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任北京大学校长始末
严孝潜
2012年5月3日，是北京大学校正式命名一百周年的日子。一百年前，民国元年（1912年）5月3日，民国政府任命严复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北京大学校的前身是清末维新变法期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
1912年2月26日，时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因京师大学
堂监督劳乃宣以国体既变，统一政府已告成立，即上书“请派员接受大学堂事务”，谢病而去。京师大学堂顿肘陷入混乱，亟待有人接管。遂直接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
3月8日，严复就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开始主持学堂的日常工作。
3月11日，严复往京师大学堂接印。在堂的只有管理人员二三十人。当天，严复给时在天津的外甥女何纫兰写了一封信。严复在信中讲：“本日舅往京师大学堂接印，除管理员二三十人外，余者全不在堂。存款只剩万余金，洋教员薪水照常支发，非一番整顿，恐将不支。”
3月20日，严复写信给朱明丽夫人讲：“京中气象尚极不佳，店门多闭，百物腾贵，如之奈何！大学堂无款即不能开学，即我之薪水亦未开支也。公事亦极难办，有学生彭姓兄弟号佛公、侠公，两人在《国风日报》数次造谣，与我反对，教员等极为不平，然只得不与计较。”
3月26日，严复又给朱明丽夫人写信讲：“此间政府尚未成立，款项极支绌，大学堂无款，恐不能开学。公事亦极难办，欲辞，则此后当家钱文不知出自何地，奈何奈何！”
3月27日，严复写信给时在江西的熊纯如讲：“旧历献岁已来，政府以复暂行管理大学堂总监督。以复素啖虚名，故京外人士属望甚殷，极以为愧！惟是款项支绌，旧存银行之款，角尖不能取用，而财部稍有所获，辄以饟军为亟，致受事匝月，不能定期开学，更无论拾遗补阙，有所改良矣。……”
3月30日，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半个多月以来，由於经费问题，学堂形同停办，严复为之四方奔走，学部“竞置之不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严复在今天向京师大学堂全体教职员工，发出“改进大学堂学务方针”的通知，提出将大学堂经、文两科合并为国学科。
在4月出版的《教育杂志》4卷1号，刊登了一则有关京师大学堂的报导：“学部分文不发，堂中异常支拙，该堂严总监于日前以开学事宜商之该部首领，竞置之不理。”
4月2日，严复回信给朱明丽夫人讲：“大学堂每月至省须二万金，即不开学亦须万五，刻存款用罄，度支部、学部一文无给，岂能为无米之炊？而外间闻我作总监督，则运动求缺者四面而至。《国风日报》不知有何嫌隙，时时反对，做尽谣言。而堂中各洋教员，又惟恐吾之不干。今日人心，不同如此。但财政问题若无解决，则早晚终当辞职也。海军总长已任刘资颖，学部则蔡元培，他日若留得名词馆不拆，海军参谋犹在，则月六百金，姑且敷衍，与家人节俭过日，胜大学堂总监督数倍也。”
4月8日，京师大学堂议合经文二科为国学科，并改定各科课程科目，以法科为尤甚，基本上贯彻了严复的主张。当天晚上，严复写信给朱明丽夫人讲：“大学堂事甚难办，幸今有法筹款，大约三月半后可以开学。相识至不相识之人，纷纷来我处运动差事，甚于从前，极难对付。现隔日一去，开学后须日日去。且责任在身，要想告假或抽空回津看家数日，亦颇不易，奈何奈何！”
4月11日，经严复与华俄道胜银行反复交涉，凭借外国人对他的尊敬和信任，华俄道胜银行同意借给七万两，以充京师大学堂开学经费。
