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社会管理探讨——均衡利益与制衡权力》，贺永顺著，南京大学出版社，ISBN978-7-305-11612-4，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我们该如何推动社会改革

　　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进行社会变革的历史！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只有不断改革才有生命力，改革从来就不是中国人的专利，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进行着这样那样的社会改革。改革的目标是解决社会问题，存在社会问题的地方，就应当进行社会改革。

　　然而在中国，社会改革总是蒙上悲壮的色彩，大多数改革和改革者都以失败收场，有的甚至让社会走向混乱，变革者既孤独又悲壮。从秦国的商秧，到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再到清代的中兴四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等等，无论是改革本身还是改革者本人，真正取得成功的不多，这的确很令人深思。

　　中国30多年来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成就。但这场改革目前似乎又遇到了同样的困境，社会思想日趋保守，改革阻力日益加大，改革意愿越来越小，各种改革或止步不前，或无法突破，有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已经取得的改革成就都有被蚕食的可能。

　　是不是中国真的已经不需要改革？或是中国根本就不能改革？其实不然，只要有社会问题，就需要社会改革，而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比任何时候都要多，所以中国也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改革，而且中国也应该具备自我革新的能力，而不应总是依靠暴力来解决问题。

　　在经济方面，中国不仅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而且利益分配显著不公；在政治层面，各种意识形态化的思潮泛起，不仅没有为人们厘清发展的方向，反而带来了更多的思想混乱；在社会层面，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全局性的改革如此，具体的改革同样如此，如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户籍改革及养老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面临难以深入，甚至面临越改越乱的困境。甚至诸如“全面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一系列具有广泛社会共识的改革目标，最终也没有具体化为一揽子社会政策，基本只停留在口头上。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总会出问题？如何才能使改革持续下去？如何凝聚社会改革的共识，如何克服社会改革的阻力？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社会改革就是对社会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不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会伤害社会成员的凝聚力和创造性，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所以改革的目标就是使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合理。

　　我们前面还讨论过，社会利益的取得与社会权力紧密关联，利益关系其实是权力关系的反映，因此改变社会利益关系的关键是改革权力关系，或约束一部分人的权力，或增强一部分人的权力，最终形成相对平衡的权力关系。

　　改革的核心就是调整权力关系！而且由于改革必然需要增加部分人的权力，人们还常常将“改革”与“放权”直接等同起来。而且，放权应当通过培育并鼓励社会力量进行博弈，而不仅是政府单方面的给予，因为被给予的权力也能随时被收回。所以说，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权力关系调整，不通过制度安排向社会分权，任何改革都将很难取得成效！

　　中国农村改革主要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允许农民（生产者）对其生产成果负责并按产量或产值计算劳动报酬，这项改革成功的关键正是增加了农民的权力，并相应地减少了政府管理的权力。正是政府与农民之间这种权力关系的改变，改善了农民在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并迅速地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事实上，中国改革迄今取得的所有成功，几乎都来自于政府向社会以及政府内部向下放权。

　　既然改革必然要减少一部分人的利益或是权力，而使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或是权力增加，这就意味着改革永远都会面临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和有权阶层的阻力。因此推动任何社会改革，决不是仅有良好的愿望或是仅靠决心和勇气就可以成功的，关键是要找到有效的方法，管住那些特权才行！基于以上道理，我们现在简单地分析一下中国的社会改革问题，了解一下遭遇困难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

　　中国传统的社会改革主要由社会精英所推动，这些人在数量上远远不及既得利益者人数多，要想能够顺利推动改革，往往需要过人的智慧和胆识。而且这些社会精英还要具有足够的权力和意志，或是能够得到最高权力的支持（在集权社会尤其如此），否则很难取得成功。所以一旦他们失去改革权力，或是改革意志不再坚定，或是他们离开人世，社会改革就会被迫中断。

　　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的社会改革多是由少数政治“强人”推动，很少由社会大众推动，中国的社会改革总是维系在少数人身上。中国社会改革的这种特点，决定了改革通常难以持续且风险很大，而且由于个人的局限，强人甚至会将改革带向反面，给社会带来破坏性作用。

　　开始于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基本上也是沿袭这种改革的模式，尽管这场改革的阻力一直很大，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很成功的。首先是因为邓小平的政治威望很高，他有能力击败改革开放的反对者，其次是人们已经厌倦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并迫切希望改善民生，从而能够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

　　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社会利益关系，既得利益集团不仅形成而且日益强大，要想改变这种利益关系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其次是强人政治不再，依靠政治强人来推动改革已不太可能，再次是很大一部分原来的改革者变成了既得利益者，他们不再是改革的动力，很多人甚至成了改革的阻力。

　　中国改革的困难越来越大，能够改革和支持改革的人似乎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社会利益矛盾日益增多，公众改革诉求日益强烈，这就是中国目前所遭遇的改革困境。如何才能持续推动社会改革，如何才能走出传统改革的困境呢？

