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分析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
孙伟光
西方经济学认为，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是对经济增长原理最生动形象的表述。中国近些年来取得了经济的巨大发展，GDP总量已超越东邻日本，跃然世界第二。但快速的增长，也带来了一些负面问题，比如城市群污染、区域发展不均衡、局部产业过热、贸易摩擦加剧等困境。中国的城镇化战略，应该是基于城市与乡村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加剧、整体经济发展内需不足、大城市病发作等困境的土壤里提出的。城镇化之路要怎样走呢？下面从西方经济学原理来作粗浅之分析。
一、重商主义旗帜下的出口制胜战略
“出口”，即参与国际贸易竞争，利用本国的工人、土地、资源、禀赋、产品等要素，组织生产，与别的交易商品和服务，以取得价值的跨国实现。这不得不提起重商主义经济学派。重商主义是指通过发展本国企业，靠商品打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扩大商品销售，借以发展国内经的学说。重商主义特别倚重出口，主张大力发展国际贸易，促进生产发展，增加国家财富。重商主义盛行于16-18世纪的欧洲和19-21世纪的亚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十几年发展历程，很有点重商主义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导向型产业，快速成为“世界工厂”。如20世纪末期，中国纺织业把握日本、亚洲四小龙产业转移机遇，大量引进生产线，纺织产品依靠物美价廉，逐渐占领国际市场；二是政府大力鼓励出口，给予出口型企业大量补贴，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劳动力就业，积极带动了国内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发展；三是从贸易顺差中赚到了大量外汇储备。中国在近十几年的发展中，积累了数以万亿记的美元外汇储备，大大改变了改革开放前一穷二白的经济状况；四是整个社会都把货币看成财富的标志。人民币越来越成为大部分民众的奋斗目标、追求所在、生命意义，雷锋精神在社会大众的思想当中越来越淡泊，渐失存在的土壤。举个典型的例子，在大街上如果看到有老人晕倒，人们考虑的不是扶一把，而是其后会不会招致额外的经济法律责任。但是，这种重商主义的发展模式，也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面对欧美等国的债务危机，面对国内人工成本的上升，世界产业格局出现两个特点：一是劳动密集型的、以出口或代工为主的中小制造企业由中国向越南、缅甸、印度、印尼、中国中西部地区等劳动力和资源更低廉的地区转移，同时，高端制造业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引导下回流。美国开始越来越抵制中国，不时对中国启动商品倾销调查，征收惩罚性关税，限制海外投资，抛售中国概念股……最近，欧盟对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47%的惩罚性关税，也在说明这种“重商主义”发展模式已经失去了耀眼的光环。重商主义在为中国提升国力、展示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们精神的空虚、环境资源的破坏、贸易战的爆发、经济政治矛盾的积聚……而中国的城镇化建设，目的应该是把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集中到小城镇去生活，从而成为产业工人，为工业、商业、现代化服务业等提供低成本、稳定的劳动力人工，大量的小城镇发展必然带来巨大的生产需求，带来大量农村土地的释放，带来农业大规模生产的高效率，带来工业化巨大产能的救赎。所以，中国城镇化建设之路，性质上和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的西进运动一样，是一种社会分工之路、资本发展之路、农业产业化之路，是中国二次改革以获求新的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的必然选择。
二、凯恩斯主义公权力投资之觞
谈到投资，又不得不提一下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里提出，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扩大政府开支，主动增加财政赤字，以刺激经济，维持繁荣。中国胡温新政期间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例如大规模的高铁建设、高速公路建设、港口建设、机场建设等，目的就是依靠政府主动的经济活动，来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从而达到经济发展的相对稳定，这帮助中国暂时摆脱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次债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但是，凯恩斯主义也给中国带来了负面的东西。