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罗格曼在其《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认为没有社会生产率合理提高而出现的经济奇迹注定依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外部资本的注入。这 对一国金融带来很大的影响，为了维持货币的稳定性，稳定投资者信心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常常面临无法做出抉择的困境，也往往造成经济衰退。

其实，伴随经济增长，社会生产率肯定获得提高，其矛盾之处在于这种提高没有达到看得见的程度并且跟经济增长的态势相论而言并未达到合理的程度。离开土地劳作到制衣厂做工，其生产率肯定是提高的；但是这种提高相对外资获得的收益是微不足道的，人们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工作条件、设备质量在制衣业来讲都是落后的。诚然，人们的收入在增加，但是国家金融环境受到外部资本的制约，一旦金融环境恶化，收入水平便随之下降。

一国经济重在通过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使其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并促使本币具有信用。这一理想化的假设注定不能在任何国家同时成立，也不能指望那些生产力本来落后的国家走上这一道路，若从投资者角度而言，市场活力、投资安全与收益等是必须考虑的条件，也是新兴市场吸引外资应具备的前提。

新兴市场地区要达到上述理想状态，首先应该具备资本与市场两条件。新兴市场强调比较优势，所谓比较优势重在塑造市场，就是本地区独有的能源和产品产出，其他 地区不能生产或者生产条件、成本、市场交易上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是比较优势不必然赢得市场，市场对产品的选择或有替代是基于自身的需求而来的；同时，比 较优势也不必然引起社会生产率的提高，甚或无法激励本地进行创新活动。新兴市场地区需要外部资本注入才能有效实现资本积累，依靠本经济体封闭条件来达成是可望不可及的，但是外资的注入则会改变本地市场规则，市场往往遵从短期经济行为，往往无法激励创新活动，不过外资的注入会引入发达地区的先进创新成果。

如果新兴市场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比如中国，国家内各地区之间存在差距，资本与市场容易具备，其内部形成的创新活动的展开、社会生产率的提高是可行的。

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产品制造过程精良、质量有保障、产量供应及时，产品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当地从业者的收入会增加，消费也会提高。不过，这一假设是建立在市场看似充满无限需求的基础上。如果市场需求有确定上限，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要么转化为从业者的待遇提高，要么带来压缩劳工数量的影响，同时，就业环境对从业者的技能要求提高，也会对其他进入者形成排斥。对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而言，如果就业减少，社会总需求降低，并且一旦形成经济下行压力就会有自我加强的倾向，那么经济就会减少活力、就业进一步减少。但对于开放的经济，一地区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就表明其他地区的下降，就会有更多的加入者从事此行业，社会生产率下降的地区就可能会成为市场。

正如新兴市场创新活动的难以展开也保障了发达经济体提高社会生产率。同时，新兴市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也促使这一过程是持续开展的，对新兴市场的投资也将是持续开展的。总体而言，经济发展的基础就在于此，而经济衰退的发生则在于技术、资本、市场的不平衡性，使得货币特别是货币之间的汇率关系容易发生变动，为投资者收益、本地经济发展环境带来不确定性。

但是，伴随社会生产率的提高，造成发达国家的就业不足，经济发展活力下降确是不争的事实，市场需求不足成为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受到抑制会引起当地居民收入下降、消费下降，而这进一步使得需求不足。生产率提高而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必定不能成立，这将引发一些政治、社会问题。如果生产率提高会刺激投资的增长则会成为正面效应，但是投资的目的在于获得更多的收益，迎合人们潜在的需求，这需要使得潜在消费者的购买力提高，或者引发信贷扩张。

当然，社会生产率提高会淘汰跟不上科技进步的群体，同时也会引发这一提高的推广活动，产生相关的服务业或促进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但这些活动的展开是否会产生市场需求是另一回事，只是如果人们的收入持续增加，对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就有期待，两者匹配最好，不匹配也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