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代经济领导人，他们分享了一个共同而且非常深刻的“反通胀经验”，这些人在货币回笼和物价上涨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认识。由于蒋政权晚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基本上取消了货币作为市场交易媒介的地位，整个社会生活和生产出现严重的破坏性后果。由于负面教训极为深刻，因此就产生了为了物价稳定和货币正常目标，愿意承担一切成本和代价的信念。由此形成了极端保守的财政政策――“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以及极端保守的货币政策――“只有市场上具有6-8块钱的物资才能发行1块钱货币”的错误信条。我们今天知道在一九七○年代末期年货币周转次数为3.54次，根据费雪公式计算，市场上有将近40％的产品流，缺乏对应的货币流，在这种极端保守的财政货币政策思想指导下，结果造成一场严重的通货紧缩。这个错误的通货紧缩过程，到一九七○年代后期越发严重。

　　邓小平实际掌权之后，从政治需要出发进行所谓的“消费补课”政策，仍然是在极端保守的财政政策视野内，靠压低投资来释放消费空间，仍然简单地假定投资和消费中间存在着必然的替代关系。这一政策调整正确的部分是适时地扩大了消费，错误是不恰当地压缩了投资。由于新中国工业化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应该适时地转入快速装备期，新建更多的工厂，这个时候扩张消费只要不超出产出能力就是可以的，无需通过消极平衡来压缩投资，其扩张限度应该足以弥补通货紧缩造成的影响。这个时期继续压缩投资，实际上是人为地制造萧条，搞停产待命。这一政策的作用对象仅仅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与此同时，根据一九七九年的“社队工业十八条”却开放了技术层次低和高污染的农村小企业投资狂潮，并在资金和税收方面给予大力倾斜的政策性支持，这是新中国政府颁布的第一个最有成效的产业政策，这一轮乡镇企业的膨胀狂潮，最集中地分布在苏南（以集体企业为主）和温州（以私人企业为主），后来被学界包装成为“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并据此推导了无数的“假学问”出来，本质上是一个不恰当的政策倾斜造成的，黄宗智教授在吴江调查发现乡镇企业兴起阶段明显有“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现象，其实是作为一个产业政策效果而临时存在的，也不是长期固有的现象。而八十年代企业界对这个政策有更为独到的评价――“捆起老虎放开猴”。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到一九八五年，社队企业的总产值占三级经济收入的比重，要由现在的百分之二十提高到一半以上。”“遵照国务院指示，农林部代拟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以下简称《十八条》）。经过近两年的讨论修改，一九七九年七月三日国务院以国发〔1979〕170号文将《十八条》正式颁发各地试行。”十八条的主要内容是在宏观压缩投资的大背景下，采取各种政策优惠扶持社队企业（就是后来的乡镇企业），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倾斜性的产业政策，最主要的优惠内容不仅包括资金扶持还包括税收减免：“地方各级政府应尽可能从机动财力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扶持社队企业；国家支援人民公社的投资，用于穷社穷队办企业的，一般不得少于一半；农业银行每年要从农业贷款中，拨出一定数量的低息贷款，扶持社队企业，其中用于购买设备的，一般三年至五年还清。”“明确规定国家对社队企业实行低税、免税政策。社队企业所得税率按现行的20%的比例税率征收。小铁矿、小煤窑、小电站、小水泥，免征工商税和所得税三年。其他新办企业在开办初期纳税有困难的，可免征工商税和所得税二年至三年。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队企业免征所得税五年。灾区社队企业从事自救性生产，可在一定期限内减征和免征工商税和所得税。”（引文内容参见当代中国出版社、湖南远景图像出版社《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第三章）