一是投资方面国家挤占了私人部门的利益，带来了资源利用的低效率。投资主要分民间和政府两块内容，无论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都涉及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的问题。政府的投资主要指财政支出、国有控股、国有大型企业，民间的投资主要是个体、独资、合资等经济，由小企业主、农民、城市平民、中产阶级等在股票、房地产、微小企业、商业、服务业等方面的经济投资活动。政府通过一系列的发行国债，投资基建、教育，加强科技，国防，卫生等事业的财政预算支出，来购买产品和服务，从而扩大国内需求，从而促进生产领域的增长。但政府投资的低效率却也显著的。高铁大规模规划、西部大开发、城铁建设、房地产投资，都在尽最大的努力来刺激中国经济的神经，虽然使中国数年以保持8%以上的GDP增速前行，但是由于只是政府在唱独角戏，没有及时从经济体制、制度建设方面进行经济学意义上的改革创新，民间资本被有意无意的排斥于政府采购之外，效率方面，看一看高速列车非节假日高企的空座率就可见一斑。铁道部为代表的基建项目，在大工程投招标运作过程中的内部腐败、抛弃市场的产业定位和非企业性质的运作模式最终在众多质疑声中轰然倒下，留下天量的债务和国内银行企业极不情愿买单的风险地雷。二是无节制的政府投资刺激，使过热的经济火上浇油，人们的幸福感在减少。在国家投资大扩张的同时，GDP的增长质量上或多或少的被狂热的高增长率所忽视，温州动车事故、蒙牛质量问题、高速公路桥坍塌事件、茅台为首的白酒塑化剂问题、北京雾霾事件、超大城市快速膨胀之困惑等等，种种现象在说明，中国的发展需要放下步子来了，需要冷静下来想一想了，需要问一下大众的感受，人们到底从经济总量的上升中，受益了多少，失去了什么，生活质量提高了吗，过得健康吗？幸福感多了还是少了……从目前国内的经济发展的态势看，凯恩斯主义的负面问题也在逐渐显现，那就是经济增速的放缓和物价水平的飞涨，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发时，往往束手无策。三是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带来了经济发展对社会资源的过度透支。山西能源强省的发展历程就是体现了这一点，煤炭被过渡开采，以供应铺天盖地的全国基建、房地产、钢铁等行业的发展，这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大同已经越来越不像一个旅游城市，人们生活在大气污染之中。以GDP论英雄的地方大员考核表，使得全国各路诸侯急功近利，弃用泽被长远之策，反取眼前开花之短，如河北、山西、内蒙等省份的植被破坏，造成了京津地区沙尘天气的发生，如无度发展的小汽车产业，让拥挤的北京越来越拥挤，雾霾的天空越来越雾霾。小城镇建设，可以带来投资需求，可以维持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但是，如果是以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大发展，则很可能把中国美丽乡村变成空气污浊的城镇，人们村落而居的生活方式大集中之余，健康、环保和绿色的生活方式则受到了威胁。城镇化建设之路，要靠国家立法严控生存环境不被破坏的底线，要靠长远、明智、公平的税收转移支援政策，要靠高瞻远瞩、科学规划、权力制衡的理性框架，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三、恩格尔定律之外的房地产泡沫与消费结构升级
消费，也是经济发展的一驾“马车”，这里要提一下恩格尔定律。德国人恩格尔提出：一个家庭收入越少，用于购买生存性的食物的支出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费用所占比例就越大。这里说的消费，主要是指社会大众的生活消费，私人购买粮食、衣服、小汽车、购买电器、购买家俱、购买照像机、带着家人出去旅游、购买健身娱乐、购买医疗保健、购买奢侈品、购买中国生产出来的可以合法销售的商品等等都是消费的范畴，这种购买的力量逐渐增强了，就会对生产性企业带来一种内在的动力，供需两旺，波浪式推进，从而达到一种生产、创新、提升、消费、再生产的健康的循环。有消费，才会有生产，充分、健康的消费力量，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能够拉动生产，从而拉动就业，实现人力、资本、土地、租金、工业技术、管理理念等等的共荣发展、循环发展、有机发展、可持续发展……但是，现在国内消费力严重不足，使得这辆马车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是有效消费严重不足，通货膨胀，钱不值钱。中国人过穷日子都过惯了，再加上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尚初步小康，远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具有的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所以，要让国人大改消费理念，的确是一大难事。