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史 杂论（226）

2013-9-23

应该科学的历史的研究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久远，历史资料丰盛，研究中国历史是一件伟大的事业。用科学的思想方法指导研究中国历史是这一伟大事业成功的前提。

       用科学思想方法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表现，即从中国特色出发或者以中国特色为轴来研究中国历史。因为中国特色是历史长期形成的，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内在关系和必然结果。围绕中国发展内在关系和必然结果研究中国历史，就使许多扑朔迷离的偶然事件有机的重新整合，也就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历史。这是一种统筹方法。

       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没有统一的独立于政治的宗教。在中国，政治统治者也是思想统治者（因此政治统治者们总是要把自己妆扮成神的化身或天子，是万能的，其思想和言论都绝对正确）。任何社会思想的变化和发展总好像是对于政治统治者的怀疑或是对既定政治秩序的挑战，常常使得政治统治者感到不快。这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里宗教是独立于政治的，社会思想变革常常是先在宗教领域进行，较少或较晚受到政治统治者的干预。而在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总是直接受到政治的干预和影响，新的思想产生和发展都会是直接针对政治统治者的，引起政治统治者的危机和警觉。

       上述中国社会历史特色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即社会思想革命与社会政治革命的同一。中国社会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同一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进程的曲折发展和特殊形式及问题。中国社会革命发生之前没有思想变革酝酿的条件，也没有思想理论准备的过程，以致中国社会革命直接以社会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表现为群体的直接的（甚至有些盲目的）行动。在中国社会革命中往往集中不同的群体或个人有不同的诉求，他们通过各自的行为来索取。社会革命运动的对内不统一和对外破坏等两者并存。不仅五四运动如此，文化革命也如此。中国社会革命的群体形式由于没有思想准备和思想统一，首先表现出分不清“敌我友”及其关系。孙中山初期的革命纲领和口号就很混乱。毛主席在其选集著作的首篇即说明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别“敌我友”。这是从当时的紧急情况（或较为混乱的情况）出发做出的回答。由于没有革命思想理论准备，对于革命的性质和目的也有多种不同的认识和解释。毛泽东在很晚以后才可能说明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由于没有革命思想理论准备，对于革命的策略和政策也大不相同。所以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政策出现了偏差，所以毛泽东专门写文章说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也反映出中国的革命运动先于思想理论认识的情况（真是“摸着石头过河”）。由于中国革命是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同一，正确的思想理论是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在各种教训中得以完善，统一指导作用慢慢地发挥。所以中国革命的道路非常曲折，非常艰难，牺牲非常大，错误也非常多等。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然（所以应该科学的客观的看待中国革命几十年进程中的很多非常的或异常的错误和事件）。但这也足以说明中国革命的成功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一个政党或组织可以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因此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上述中国社会历史特色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思想活动的主体首先是服务或服从于政治的。这也是必然的。他们或者走仕途道路，直接成为执政官员。或者在体制外专心做学问，不问或较少过问政治。否则就会由于对社会的超前认识而“毁谤朝政”，面临个人或家族的危险。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知识分子做学问的领域也很狭窄，更难以流芳百世。因而往往中国知识分子有两重心理，既思想敏感，又难以独立思想。在面临危险的时候更多的知识分子是妥协或软弱。所以只有少数像文天祥这样的知识分子被百世颂传。由于在中国，任何思想的发展往往被看成是对于现实政治统治的挑战，因此政治统治者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自然是二重的，既要利用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又不信任知识分子是很普遍的现象。中国历史的这种特点并没有也不会因为革命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消失，相反会在革命进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起着作用，从而也多次出现使革命的知识分子难堪或难以忍受的情况。另一方面中国历史特点形成的知识分子思想和心理特点，使之表现很特殊，难免有两面性，经常出现脱离客观实际，脱离劳动群众等情况。这点在革命运动中和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表现出来。所以毛泽东多次说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有历史缘由的。中国革命初期的主要领导者多是知识分子，但是不久就被其他人代替了。这也符合历史规律。

       上述中国社会历史特色包含了中国文化结构及传播形式的特点。在这个方面还较少深入的研究。诸如东北“二人转”、瞎子阿炳、乌兰牧骑等自己创作自己传播的形式反映了中国民间文化结构和生活方式特点。与官方文化结构相对。中国文化二元结构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值得研究。

由于上述中国历史特色，可以明了在中国传统思想意识中，“忠”的观念是思想的核心。而不是“仁”的观念。有的学者称中国思想传统是以“仁”为核心。不妥。由于在中国，思想领导者与政治统治者的同一性，使得“忠”成为第一重要的（不仅在国家中，在家族中或利益集团中也如此）。因而“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贯穿各个思想领域和各种思想学说。同时“忠”的思想意识在社会生活及人们之间交往中起到独特的决定的作用。在政治斗争中“忠”的意识起着极其重要的组织作用和标准作用。这种中国历史思想传统也影响到了革命运动和革命组织中。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很多历史性的错误都和中国“忠”的传统意识有关系。文化革命运动大搞“忠”的活动，不正是旧的历史传统思想的反映吗？所以它必然失败。对于当年革命进程中的很多错误应该科学的、客观的认识和对待。不应该把革命运动当作可以脱离开社会历史环境和历史传统思想的实践。就如列宁所批评的“左派幼稚病”。否则就太幼稚了。

       研究历史，要用科学的思想方法指导。不仅要站在认识对象所处时期的环境和思想看待历史对象，也要从现在的角度认识历史对象。而从现实认识历史，就必须从中国社会历史特色来认识中国历史。而不是用当下流行的观念或标准考察和追讨古人和前人。因为中国社会特色和历史传统是其发展的必然性表现。任何脱离事物的必然性的认识或研究，都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意义的。目前很多关于中国历史或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使用的思想方法不科学，甚至使用了旧的封建统治者的思想为指导。什么“胜者王侯败者寇”、“历史是胜利者写的”等等观点都是旧的统治者的观念。也都是脱离开历史必然性的观点。也有一些思想史的研究，更是脱离开历史必然性。也不妥。

       要从中国社会历史特色研究和认识中国历史，必须要有更高的思想境界和思想修养。没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修养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境界，就不可能从中国社会历史特色即中国社会发展必然性研究和认识中国历史。

                                              成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