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中国与西方应互学些什么？
文 / 刘浩锋
21世纪，经济全球一体化加速，人类走进了地球村部落。然而，价值冲突与融合所折射出的全球不同文化与文明的隔膜与交媾，需要人类作出划时代的清晰思考与全球文化复兴的逻辑重建。
1、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
历史是遵循天道宇宙法则辩证运行的。百年民族衰落，被西方领先器物文明洞开了国门。此时，据郑和下西洋的15世纪至20世纪刚好500年左右。
救亡图存的中华民族需要向西方学习什么呢？
历史一个大螺旋。明朝给西方输送的文物与美德，5个世纪前后，西方先是送来了运载鸦片的坚船利炮与基于个人为中心的理性人价值与改革后为资本逐利代言的耶教信仰。接继从俄国送来了马克思革命学说与社会主义追求整体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正是后者，它诞生了中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指导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走向独立与伟大复兴之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取代了少数资本家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民主宪政，集体主义至上的人民社会取代了个体主义至上的西方公民社会。
为何不是资本主义民主宪政取得胜利？而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取得胜利呢？因为，后者与中华民族固有的公天下的圣贤政治道统与民族精神息息相通，它能更为有效的团结大多数国民实现力量的最大化，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因此，无论中国怎么改革，都必须坚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继承民族大同社会理想的和谐社会。
然而，两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有它的合理性。资本主义民主宪政依托的是排斥矛盾的形式逻辑思维系统与相应的利己的私恶价值假设为基础的文化大厦。而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依托的是接纳矛盾的唯物辩证法思维系统与相应的利他的公善价值为基础的文化大厦。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与个人自由、人权，崇尚局部看来公平、但整体看来并不公平的自由竞争。集体主义、威权主义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与集体自由与集体人格基础上的人权，崇尚局部看来不公平、但整体看来公平的计划配置。
为何资本家迷信理性人价值，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不惜损人利己，最后导致整体系统的崩溃陷入互损的大起大落恶性循环与整体利益最小化的悖论。为何不能有效调节劳资互利、动态均衡关系创造共赢的平稳高速的良性循环呢？这是它所依赖的逻辑工具所决定的。
形式逻辑系统是建立在假设求证基础上、反应事物运动局部真相、局部有效的推理方式。正是因为这种方式，所以它能使得事物不断分类朝精细化发展，促进器物科技进入高尖端阶段，但同时导致综合不足对整体真相的缺失与背离。正是因为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它在企业系统中，资本家为了自己局部短期利益最大化，总是不能处理劳资这对矛盾关系，最后导致资源财富流动迅速向少数人集中，每个企业财富配置的分化导致扩延整个社会系统爆发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它的数理基础就是形式逻辑悖论。
历史上每次经济危机，大量资本家的产品不是倒进河里就是烂在仓库。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饿死上百万人口之后，美国才开始援引社会主义元素缓解资本主义体系给社会造成的痛苦，出现凯恩斯主义。但凯恩斯主义依然未能从逻辑上转向，实现政府干预计划手段与自由市场之间的互补均衡，导致陷入另一个滞胀的经济危机的极端。这种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于是，另一个上台的执政党为了缓和政府干预带来的负面效应，回归放纵投机的经济自由主义。这样，西方经济就在这两个极端之中大摇大摆的周期运动。从而，只有运用新的逻辑工具与思维方式，化解形式逻辑悖论才能跳出周期分化的西方危机。