4月12日，严复回信给朱明丽夫人讲：“大学堂月薪不过三百二两，然事烦责成亦重，敷衍不可，稍一整顿，必至开罪多人。每月开销在二万以上，度支部无款，昨向道胜银行借来七万，俟此银到手，方能开学也。”
4月15日，严复接到朱明丽夫人二月二十六的来信，当晚即给回信讲：“开正以来，我无一文进门，各处薪水皆停发，大学堂俸银亦未支，公事亦不好办，款又支拙，报纸如《国风日报》天天说我闲话，造此谣言者，即大学堂学生彭姓也。”
4月16日，严复回信给熊纯如。希望熊纯如能“北来相助”，担任“分科斋、庶两务中”之一席。
严复在回信中讲：“复所管理大学堂，现已借得洋款，大约下月内可开，旧有学生，恐回者不逾半数，果尔，便须添班。但各省所送高等毕业生为数既少，则分科之内，不得不变通办理，别立选科，以宏造就。
农科新校已将次收工，在城外望海楼试验场，计地千余亩。世兄如喜学农，此科中若可为力，复无不为左右地也。祈早夺见报。如定入清华，则须应考。此校现归唐介臣办，复素稔，当亦无难。
贤弟坐平以教育为唯一之业，极深佩叹。若可北来相助为理，则分科斋、庶两务中，当以一席位置，贤弟其有意乎？此事端须笃实君子，又稍知教育门径，谙晓管理法为之，贤弟真其选耳。复年垂耳顺，精力已衰，耳亦重听，极知所任之重，然时忧鼎折足也，贤弟其何以教之？”
4月17日，《北京新报》刊登了一则有关京师大学堂借款开学的消息，报载：“京师大学堂教员多有西人，皆订有合同，虽不开学亦需按月付薪，总计此项开支，为数甚巨。若能开学，每月亦不过再多用数千金，故决计借款开学。”
4月19日，严复在给熊纯如回信后第三天，严复因希望他一向敬重的陈三立，能来北京出任文科学长，但不知陈三立现在何处，又特意写快信给熊纯如，请熊纯如给以“转致，且劝驾期使必来”。
严复在信中讲：“京师大学借资洋款，幸已成议，大约新历五月十五日可以开学，稍慰士大夫之望矣。校中一切规模，颇有更张。即职教各员，亦不尽仍旧贯。窃自惟念平生见当事人所为，每不滿志，而加讥评，甚者或为悼惜深概，及其事至职加，自课所行，了不异故，夫如是，他日者犹操议论、鼓唇舌，以从一世人之后，此其人真不知人道有羞恶矣。故自受事以来，亦欲痛自策励，期无负所学，不炸国民，至其他利害，诚不暇计。
比者，欲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彜伦道德文章于不坠，且又悟向所谓合一炉而冶之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故今立斯科，窃欲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且必为其真，而勿循其伪，则向者书院国子之陈规，又不可以不变，盖所祈响之难，莫有踰此者。已往持此说告人，其不膛然于吾言者，独义宁陈伯子，故监督此科者，必得伯子而后胜其职。而为之付者，曰教务提调，复意属之桐城姚叔节。得二公来，吾事庶几济，此真吾国古先圣贤之所有待，而四百兆黄人之所托命也。……去岁复南至沪，曾一晤伯子，今不知何往矣。在沪乎？在赣乎？抑在宁乎？书无由径达伯子，窃意贤弟必于其踪跡稔。今之为此书者，欲执事转致，且劝驾期使必来，此事义无所让，且去开学近无时日，伯子果来，必以一电谂我，且就近要姚叔节尅期偕行，乃为中理。分科监督，月廪二百金，教务提调则百五十金，是区区者，或不足以养二贤，然日日言为国牺牲，临义而较量丰啬者，此又伯子所必不出可决也。今此信由急递奉寄，至日，望贤弟从速施行，必慰渴盼。”
严复在信末，又附及：“本校余科监督、提调，必用出洋毕业优等生，即管理员亦求由学校出身有经验者，无他，切戒濫竽而已。”
4月24日，蔡元培在北京就任教育总长。
5月1日，教育部下发命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称校长，大学校长由教育部于分科学长中举荐一人任命之。教育总长蔡元培给袁世凯正式呈文称：