　　扶持乡镇小企业扩张的政策出台，是取决于当时中央高层决心为将要全面铺开的农村改革预备政绩数据，并非是决策者的慧眼看到低技术扩张有什么优点。这一政策固然在中国农村造就了几个富裕地区，但是恶果却主要是体现在工业和城市调整中间。僵化的积累－消费平衡理念和极端保守的货币政策的实施，一方面误导了对现实问题的诊断，也耽搁了寻找正确出路的努力和浪费了调整时间，长时间的高积累政策已经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但是调整却在错误的道路上进行。以“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为口号的系统内调整，未能实现中国经济的适时地转型的要求，接下来的改革开放则陷入“盲人骑瞎马”的误区。这一轮的压缩和调整过程，受到乡镇企业投资水平的决定性限制，是大量装备了落后技术，落后技术的需求使得小队先进的技术装备反而没有订单，这一个压缩期，使得中国技术进步上损失了接近五年的宝贵时间。这个落后的扩张过程，本身成为后来设备“洋化”要求的准备期。

　　一个相对成功的调整是在农业政策上，当时为了快速改善城市农副产品的供应，以财政补贴方式支持蔬菜优先涨价政策，很快丰富了城市人口的“菜篮子”。同时，大量进口化肥和粮食，并给粮食提价，使得农村的状况在1979－1984年短短的五年间，有了很大的改善。错误在于试图垄断农业产出增加的全部政绩，结果采用了错误的高成本低效率的基层政权模式，带来了后来农民负担的恶性膨胀。同时，错误的政策解释服务于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屏蔽了完整的研究视野，不利于选择正确的农村发展路径。

　　根据统计资料，1978年中国农业使用化肥（折纯）884万吨，粮食产量3亿吨，1984年粮食产量增长了1/3突破4亿吨，同年化肥使用量达到1740万吨，比1978年增加了96%；1998年化肥使用量增加到4086万吨，比1978年增加了362%，同年粮食产量达到5.1亿吨，增产70%，化肥使用量的急剧增加，是1978年之后粮食增产的决定性因素。在此过程中，1982年全国农村逐步实施包产到户的改革，似乎为了给这一“改革”制造政绩，我们看到进口化肥数量暴涨，决策者们看来非常清楚农业增产最需要什么，最高年份进口化肥占全部使用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中国粮食产量、化肥使用量和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的简单对比：

　　年度 粮食产量万吨 价格补贴支出亿元 价格补贴占预算收入比重% 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上年=100 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粮食进口数量万吨 化肥使用量(折纯)万吨 进口化肥数量万吨

　　1978 30477 11.14 0.98 103.9 100.7 884.0 14.7

　　1979 33212 79.02 6.89 122.1 101.9 1086.3 20.9

　　1980 32056 117.71 10.15 107.1 107.5 1277.3 1269.4 37.3

　　1981 32502 159.41 13.56 105.9 102.5 1424.4 1334.9 95.9

　　1982 35450 172.22 14.21 102.2 102.0 1322 1513.4 253.3

　　1983 38728 197.37 14.44 104.4 102.0 992.5 1659.8 280.9

　　1984 40731 218.34 13.29 104.0 102.7 550.2 1739.8 279.6

　　1985 37911 261.79 13.06 108.6 111.9 698.9 1775.8 453.6

　　1986 39151 257.48 12.13 106.4 107.0 1501.5 1930.6 570.9

　　1987 40298 294.60 13.39 112.0 108.8 1481.1 1999.7 525.5

　　1988 39408 316.82 13.44 123.0 120.7 1494.9 2141.5 401.3

　　1989 40755 373.55 14.02 115.0 116.3 1290 2357.1 554.6

　　1990 44624 380.80 12.97 97.4 101.3 1237.2 2590.3 710.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出版社《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农业在化肥的支持下，粮食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快速增长，自一九七九年开始进口粮食的数量，也急剧上升到突破1000万吨的水平，国内市场的供应状况明显改善。同时为支持“菜价优先上涨”，自1980年开始财政中间每年有超过10％的支出用于对城市居民发放“蔬菜补贴”，菜农的收入大幅度提升，足以维持“蔬菜大棚”那样的高成本生产，再加上财政直接转移所投资的“菜篮子工程”，使得城市的副食品供应水平，也迅速攀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在农业产量水平提高的同时，单位产出对于农民的边际效用下降，农民选择在单位面积土地上的劳动投入，也急剧下降到不足原先的一半。这是非常好理解的，一个吃不饱肚子的农民，可能会愿意为增产5斤粮食而增加一天的劳动投入，口粮很充裕的情况下，同样的粮食增产数目，显然不足以激励农民继续投入一样数量的劳动了。根据今天农村调查的案例资料，各地农民在单位土地面积上的有效劳动投入，跟集体时期相比，都至少下降了一半。