“天道经济学”就是依托接纳矛盾关系的天道辩证逻辑工具，驾驭形式逻辑，化解悖论危机，构建了新的经济学体系。它既吸取了形式逻辑与自由市场的优点，也避免了悖论危机与经济危机爆发。为构建和谐的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一点，西方直到2013年才有个别经济学家觉悟到。英国经济学家科斯明确指出：现有一切西方经济学都是飘在空中的理论。出路在于换一种思维方式。境界决定方向，思想决定出路。正是因为大多数人们看不到这一层面，面对一直以来西方无解的周期危机，海内外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大言不惭危机的合法性正当性，以避免自身学识贫乏无能的尴尬困境。
因为，集体是建立在个体联合基础上，个体也是集体中的个体。追求集体整体长远利益最大化也要兼顾个体利益短期局部利益，忽略了个体利益短期局部利益的社会主义就像一颗苦涩的青果，还不成熟甜蜜。只有实现两者互补均衡的社会意识形态才是圆满的意识形态正果。因此，邓小平理论指导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寻求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富的、新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实践。
在科学技术上，中国百年需要向西方学习什么？
邵阳魏源为近代中国睁开了第一只看世界的巨眼，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由是，汹汹时局，举国精英开始了求学西方以救民于水火的西学东渐过程。逻辑作为科学的基础工具，500年来西方文化逐渐超越了中国文明上升为世界强国与世界文化中心得益于西方器物科学制度科学管理科学的发展。而它的科学基础工具正是来自于形式逻辑、数理逻辑的应用。然而，物极必反。形式逻辑的过渡应用与依赖，导致陷入了另一个失衡的极端。这种数理逻辑的应用将自身陷入了模型越精致越局促的困境。在这条道路上，形式逻辑已经陷入死胡同，很多大学如中央财经大学不得不中断逻辑学课程。北京大学的逻辑学课程与深入研究路径越来越窄小艰难。
它在器物科学上的应用，使得事物朝精细化方向发展；
在管理上的应用，使得管理科学精准化；
在制度科学上的应用使得权责清晰化，在资源配置上的应用使得产权具有边界；
在价值上的应用导致个人利益、短期局部利益至上化，而所谓平等、自由、民权都是在这假设基础上并非普世的局部有效价值；
在消费上的应用导致AA制；
在学术上的应用导致学科过于分类化；
在哲学上应用导致解构主义流行，颠覆自身合法性基础，陷入价值虚无主义困境；
在美学上应用导致支离破碎的形式主义审美细片而缺失灵魂主体。
在物理学上的应用导致发现了不断细化分化的各种粒子发现与量子理论，发明测不准理论与质能守恒定律；
在天体物理学上应用导致了只看见物理局部真相而忽略宇宙作为大生命整体真相的“霍金悖论”。
形式逻辑自身的局限确定了这些发现与发明都是宇宙局部真相，以及制度科学都是局部有效的，人类需要一种新的逻辑工具能够与客观复杂性系统吻合对应，那就是接纳矛盾关系的辩证逻辑。
只有辩证逻辑才能够综合被形式逻辑解构了的细片，重新连接综合，还原出宇宙整体事物的真相。这正是中华文化核心智慧天道宇宙法则重光引领世界文化艺术复兴的伟大意义。它根本上解决了西方文明困境，与时俱进发展了东方文明，整体性拓展了人类文明，从而推动人类走向真正普世价值的和谐社会。
2、西方应该向中国学习什么？
星河盘旋粒子轮转，历史演进亦有自身的辩证轨迹。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并深重影响中国文化走向的是大约两千年前的东汉末年佛学东渐。东汉末年到北宋初年一千年间隔，湖南道县周敦颐开创了理学，完成了儒释道合一。此后，北宋至今21世纪一千年间隔，恰恰是中国全面完成对一切外来文化进行大综合创新的光辉时代，代表着西方文明陨落亟待提升，与东方文明复兴，指引人类旧文明将进入新文明纪元。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应该向中国学习什么呢？
最核心关键的是西方应该向中国虚心学习依据天道宇宙法则建立起来的辩证逻辑工具。这个逻辑工具满足形式逻辑无法适应复杂性系统的需求，能够解决整体与无穷动态论域的问题。而形式逻辑只能解决局部与阶段性静态论域的问题。形式逻辑陷入悖论的困境，多重折射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之中。
形式逻辑的运用在经济学上必然导致斯密悖论。一边主张野蛮自由竞争不惜损人利己实现自己局部利益最大化，一边主张要有同情心，挥洒鳄鱼眼泪；在管理学上，也导致公平与效率的悖论。
形式逻辑的运用在政治学上，必然导致政治悖论。一边主张政党多党恶斗竞争，实现政党所代表的集团利益的最大化，一边主张要有博爱精神，一边发动战争，一边教堂祷告，证实了《圣经》里面披露的“披着羊皮的狼”。
形式逻辑的运用在价值上导致价值悖论，一边是平等、人权、自由、宪政，一边是富人豪强居高临下、家族垄断势力操纵形式民主与形式自由，本质上是背后的金融专制与实质独裁；一边是宪政至上代言人民制造宪法，一边是运用学界传媒优势规避法律逍遥法外。
形式逻辑的广泛应用而缺乏辩证逻辑的驾驭综合，导致对人与社会集群的异化，出现普遍的人格分裂。