“为荐任大学校校长事：北京大学堂前奉大总统令，京师大学堂监督事务由严复暂行管理等因，业经该监督申报接任在案，窃维部务甫经接收，大学法令尚未订定颁布，北京大学既经开办，不得不筹商目前之改革，定为暂行办法。查从前北京大学职责，有总监督，分科监督，教务提调各种名目，名称似欠适当，事权亦觉纷岐。北京大学堂今拟改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为大学校校长，总理校务。分科大学监督改称为分科大学学长，分掌教务；分科大学教务提调即行裁撤；大学校校长须由教育部于分科大学学长中荐一人任之，庶几名实相符，事权划一，学校经费亦得藉以撙节，现已由本部照会该总监督任文科大学学长，应请大总统任命该学长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其余学科除经科并入文科外，暂任其旧。俟大学法令颂布后，再令全国大学一体遵照办理，以求完善而归统一。”
5月3日，袁世凯批准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总监督改称校长。同时发布由大总统盖印，内阁总理唐绍仪和教育总长蔡元培署名的命令：“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此令。”
当天傍晚，严复写信给熊纯如，叫他在开学之前来京，“愈早愈好。”
严复在信中讲：“五月十五号开学，斋务关系紧要，现在派人摄理。台从之来京，似不当在开学之后，愈早愈好。伯严已坚辞不来，可谓善自为谋矣。”
5月4日，严复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职。
5月5日，教育部特准北京大学暂设文科教务长一员。
由於经文二科合并为文科，严复现在身兼校长和文科学长两职，难以兼顾，故此教育部特准北京大学暂没文科教务长一员。严复聘请了原安徽高等学堂的同事姚永概出任此职。在这段时间中，严复原拟聘请熊纯如在分科斋务供职，还去信叫他在开学之前来京，“愈早愈好。”但最后熊纯如并没有到京任职，只有一直跟随严复共事的周良熙被聘掌管学校财务。
5月15日，北京大学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北京大学开学，一时为国内外注目。除全校学生818人外，各界来宾、外国公使、税务司及东西博士，学问专家等都来观礼。教育总长蔡元培出席了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
当时北京大学设有文、法、商、农、工等科，除严复兼任文科学长外，其它：以张祥龄为法科学长，吴乃琛为商科学长，叶可梁为农科学长，胡仁源为工科学长。
5月16日，严复今天遣戈升到天津，替何纫兰取衣箱。并叫戈升带去一信给朱明丽夫人。
严复在信中讲：“大学堂已于昨日开学，事甚麻烦，我不愿干，大约做完这半学期，再行扎实辞职。”
5月28日，严复写信给朱明丽夫人讲：“大学堂现是借款办理，仅仅可以支持到暑假，若过此无款接续，亦须胡乱停办，且多一债务葛藤也。”
6月2日，財政部以库款支绌，通令京内外各衙门，凡薪水在60元以下者，照旧支给，其在60元以上者，一律暂支60元。
这条行政命令立即在北京大学教职员工中引起混乱，不少人请假离开学校。
严复作为校长，对此十分忧虑，他认为“学校性质与官署迴殊，强令从同，立形窒碍”。于是他撰写了一份《上大总统和教育部书》的说帖，上呈袁世凯和教育部。
严复在《上大总统和教育部书》的说帖中,条陈了三条反对理由：
“部司寮寀名隶官规，俸给既优，位置已固，迩日虽簿尽义务，将来之权良多。学校任务则有似雇佣，既无考绩之可言，又乏酬庸之希望。此碍难曲遵者一。
内外官俸视爵秩高下而分等差，学校月薪则以事务繁减而判丰啬。如平均给予，事减者固安，素常任重者必怀觖望，倘各恪日力，放弃责任，表面之经费虽省，无形之贻误实多。此碍难曲遵者二。
教员薪水本以钟点为衡。授课者多，每星期二十或十六七奌钟，一旦减薪，非抱璞长辞，即隨意旷课，欲加之罪，则无可置词；欲改聘师资，则高材莫致。自前令颁布之后，教员中告假而去者，已不乏人。若有稍予通融，便与停办无异。此碍难曲遵者三。”