　　首先是达成改革的共识。改革共识，即一个社会中人们希望改变自身不合理利益地位的共同意愿。只要存在社会成员共同或相似的改变意愿，这个社会就一定会有要求改革的共识，管理者要做的只是识别并凝聚这些共识。认识和凝聚改革共识并非易事，不仅需要社会管理者的政治智慧，更需要社会成员充分的利益表达，甚至需要整个社会广泛深入的辩论和争论。

　　有人说中国已很难像30年前那样易于形成改革共识了，事实真是如此吗？30年前改革时，中国社会也是处于一个混沌的状态，人们对于国家的走向也是各持已见，社会改革的阻力异常强大，唯一的共识就是国家不能再维持现状。今天的中国，人们改变现状的想法同样如此强烈，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如此之多，怎么能说中国没有改革共识了呢？

　　凝聚社会改革的共识，关键是要允许和鼓励社会成员自由地表达利益诉求，甚至要能容忍一定程度的社会争论或冲突，然后再由社会管理者进行识别并凝聚成社会改革的共同认识。如果限制或是压制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而仅靠少数的社会管理者提出改革目标，那么这样的改革目标既很难符合社会现实，也很难得到多数社会成员的响应。

　　其次是获得改革的动力。按照我们前面的观点，改革的核心是对利益背后的权力进行规范和调整，对于一种权力的规范和调整只有通过另一种权力才能实现，因为权力不可能束手就擒，也不可能作茧自缚，必须通过更强的权力对其进行制衡。

　　任何改革者都需要足够的改革力量才能克服改革过程中的阻力，那么这种力量应该从哪里来呢？我们认为，既然改革是为了调整社会利益关系，那么改革的力量也应来自于社会，特别应来自于受损的那一部分社会群体！如果仅仅来自于社会精英或是政治强人，那么改革的力量一定是单薄的。

　　其实，中国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以及所谓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恰恰就是存在于社会中的改革力量，只不过这种要求改革的力量处于一种混沌状态，只要社会改革者们聪明地加以引导和借用，就能成为改造社会的推动力量。惧怕群体性事件或“不稳定”因素，事实上也失去了要求和支持改革的社会力量。从社会改革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错误的做法。

　　从理论上来说，一个面临很大改革压力的社会，希望改革的力量一定要大于改革的阻力，而不是相反，改革者只要将利益受损方的力量整合起来，就可以获得足以制衡既得利益方的力量，也就有可能顺利地推动社会改革。因此，一个社会如果能够建立起允许人们进行利益斗争的机制，改革就能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也就能够找到社会改革的持续动力。

　　用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来说，只有利益相对方的矛盾运动，才是推动中国社会持续改革的真正动力。如果将社会改革者看成“强人”，而渴望变革的社会成员就是“众人”，只有“众人”才是社会改革真正的动力，而“强人”则是社会改革的推力。只有“强人”与 “众人”共同推动的社会改革，才是一种可以持续的社会改革模式。这种模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强人”或精英改革模式！

　　进一步说，任何社会改革都必须尊重民众的主体地位，顺应民众的呼声，也必须满足民众的利益。如果改革没有借助“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它的动力就势必难以为继，而且往往难免遭遇最终的失败，甚至对社会发展酿成巨大的危害。（邓清波，《中国今日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改革”》，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2012年3月2日）

　　因此，如果改革仅仅依靠几个政治“强人”和精英，或是干脆指望既得利益者良心发现，而不是大力培育社会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利意识，并鼓励他们组织起来形成改造社会的群体力量，这样的社会改革注定困难重重且难以持久，社会也不可能获得长治久安。

　　最后我们再来考察一下集权体制与民主体制下的社会改革机制，以便加深我们对社会改革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在民主体制下，社会成员有顺畅的渠道表达自身的改革诉求，并通过制度的运作汇成整体性的改革民意。那些能顺应这种改革民意，并能提出合理措施的政治人物，往往比较容易获得认可并能成功实现改革。通过选举产生的政治代理人，在改革过程中不仅目标会符合多数民众利益，而且易得到多数民众的政治支持，因此这样的改革尽管也会遇到阻力，但在总体上将会变得比较容易，也不容易出现风险。

　　在集权体制下，社会成员自身的改革诉求没有顺畅的表达渠道，管理者又不可能准确地了解这种诉求。如果推行改革，不仅目标不容易正确，而且很难获得社会成员明确的改革支持，能否改革常常更多取决于改革者的政治能力，改革的阻力也会显得很大。在集权社会里，管理者要么不知道改革，要么不愿意改革，要么冒着极大的风险改革，总之社会改革常常非常困难。

　　所以集权社会尽管社会动员能力很强，却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易于推行改革，反而会严重阻碍社会改革的推行。而民主社会由于各种力量的共同参与，常常具有很强的自我纠错和持续改革能力，尽管有时决策和行动的过程比较缓慢。

　　归根结底，要想使自我纠错和社会改革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必须设计出依靠社会成员推动改革的机制，而不是等待改革社会的“救星”不断出现。只有让公众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持续改革的社会管理模式，中国社会的进步才能既不依靠“救星”也不通过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