只有逻辑思维方式的转向实现跨越发展，才能引领人们心灵认知与价值选择的螺旋型上升转向，使之符合天道宇宙法则，才能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多样互补、整体均衡”的辩证统一，跨越西方文明陷入周期悖论与大起大落互损恶性循环的困境，缔造平稳有力的共赢共和良性循环的光明前景。
因此，西方学界需要重新检讨自身的合理的辩证文化资源，重视黑格尔哲学与逻辑思想。因为黑格尔的哲学与辩证逻辑思想的创新灵感来自于当时欧洲学界对中国老子天道哲学的推崇与吸收创新，从而重续了西方古希腊早已中断了上千年的辩证法与逻各斯传统，为西方寻找到了符合真理普遍理性的精神气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正是来自于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剥离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需要从宋明理学心学中寻找“心物圆融”的辩证关系。所谓毛主席引用的“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就是要明了“心是阴的物，物是阳的心”的辩证关系，与时俱进完成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提升拓展，促进人类世界的心灵科学与社会主义中国的道德复兴成长，通过以人格心灵觉醒、人人自治基础上的科学共产主义社会。
3、呼唤改革大转折：改革陷入全面分化的极端
当形式逻辑陷入离散格局，导致对立割裂无法统一的悖论时候，需要运用辩证逻辑进行驾驭，使之避免系统崩盘。当社会陷入离散格局，导致矛盾尖锐无法调和的时候，需要果断及时运用辩证逻辑指导下的政策进行驾驭，使之逐渐转向均衡系统。否则，历史没有假设，系统一旦崩溃，大伤元气，内忧外患，万劫难复。
然而，改革开放中国主流学界由于主体思想照搬西方学术为指导思想，形式逻辑分析工具的应用，一方面导致了差异化竞争的突出，在短时间内创造了巨量财富，一方面也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出现了严重失衡畸形，财富分配陷入两极分化困境，继续沿袭这条旧路必然导致危机接继爆发，什么美梦都将破碎，只有真实的噩梦，出现不可持续发展的泥沼。
它在税务上的应用导致了分税制，并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博弈，地方与基层博弈，政府内部矛盾重重，社会内部也矛盾重重，乃至不可避免的出现基层反地方豪强的博弈维权抗争；在国企改革上的应用导致化公为私的国有财富分流，国企员工廉价扫地出门，金融贱卖股份私有化，以及国企与民企、消费市场的博弈、民企与消费市场的博弈。
它在文化体制改革上的应用，导致了企业化的事业单位丧失了事业的公共性质而沦为博弈方的强势者，对弱势一方进行了资源寻租的转化与公然掠夺。比如出版卖号、传媒卖版、新闻卖时段，在艺术上，再好的艺术作品与水准，往往必须服从掌握艺术话语权者的需求进行置换，艺术娱乐界逼人卖身卖笑泛滥开来。
它在教育改革上的应用，导致了学校企业化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与教授、学生博弈，教授与学生博弈，学费高涨服务倒退，学位功利化与权钱色交易，教授学术急功近利互相抄袭包庇，学术基金资源配置中出现暗箱操作近亲繁殖，远离公正公允；政府通过转移财政实现功能调节的、应该承担的公共服务功能以实现社会主义整体的公平正义价值，却被这种改革抹杀逃避了。这些博弈本质上就是鳄鱼吃大鱼，大鱼吃虾米的过程，它有效的和平演变了社会主义义理性，瓦解了党国的民心基础，形成了天下分崩、四方离散的格局。
它在医疗体制改革的应用上，导致医药分离，医院与医生博弈，医生与病人博弈，病人作为弱势方成为改革最大的受害者。
最要命的是在行政改革上，功能细化，机构越简越多，政府越来越臃肿，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在政治改革上的应用，必然要求党政分离、党军分离，乃至政府变成博弈的主体与社会的分离，国家与民族的分离，这种不断分化的迹象，导致党内派性的分离恶斗，不得不走向复制割裂制衡的西方宪政，陷入党国整体利益的最小化困境。
如果我们不能驾驭形式逻辑思维，那么，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导的国家经济混合所有制必然走向彻底私有制，民族魂魄固有的道德价值与民族精神被粉碎，体制内外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就越来越背离科学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如果习总书记为首的第五代党中央要真心实意救党避免分化陷入分崩离析，必须从此反思入手。如果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也必须从此反思入手，重建社会主义的义理，重新凝聚民心为基础。