为了使北京大学不致半途而废，同时也照顾到财政部的面子，以维系政令统一，严复决定在此关键时刻牺牲自已的利益，提出一种变通方法：除校长一人每月支60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教职员工应准额全支。并表示仍将节约经费。严复在说帖中写道：“为今之计，除校长一人准月支六十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职教各员，在事一日，应准额全支，以示体恤，而昭公允。总之，本校长深悉时局艰难，决不肯丝毫浮费。即如开办之初，归并学科，裁撤教务各提调、庶务帮提调、帮支应、监学、检察暨司事书记，共二十余名，所省已属不夕。此后如有涉于糜费者，尚当为求撙节，以期涓滴皆归实济。”
后来，严复的建议最终被采纳，北京大学教职员工的薪水仍然全额发放，克服了財政部减薪通令在教员中引起的混乱。
6月9日，严复写信给朱明丽夫人讲：“我近日来心烦意恶，不知如何是了。政府库空如洗，昨借得数千万，只勾开发兵饷，行政无钱。前数日来一公事，言所有大家薪水，通照六十元开发，亦未言何时作止。此尚不勾养我马车，至于家用，不消说了。……大学堂下半年政府能否开办，我们尚在那里与否，皆不可知。”
6月底，教育部内部出现了以北京大学办学经费困难、程度不高、管理不善为由，拟解散北京大学的谣言。
7月1日，教育部出面澄清所谓解散北京大学校的谣言，说：“并无是说，并饬力加整顿，以期进步。”
7月3日，《民立报》报导了7月1日教育部所作的上述辟谣。教育部在今天，还下达了关于北京大学职员不得在校外兼职的命令。
7月7日，教育部突然下迏了结束北京大学的命令。并将“结束北京大学校办法”通知给学校。
教育部以经费困难为借口，同时认为原京师大学堂自开办至清末十余年，学生班次虽有增加，但毫无成绩可言；国体变更后，社会各界对该校均表示不滿，遂决定停办北京大学，并提出了解散北京大学的具体办法：各分科大学学生一律提前于1912年年底毕业，给予选科文凭，概不授予学位；本年下学期各分科大学一律不招新生；文科及预科教务长均应裁撤；除文科学长外，各分科学长应兼教员。
北京大学得以顺利开学，严复倾注了很多心血，教育部的命令，将使严复的努力付诸东流，而且马上裁撤文科教务长，文科的一切教务工作，将全部由文科学长的严复直接负责，而严复还要负责校长的重大事务，这无疑直接加重了严复的工作负担。严复认为北京大学不可以停办，对教育部的决策，十分气愤。
於是严复又向教育部撰写提交了一份《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陈述不可停办北京大学的理由。
严复在《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中，首先回顾了接办该校的大概情形：
“北京大学创建十有余年，为全国最高教育机关，未尝一月停辍。去年武汉事起，学生相率散归。代谢之后，国用愈绌，几至不名一钱。此校仅图看守，亦且费无从出，前总监督劳乃宣谢病而去，本校长受任于危难之际，承袁大总统谆切相托，义难固辞，勉强接事。时与学部度支两首领再四磋磨，商请用款，迄无以应，不得已乃陈明总统，由华俄银行暂借银数万两，榰柱目前重行开学。此本校长接办以来之大概情形也。”
接着，严复陈述了北京大学不可停办的理由：
“查北京大学，考其程度、教法，欲与欧美各国大学相提并论，固不可同年而语。然在其建置之初，固亦极当时之人材物力，竭蹶经营，以免企其所蕲向之鹄的，又积十余年之因仍迁嬗，糜财耗时，而后有今日之地位，为全国中比较差高之学校。今若将其尽废弃，是举十余年来国家全力所惨淡经营，一旦轻心掉之，前此所糜百十万帑金，悉同虚掷，且北京为革命后地方完全未经破坏之区，前日大学形式仍然存在，学生在校肄习历有岁年，纵不能更照旧章，予以出身奖励，将持何理由而一士门摧残遣散之乎？此则停办大学之未可，一也。
夫各国之有大学，亦无法定其程度。取甲国之大学与乙国之大学相比观之，不能一致也；取某国内甲地之大学与乙地之大学相比观之，亦不能一致也。此固有种种原因，种种之历史，从未有一预定之程度，必至是而独得为大学，不至是遂不得为大学者也。且程度亦何常之有？吾欲高之，终有自高之一日，若放任而不为之所，则永无能高之时。此则停办之说之未可，二也。
