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各国均采取去杠杆化来实现经济平衡，在南欧国家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之后，普遍采取压缩政府公共开支的紧缩经济学，使之成为当下欧盟国家的热点问题。

　　同时，采取紧缩政策的默克尔政府正遭受欧盟其他国家的诟病。统一货币，但社会生产率不一，社会财富就会向生产率高的地区集中。因此，这使得德国可以不需要提高通货膨胀率、增加政府债务的前提下很好的实现经济平衡并保持增长。

　　中国自从2009年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因未能带来经济平衡性增长，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保持了经济增长却使得制造业遭受沉重打击，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抑制了其他的投资机会。这使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背负巨额债务，银行也面临政府不能偿债而造成坏账问题，使得银行不良资产增加。

　　从表象上看，采取紧缩经济是正确的，它确保一国经济的平衡性。但是事情往往都不会那么简单，如果采取量入为出的方式采取经济行为，那么就会使得经济因为缺乏发展机会而陷入停顿。但是消费的增加、消费居民数量增加或者居民消费能力增加，抑或就是简单的维持平常消费，如果没有经济收益的增加则连往常的基本消费能力也无法维持就会出现问题。

　　因为消费的持续存在，经济一定要获得发展，而量入为出的规划投资往往做不到这一点。德国的局面是因为欧元区其他低社会生产率的地区为其提供了支持，使得同样数量的欧元在德国具有更高的价值，通过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同样实现了经济的另一种增长。

　　但在一般的情形下，特别是创新能力比价低或者没有创新能力的国家或地区，要获得经济的增长，让居民的消费得到满足并促使居民获得更多的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社会生产的增加，让经济充满活力；当然，社会生产的增加，会进一步刺激相关生产活动的增加并刺激创新活动的开展。

　　而在上述一般情形下，则往往需要政府增加公共开支来帮助市场、企业获得发展。有些投资活动不具备带动作用，就称为内闭性的吧，有些投资活动的开展可以引发很多其他投资经济活动的兴起，叫做外开性吧。政府增加公共开支不免会造成债务，如果内闭性投资过多，显然会引发债务的增加，造成收支的进一步失衡并可能突破维持债务可靠性的临界点。

　　政府背负债务，在布坎南的理论中会抑制经济未来的发展机会，是在拿将来的钱用在现在消费。另一方面，政府债务增加，如果公共开支不能持续保持，就会引发社会问题。这主要表现在政府信用下降，人们对经济活动缺乏安全感，从而抑制了人们进一步进行经济投资的冲动，这显然使得经济发展更加被动，政府债务危机加深。

　　中国地方政府为了获得经济进一步发展，在背负巨额债务的前提下为了实现经济再平衡，显然是在扩大投资以期实现或者提高对前期投资的利润转化率。人们没有看到政府债务引发社会问题，斯宾塞认为政府坐拥很多资产是它的保障，如果经济进一步发展，应该不会存在政府债务危机，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

　　不管怎样，政府债务不能无限制增加，为了经济健康发展，它应该保持在一种适当的水平，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会实现经济的再平衡而不至于引发债务危机。此间，哈佛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提出债务临界值的观点：90%是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的一个临界值，若高于90%，经济增速就会骤降。

　　一些经济评论家，对此提出质疑，一是90%是否正确的界限，二是债务GDP占比与经济增速有无必然联系。首先对90%的设定，应该是考虑到如果债务GDP相当则完全造成了透支，没有结余则无法保障市场主体发展经济的信心。但质疑者认为这一数目未必正确，即使200%的债务GDP占比也未必造成经济增速的骤降。一旦经济发展收到抑制，债务的增加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显然就不再那么明显。至于何时两者脱节，不同经济体应有不同。而债务GDP占比跟经济发展何时脱节，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看看日本应该更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