中国近代至今的百多年西学东渐过程，对形式逻辑的学习应用逐渐占据了主流学术传媒，这种过度繁殖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天道辩证逻辑、易卦逻辑的作用。现代中国的形式数理逻辑水平已经与西方没有任何差异。西方有的形式逻辑数理系统，中国自身也完整吸收掌握。然而，正是因为形式逻辑陷入周期悖论的局限，西方数学逻辑学界发现了自身危机而寻找接纳矛盾的辩证形式系统。但是，西方还远未完成这个中心任务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博导赵总宽教授已经率先完成了形式语言的公理体系建立。它与时俱进证明了中华文化科学发展的能力，奠定了中华文化复兴的科学基础，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复兴的科学基础。为科学的飞跃与文明转向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而《和学》思想体系正是继承太极图蕴含的天道宇宙法则，运用天道辩证逻辑工具与“球容积圆面积最大”普遍有效数学原理，对西方学术的全面梳理与颠覆重建，更是对西方学术的全面拓展提升，为中华文化复兴与世界文化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可是，它的诸多学术著作，尤其是能够度化诸多邪教、澄清宇宙的《心力伦理科学原理》、《宇宙生命科学原理》，以及经世济用拨乱反正的《政治科学原理》、《经济科学原理》竟然无法在中国顺利出版，它是迫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形成的魔障文化氛围与惯性权威，这无疑宣告了中国精神正陷入“东亚病夫”的可怜境地。
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需要通过气势磅礴持久深入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从根从心重新拾起，重建强大厚实的民族魂魄，重塑伟岸挺拔的民族精神，扎实有力的在教育、文艺、宣传、民俗等文化社会各领域贯彻实施，迫在眉睫！但我们现在的文化体制改革形成的弱肉强食的博弈关系，与文化结构素养一边西倒的人才队伍心灵蒙蔽能力不足，又恰恰制约了它的茁壮成长。
因此，中国急需要一场政府倡导民间响应贤士集群群星灿烂的中华文化复兴启蒙运动，推广运用符合天道真理法则与时代特征的科学新思想，在各大科研院校蓬勃开展，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领域，沉入国民的心底，振奋民族精神，提升国民人格。
4、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需要突破“改革悖论”
所谓改革悖论，就是既有的改革思维与方式形成的路径依赖已经形成官僚利益至上，颠覆了社会主义自身合法性义理性基础，陷入和平演变的困境。它的根本颠覆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价值选择颠覆，不再崇信国家整体或集体利益最大化与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而是迷信资本主义个体局部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从灵魂上逐步瓦解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二是，这种价值选择作为基础，自由竞争的最后结果导致“官僚利益至上”而背弃了作为人民公仆的党性要求，形成了少数垄断占有大部分资源的官僚豪强阶层、依附于豪强阶层的中产小产阶级阶层、一般市民农民微产无产阶层的金字塔结构，最高端与最低端分化形成割裂对立。这从经济基础上逐步瓦解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三是，这种经济资源与财富分配的分化，进一步导致了民心与党心的分化，党心与国心的分化，中共之船无水可载，背弃了中共引领民族获得独立与革命胜利的群众路线法宝，走向了邓小平警示的两极分化邪路。群众路线法宝的核心是以人民利益至上，确保广大人民的利益随着生产力与综合国力的发展而不断提升走向共富，就是邓小平说的社会没有极富极贫，人民日子普遍好过。
要化解这个困境，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宪政国家一般都是通过对外扩张殖民。为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提前防范分化了中国的国际关系，正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外围对中国形成U型包围圈，全面扼杀中国。看不透西方的战略布局，看不到这一层，还有人幻想中国和美国是夫妻恩爱的关系那不是心智失常么？在美国思维方式与价值选择没有觉醒转向辩证思维与均衡互利价值之前，美国对于外部世界永远是鹰是狼。而中国需要避免是大象是前苏联被分瓜的命运，就要运用辩证逻辑驾驭形式逻辑，塑造成龙狮，世界缔造和平需要中国以新颖路径，以大格局运化，寻找历史机遇抓住欧美致命弱点，将西方凝聚击向中国的力量借势转为击向西方自己，以霹雳手段驯服，以圣贤菩萨之心度化之，这需要国家领导人有大智大勇大慈与高超的政治艺术。
