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说来：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的上层建筑（政治体制），但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什么样的社会政治体制却又语焉不详，这是本文试图深入探讨的问题。

　　通过对世界历史的粗略的考察，每个人似乎都很容易获得这样的认识，那就是世界历史中的社会大致可以归类于两种相互对立的“政治体制”（些微的差距仅限于程度的不同），一曰：专制制度，二曰：民主制度。而各路媒体也普遍向受众长期以来灌输着这样一种固有观念，即东方社会普遍有“专制”的文化传统，而西方社会普遍有“民主”的文化传统。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逐渐超越和抛离东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西方社会的“民主”的文化也开始对东方社会的“专制”的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挑战，各种形态的颜色革命方兴未艾。

　　一种先进文化（或制度）取代另一种落后的文化（或制度）本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倒是对文化（或制度）先进与落后的人为标准却值得深入研究，人毕竟不是万能的“上帝”，人定的所谓标准就存在错误的可能性。因此，我对“专制”和“民主”的文化（或制度）孰先进孰落后并无定见。

　　真正吸引我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社会倾向于“专制”文化（或制度）倾向？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社会倾向于“民主”文化（或制度）倾向？

　　1、“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的上层建筑（政治体制）”的熟语勾起我更深入的思考，随着对东西方经济史相关文献的阅读，找到了一个令我信服的问题答案，即社会可承受的“制度成本”决定了社会“制度文化”的取向。

　　（1）对于一个承受“制度成本”能力弱的社会，将倾向于“民主”的制度文化；

　　（2）对于一个承受“制度成本”能力强的社会，将倾向于“专制”的制度文化。

　　社会的“制度成本”是加著在社会的各个成员身上的“劳动成本”，因为任何社会无不是仰赖于社会劳动而得以维持的，而这些特定的“劳动成本”实际就构成了“国家税收”。“国家税收”的一个最核心的功能就是维持社会治理的耗费，用以支撑与国家管理规模相适应的“行政官僚体系”的正常运转。社会的“经济体量”是“国家税收”的依据，“经济体量”增长则“国家税收”趋于增长，“经济体量”维持不变则“国家税收”趋于维持恒定，“经济体量”缩小则“国家税收”趋于缩减，违反了这一自然经济规律就必然引发社会危机，进而更会引起“政治危机”并导致政权溃败。当“国家税收”不足以维持现行的管理模式，就有了“制度改革”的必要了。

　　“专制制度”是一种高效但表面耗费较大的“制度模式”，一般对应于“大政府小社会”；而“民主制度”是一种低效但表面耗费较小的“制度模式”。一般对应于“小政府大社会”。这里的大小指的是社会总资本规模的控制权分配比例的关系，而社会的总资本规模实际对应着社会的总体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

　　如果一个“专制制度”的国家，其社会总资本若能无差别地为全民服务而非被少数权贵集团私占，那么这将无异于“共产主义社会”。

　　如果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其社会总资本若能平均分布于全民而非集中于少数资本家集团，那么这也将无异于“共产主义社会”。

　　因此，在我看来判断一个“制度文化”是否先进或落后，断不可进行所谓幼稚的逻辑推理而获得，只能通过其所发生的实际效果来加以周全的考察和最终鉴定。

　　2、通过仔细观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我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竞争激烈的领域往往“专制独裁”容易发挥更大的效果，这是因为剧烈的竞争往往带来的是参与者之间更多的内耗而鲜有各方所能满足的利益创造，因此需要强力的权威机构的介入来抑制这种竞争的趋势。竞争缓和的领域往往“民主自治”都能发挥良好的效果，这是因为竞争的缺失往往能带来的是参与者利益的充分保障和各方面利益创造的积极性，因此充分的自由更加符合人性的自然取向。竞争是与资源丰度、市场规模、参与者数量、创造利益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的事情，故尔竞争的烈度也将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可以说：

　　（1）激烈竞争孕育着“垄断专制独裁”的社会治理倾向；

　　（2）消除竞争将促进“自由民主自治”的社会治理倾向。

　　竞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专制制度”和“民主制度”不过是影响社会竞争烈度的制度选择，当我们考察一种制度安排是否恰当，最根本的出发点在于研究这种制度安排是否有利于促进创造社会最大价值的合理竞争，同时又能有效地抑制由于竞争而造成的毫无必要的内耗。社会财富只会在创造利益的过程中积累，但也会在内耗中消亡。鼓励竞争消除内耗当是社会治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目标！

　　任何的制度安排可能导致的各种腐败现象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腐败”往往与在竞争中获取不正当利益密切相关，“专制制度的腐败”来源于“权力”的滥用，“民主制度的腐败”来源于“规则”的操纵。“腐败”的结果往往是以消除经济领域的激烈竞争而激发政治领域的更加激烈的竞争，是政权维系的最大隐患。如果社会贫富分化到一定的程度，那么社会动乱就会发生，政权也将面临崩溃的危险。

　　总而言之，一个理想的社会只能是社会资本（包括政治全力和经济利益两个方面）均衡分布于全体成员的无等级差别的社会，这种均衡性体现在各个成员依据自身对社会价值的创造贡献来实际支配相应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再分配过程则需要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一个和谐的社会非如此将不可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