但是既然要刺激消费，首先要让大众有钱消费才可，然而无论是内生的通货膨胀，还是国外输入的通货膨胀，都已经让高储蓄率的国人备受贬值之苦，同时生活费用却日见高涨，“实际钱包”日见消瘦，处境确是尴尬。二是房地产价格高企的泡沫，破坏了生产消费循环的有机体，出现经济空心化。日渐失控的房地产经济，吸收了大量的社会资金，其高利润使得其他实业部门调转航向，大搞房地产，这对新兴产业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害莫大焉。其实，国内的通货膨胀率，远远的高过了人们的收入的增长幅度，再加上房地产的高价，一旦买了房子，其余的消费几乎就不敢去想，这样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实业部门缺乏消费的带动，只能生产低端产品，因为低端货可以满足人们微弱的消费需求，这必然就耽误了产业升级，中国造的货物就不会高端，在社会分工的国际竞争中就会处于劣势，国际竞争力自然也会受到威胁。城镇化建设绝不是钢筋水泥的房地产运动，也不应该是漫天无序的破坏性重建。社会资源把力量集中放在盖房子上，就没有钱生产其他的像手表呀、电脑呀、电视呀、手机呀、汽车呀等老百姓喜欢的东西上，或者生产了，但是由于科技、研发、人力投入的少，资金投入的少，质量不行啊，没有技术创新，没有生产规模，这样人们不会去消费，所以最后呢，人饿着肚子、消费低端商品和服务，望丰富多彩的生活而穿秋水，没有人去办具有软实力的生物、信息、网络、物联网，最后大家人手一套水泥+钢筯+玻璃的房子，这就形成了国家经济的空心化危机。此外，房子生产的长期性、滞后性和不可重复性，会使很多人都饿着肚子买大房子时，背负了一生的银行债务，时间过去十年、二十年后，一看全中国都是新房子，可是人口老龄化很历害了，又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收入难以为继，这时候按揭做的住房贷款就会出现风险，金融企业手里就会出现一大批不良贷款，国家的安定和经济生活的健康发展就会受到威胁。三是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社会保障发展滞后。经济发展了，就要使人民富裕起来，大幅度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可以促进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了，人们就自然会提高生活消费水平。城乡居民在吃饱饭的前提下，增加的消费支出一定会投入到非食品消费上，如提高穿着水平，改善居住条件，购买耐用消费品提高生活质量，增加教育学习方面的投资以提高自身素质，增加外出旅游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等；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一国政府最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处于温饱线以下的人们，只有在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以后，医疗费用支出才会大大减少，生活质量才能得以改善，食品支出费用会有所上升，恩格尔系数会相应上升,而幸福指数却会大大上升。所以，城镇化应该是增加居民收入的城镇化，是熨平通货膨胀率的城镇化，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城镇化。只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规划，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物质生活水平不降低，而不是任由地租无限上涨，实业日渐式微；只有做到保障收入分配适度公平，而不是贫富分化加剧；只有承担起亚当.斯密所说的“守夜人”的职责，保证社会公平与稳定、医疗体制完善、失业最底保障、教育权利平等，而不是“拼爹”盛行、城乡福利二元化、教育科技水平滞后；是承认历史、传承文化、保护环境的善良发展，而不是无视民生、不顾民有、末达民享之粗放发展，城镇化要保持自己的个性，要发展自己的优势，要做大自己的品牌，要活出自己的精彩。
出口、投资和消费，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马车不能完全在柏油马路上疾驰，有时候它还需要在乡间小道上悠闲散步，这需要高明的马车夫掌控缰绳的力度。无论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还是恩格尔定律，都启示我们：在城镇化建设的道路上，处理好为与不为的关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站位补位的关系，处理好法律、税收与道德的关系，政府部门真正做到亚当斯密所推崇的国家“守夜人”的角色， “大道母群物，达人腹众才” ，经济运行才能健康而富有活力。
此文与研究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人们共讨论。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３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