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零和游戏”，就是当GAME OVER的时候，参加游戏的双方必然是一输一赢。如果赢家得分是 +1，那么输家得分就是 -1，而两家得分相加之和则为零，这就是“零和游戏”说法的由来。从“零和游戏”，学界开始提出“零和”效应，继而又演绎出“非零和”效应。即双方得分相加大于或等于1，前者被称为“正和效应”，后者被称为“负和效应”。

　　平等与效率的博弈，是否必然是“零和”的结局呢？这就是说，追求平等就必然要牺牲效率，或者追求效率就必然要牺牲平等？有没有可能将平等和效率的博弈变成一种“非零和博弈”，或者说又没有可能去追求“正和效应”？也就是说，通过追求平等的制度安排，其结果也同时促进了效率；反过来，通过追求效率的制度安排，其结果也同时促进了平等。这恐怕就是通常所说的“双赢”：亦即并非只有“笑到最后”的一方，才能算“笑得最好”；而是“大家一起笑，大家都笑得好。”

　　阿瑟·奥肯（Arthur Okun）在《平等与效率：重大选择》一书中提到：关于“平等”和“效率”的优先权排序，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有一个清晰干脆的回答：把优先权交给公平；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有一个清晰干脆的回答：把优先权交给效率；而奥肯本人则“很少是清晰干脆的”，他采取了“中庸之道”：“如果平等和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它们冲突的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这时，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奥肯的上述说法，已经有了“非零和”的意味。

　　同时，奥肯还提出：在不同的领域，“效率”与“平等”的优先权排序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在“社会和政治权利领域”，“社会至少在原则上把平等的优先权置于经济效率之上”；在“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中，“效率获得了优先权，而大量的不平等却被认可。”最后，奥肯得出结论：“因为平等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或许这正是为什么它们互相需要的道理——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于是，奥肯进一步论述：“作为更多地获得另一方的必要手段（或者是获得某些其他有价值的社会成果的可能性），无论哪一方的牺牲都必须是公正的。尤其是，那些允许经济不平等的社会决策，必须是公正的，是促进经济效率的。” 1

　　关于“人道”，是罗尔斯的强项，他强调：一种正义的制度应该通过各种制度性安排来改善“最不利者”的处境，增加他们的希望，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2

　　二战以后盛行于发达国家的“福利国家”政策，通常被认为是与解决公平分配的目标相关的。尼古拉斯·巴尔（Nicholas Barr）和大卫·怀恩斯(David Whynes)在他们的福利经济学著作中指出：“福利国家主要从非经济学的角度来加以研究，经济学对这个主题说不上什么话。”接着，他们又指出：“所幸是目前这种观点正在改变”。然而，具体而言，在他们列出的福利国家的12项目标中，经济目标有3项：(1)宏观效率，(2)微观效率，(3)激励；管理目标有2项：(1)可理解性，(2)禁止滥用；而社会目标则有7项：(1)减少贫困，(2)原有生活水平的维持，(3)收入平滑，(4)纵向平等，(5)横向平等，(6)尊严，(7)社会团结。3

　　从以上的经典论述，联想到一些实际的案例：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得到了不少用于修建高速公路的国际性扶贫贷款。于是，有国外专家提出：修建高速公路，对贫困人群并没有好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车；反过来，修路好处却让富人得了，因为他们开车出行方便了。我很疑惑地回答：如果有车的富人把贫困人群的农产品也带到了市场上，何乐而不为呢？现在看来，这也许就是一个关于平等和效率的“零和式”思维：扶贫的好处应该只有贫困人群才可以得到，绝不能让富人搭便车。也就是说，扶贫投资的效果和效率应该只对贫困人群有利，否则就不公平。这样的思维看似维护公平，其实却有可能扼杀了效率。

　　无独有偶，也是在一次国际组织的研讨会上，有国外的专家提出：一定要把扶贫款用到最贫困的人身上。这看来很有道理：扶贫当然要扶最贫困的人。但深入扶贫实际，才会发现，其实最贫困的人可能是难以通过经济扶贫的方式使他们摆脱贫困的。后来的事实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通过扶贫，使大多数农村人口脱了贫，贫困人口从80年代初的2.5亿下降到3000多万。接着到90年代，又开始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在上个世纪末，完全消灭绝对贫困人口。可到了90年代末，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仍然还有3000多万。这告诉我们：有一部分农村人口，譬如孤寡老人和孤儿，还有重残、重病的人，又譬如居住在一些已经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而又故土难舍的人，再譬如一些居住在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地方但又不得不靠天吃饭的人，这些人加总起来，就是3000多万。从这个意义上说：扶贫必须要扶最贫困的人的说法，又陷入在平等和效率问题上的“零和式”思维了，其误区仍然是过于偏向平等而可能导致扶贫效率下降。

　　当然，也有因为过度关注效率而忽视了公平的案例。世纪之初，北方地区搞供暖制度改革，得到了国际组织的支持。于是，北方地区的热力集团就联合做了个改革方案。大致的思路就是从过去完全由政府拨款，改为按户缴费，单位补贴。研究组反复斟酌，觉得比较满意了，就提交赞助方。可国际组织一眼就看出毛病来了：贫困人士及其家庭怎么办？仔细琢磨，还真是不行，因为贫困人士大多是没有单位的。最后，再研究了一个由政府负责贫困家庭供暖补贴的补充方案，才算是大功告成。

　　从理论上看，常为一部分专家津津乐道的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偏心效率的例子。在中国，库兹涅茨曲线常常被解释为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开始起飞的时候，随着经济增长，贫富差距肯定会日益扩大。但是，贫富差距扩大会有一个顶点。当贫富差距达到这个顶点后，随着经济继续增长，贫富差距的轨迹就会“自然而然”地日渐缩小。因此，他们非常乐观地得出一个结论：政府和社会根本就毋需担忧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只需耐心地等待“顶点”的出现。

　　然而，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倒U字”曲线，是他依据经验和推测作出的一个假设。此后，很多经济学家都用实证的方法对这个假设给予了否定。譬如，库兹涅茨曲线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随着经济增长，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并没有变得越来越平等，而贫富差距却越来越悬殊。

　　库兹涅茨曲线试图证明的是欧美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与缩小贫富差距或社会公平的关系，但是这条曲线描绘的可能是一个发展的结果。考虑到库兹涅茨绘制这条曲线的时间是上个世纪50年代，恰逢二战后欧洲纷纷建立“福利国家”。正是积极的国家干预，导致一系列旨在缩小贫富差距的社会政策的出台。如果纵观整个历史，可以发现这个结果绝非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贫富差距的缩小，恰恰是国家和社会都在寻求平等和效率的“非零和”，乃至政府、资方和劳方的“三赢”的结果。

　　1 奥肯著，王奔洲等译《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

　　2 姚大志著，《导读：从“正义论”到“正义新论”》，收入《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罗尔斯著，姚大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