身利益的领域，是作为国计民生的大事来做，还是作牟利和拉动GDP的手段，是真假“以人为本”的试金石，将GDP作为政府工作追求的最终目标，还是将增加民众的幸福作为自己追求的政绩，是真假以“以人为本”的分水岭。
　　民众憎恨增加他们痛苦的GDP数字游戏，需要增加真实幸福感的政绩。宁可慢些，但要幸福些。
　　中央一再出重拳平抑房价，民众还在不顾沉重债务抢购天价楼房，表明民众已经失去了信心，当务之急是恢复人们信心，只有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加强中央和民众的合力监督，严格追究制造泡沫的失职公职人员。
　　分析了中国和世界政治经济失衡情况，就可以预计下一个十年的主要任务：
　　○1建立“以人为本”为核心，以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相结合作为平台，吸收西方普世价值的现代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从小学开始对全社会进行教育。批制“一切向钱看”的庸俗价值观。
　　○2以新的价值体系为依据，审视和制订法律法规。重新制定官员考核标准。用一个新的平衡的标准体系代替“唯GDP”体系。
　　○3大量培养法律人才。法律工作者道德要具有“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然后才是熟悉掌握法制条文。大批发展法律队伍，淘汰缺乏道德观念者。
　　○4加强中央纪委力量，监督指导司法、执法工作。从人员素质和制度上加强法制建设。
　　○5加强人大立法工作和监督工作。尤其要监督各级地方政府、银行和国营企业的工作。
　　○6增加人大代表与选民的联系，建立代表与选区选民定期见面制度。人大代表的主要职责是真实反映民意。
　　○7加强打击黑恶势力。许多地方以黑生钱，以钱养黑，黑恶势力已经成为实行民主制度的主要障碍。
　　○8加强网络民意监督。打击网上黑恶势力，防止利用网络操控舆论。
　　○9第五代领导人将带领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加强民主建设进程。增加政府工作透明度，加强中央和民间监督。建立县处级以上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县级以下主要官员差额选举；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应先公布详细审计结果，再让民众讨论。
　　○11黄金暴涨，美元不断贬值，将使更多国家抛弃美元；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已经势力在必行，欧盟和发展中国将主导这一工作。
　　○11美元的衰落将使发达经济体长期缓慢发展。世界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发展中国家。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将愈来愈小。依靠廉价劳动力大量出口低科技产品的发展模式将更加困难。经济增长将回到以内需为主的正常经济发展道路、分配必须趋向更加公平，以增加广大工农民众购买力。GDP增速和基尼系数都应适当降低。GDP当应增加民众幸福感。
　　○12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是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可燃冰开发技术将取得突破；风力、太阳能发电将迅速增长。太阳能转化和核聚变技术在理论与技术上将取得新的突破；月球氦3争夺战将拉开序幕。纳米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物联网技术等将从应用研究转入推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