美国文化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决定了，它总是通过两面手法分化中国，一方面通过价值输送，鼓励个人利益至上，培养扶持绑架了一部分化公为己、损国肥私的高官群体与知识局促的自由化知识精英，这些自由化知识精英占据智囊决策平台，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愚化民意，为国际国内的关联黑幕交易打掩护；一方面培养鼓励民间维权法律精英与维权异议人士反对政府，将一切腐败因素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抹黑中共领袖与解构民族圣贤，妖魔化中国，让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民族英雄与精神领袖，目的还是让中国人自暴自弃，继续崇洋媚外，以巩固岌岌可危的西方文化世界中心的位置，继续掌控引领世界价值走向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捍卫西方单极秩序背后滚滚而来的对全球利益的掠夺。
因此，西方价值输出与文化殖民虽然与以往军事扩张地理殖民形式不一样，但本质都是追求对外部资源财富的掠夺，尤其是单极世界金融秩序下的金融侵蚀掠夺，满足西方社会内部周期割裂的横沟。从而，东南亚诸国对中国崛起的敌视，都是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挑拨、利用、欺骗而已，满足他们短期局部的利益作为障眼法，最终是为了西方利益最大化而精心设置的分化亚洲的战略布局，让亚洲陷入内耗互损的恶性循环。殊不知，中华文化复兴与中国崛起是要从根本上破除这种失衡的世界发展格局，中断西方对亚洲与全球的利益掠夺，给亚洲乃至全世界带来整体利益与长久福祉，走向共和共生共荣的和谐世界。这个道理，中国要开动学术传媒与外交长期向亚洲与世界反复阐明，揭开笼罩在世界上空的魔障。
由于这威胁到美元国际结算货币地位，关系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动摇它的世界霸主，所以，亚洲一些国家凡是觉悟此问题的权力人士一旦寻求金融突破必然遭遇不测。比如，2012年9月，73岁高龄的日本金融相松下忠洋的突然死亡，众所周知与正在扩大中日韩货币互换动摇美元的国际结算货币地位存在因果关联。与此同时，中国似乎正在马不停蹄加紧金融布局，配合西方做空中国要求，不断深化金融自由化改革，以及进行了相应的金融人事调动安排。这充分彰显了美国势力在亚洲国家中的渗透之深，尤其是对日本韩国的暗中控制手段之严峻。他们表面友好的背后是满足美国与西方利益最大化的独裁专制——隐性殖民。
当中国的右派天真的做梦以为可以帮助中国实现更大发展进步的时候，须不知，等待他们的不是被抛弃就是囚禁的命运。因为，美国为了实现自己更大利益，处心积虑的是要扶植已经付出巨大代价包装的海外邪教过渡政府与被绑架洗脑了的流亡势力作为最终替代，让中国与整个亚洲变为美国的附庸国，任期永久掠夺长期充当世界霸主。
所以，美国捧起右派打倒中国左派，就是一着最明显的分化中共力量与民族复兴的棋子。而我们的右派只看到局部短期利益。他们下一步要利用的就是党内势力联合民众打倒国内右派代表势力。当薄熙来被打倒不久，接着温家宝家族资料被《纽约时报》详细公诸于世。不管是西方还是挺薄派海外公布的资料，客观上都会陷入西方希望中共掀起全面而深重的内斗，以坐收渔利。当两败俱伤斗红眼，哪一派都寻求美国支持的时候，一切都可以妥协的后果，就是丢弃了民族与党国整体长远利益根本利益，永久丧失了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中国梦也仅仅是一个遭西人嘲笑的真正愚蠢的梦幻。
总之，我有足够学术理由坚信：如果中国在金融改革上继续复制西方自由化政策积极钻入人家布置好的口袋而胸无应对之良策，有意或无意地配合海内外正在大肆叫嚣的“做空中国”的图谋，背离科学发展观，为社会分化国家动荡埋下定时炸弹，那么，这将是西方引爆中国危机的突破口。
因此，敬请习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站立在维护党国利益民族利益最大化的科学立场，出于挽救急功近利的右派的仁爱发心，尽速无条件释放薄熙来，并重用为副总理。这既是对右派长远利益的维护，使之政治互补均衡，也是对培植民族元气之根本利益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党国与人民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巩固，避免分化被逐个击破。
中国需要真正与时俱进坚持发展毛泽东思想，并以为时代旗帜的正能量，中国呼唤敢于实实在在担当为广大人民谋整体长远福利的大政治家，而不是为自己谋局部私利心灵幽暗的政客，来为贯彻18大党中央精神与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有力护航，推动以“人民利益至上”的改革大转向。
2013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