　　改革后，主流经济学界把粮食增产解说为：大包干使得收益与农民的劳动投入更密切相关――农民选择投入更多的劳动――粮食增产，这样的解说，是把劳动作为影响产量的唯一因素或者主要因素来对待的，在全球的农业生产现实看来是最不符合中国情况的，因为中国人多地少由来已久，“精耕细作”有很悠久的传统，农业中间最为缺乏的要素从来都不是劳动投入不足的问题，按照黄宗智教授的看法就是中国农业生产中间明显存在着严重的“过密化”，在过密化的现实中间，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很低，说到底劳动投入从来就不是推进增产的主要方面。农业的政绩如何解说，实际上关联着一个中央高层十分着紧的“改革意识形态工程”，这个改革意识形态工程在农业政绩的支持下，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或者说人们不太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去较真，毕竟还是增产了嘛。正是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作为改革意识形态工程的主要结论就出笼了，根据相关人士回忆，经过是这样的：

　　为了从理论证明集体生产没有效率，林毅夫提出一个“农业劳动监督困难”的假设，去否定了生产队的效率与作用，在这个课题组所进行的“专案审查式”的研究工作中间，结论是先行给出的，证据是后来去找的，非常不幸的是证据没有能够说明结论。在温铁军先生的回忆中不小心透漏出来了一点底细：“林毅夫把生产者合作社作为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企业，在进行微观研究中指出，集体经济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其组织内部为了激励劳动者投入劳动而尽心监督的成本太高。……后来，杜润生为了从理论上证明农业集体化不能成功其必然存在内部机制问题，组织了包括林毅夫在内的课题组，专门派人收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产队台账，力图在数据上支持合作社监督成本高的理论假设。尽管这个假设至今仍然没有被验证，但它在当前的政策理论研究中常常被当作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已经约定俗成地被人们接受为解释集体经济体制内部运行的重要前提。”（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235页）

　　本来中国农业还是传统耕作方式占优势的低技术产业，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和生产奥秘，农业生产所受到的各种限制条件多数也为人们所熟知，例如要受到土地面积、气候、土壤、光热条件、化肥和农药投入、种子改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改革意识形态工程”建设“专家”和主流舆论却20年如一日，说中国农业生产只与劳动投入相关，只与农民的积极性有关系，从而建立起一种“制度万能”的叙述，完全忽视多种制约农业生产的因素，本质上是制造了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最新版本。当然从1970年中晚期开始化肥投入急剧增加，粮食增长很迅速，根据这个逻辑可以把所有的增产因素都屏蔽掉，就可以把粮食增产说成是政策设计师和官老爷的功绩，官老爷们最爱听这个话了。学术很难脱离政治的制约，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原来的“政治需要”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个错误的结论竟然至今还得不到反思和纠正。

　　经过上面的回顾，我们看到，农村改革的政绩，是动用了全部的政策工具才制造出来的，这中间包括后果非常严重的乡镇企业倾斜支持政策，对粮食和化肥的大量进口、财政转移支持蔬菜和副食品的生产能力扩张，这一政绩充分“理论化”和“意识形态化”之后，就被充分用来指导整个中国的改革事业了。就是在“农业政绩工程”的基础上，制造了一个人为的“意识形态工程”，然后作为城市改革的认识起点，八十年代初期很是宣传过一阵子“包公进城，一包就灵”什么的。以此而论，供给“改革意识形态”，也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盲目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成绩，“军功章”一多半要归于七八十年代之交农业政绩工程，这也很好理解，毕竟还是“事实胜于雄辩”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