且吾国今日应有学否手？往者初立大学之时，言教育者即多訾议，以为我国教育方针必从普及入手，令中小学未备而先立大学，无基为墉，鲜不覆溃，则不知高等大学与普通教育双方并进，本不相妨。普通教育所以养公民之常识，高等大学所以养专门之人才。无公民则宪法难以推行，无专门则庶功无由克举。今世界文明诸国，著名大学多者数十，少者十数。吾国乃并一已成立之大学，尚且不克保存，岂不稍过；且北京者，民国之首都也。天津西沽大学又有历年，其学科阶级，夙在高等学堂之上；江渐各省及湖北武昌，亦方议建立大学。北京既称国都，反出行省之下，本末倒置，贻诮外人。此则停办之说之未可，三也。
且国家建立大学，在宗旨与中小学等各学校不同。中小高等，皆造就学生之地；大学固以造就专门矣，而宗旨兼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各国大学如希腊、拉丁、印度之文学、哲学。此外，尚有多科，皆以为文明国家所不可少，设立学官、立之讲座、给予优薪、以待有志者來，学者得其师资，即使无人，而各科自为研究探賾索隐，教思无穷，凡所以身重其国教化之价值也。日本有森泰来香，为全国中能诗之第一手，而其大学即延之以为诗学讲师。夫日本之于汉文，早已视同刍狗，于诗学乎何有此？其专为目前效用计哉，亦所以具备大学之科目，而自隆其国家之身价也。其余如吾国小学、经学及阳明心学、佛教、梵文等，无不加以特别之研究。彼国醉心欧化，而且保全中国旧学若此！今日革新方亟，旧学既处于劣败之地，势难取途人而加以强聒，顾于首都大学，拟不妨略备各重要专科，以示保存之意。全国之大，必有好古敏求之士，从而为之者；即使向往无人，亦宜留此一线不绝之传，以符各国大学设科之意。至于科目，亦宜详加甄采，以备仿循，不独为造就目前学生计也，如此，则学生之人数多寡有无，皆不足以沮进行之计划。况既为全国比较差高之学校，当亦有此较相当之学生，既有造就之盛心，必不患无学者。此次开学，蒙总长莅校，有设立研究会之政见，但若依前说办理，则功效当复相同。是则为吾国保存新旧诸学起见，停办之议之未可，四也。”
至于经费问题，严复认为这对国家不过九牛一毛，更不能以此作为解散北京大学的理由：
“至于养校之经费，则窍以谓今之大学固当问其存宜与否？存矣，则当问其进行之计划为如何，不得以筹费之难易为解决也。”以“国家肇建万端，所需经费何限！区区一校所恃以存立耆，奚翅九牛一毛，其所以保持者甚大，所规划者至远如此，夫何惜一年二十余万金之资，而必云停废乎？此则不佞所大惑不解者也。”
严复也承认该校以前办理不善，但可改良，而目前急应解决的是存废问题，“大部如以鄙见为不然，则方来之事，请待高贤；若以为犹有可从，则改革之谋，请继今以进谨议”。
当时的北京大学确实也存在很多问题，有的学生虽然回校报到，但一直不上课，在校外闲荡，吃喝嫖赌，吸鸦片，带小妾，社会影响很坏。严复对这些学生没有好感，同时也认识到北京大学在课程、师资等方面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为此，严复又给教育部上呈了一份数千言的《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
该说帖主要有两方面内容：
第一，结束以前的办法：（1）对旧有学生。拟缩短原定学期至迟一年内一律提前毕业，作为大学选科毕业生，予以选科毕业文凭，以免新旧参差，教法不能一致。（2）处置已聘教习。所聘外国教习按合同处理，中国教职员工本无合同约束，应通过考核斟酌去留。
第二，今后改良办法：（1）今后招生以考试为准，不重以前的文凭；学生在校期间收取食宿费；毕业时由学校发给文凭、学位。（2）除非万不得已，今后招聘教员以本国人才为主。（3）文、法、理工、农、商诸科具体改良办法。具体而言，文科：本着兼收并蓄、广纳众流的原测，应涵盖东西方哲学、中外历史、舆地、文学等内容，招收中西学均有棍底的学生，聘请宿学名家任教。法科：招收具有普通法学知识、精于中文、兼通英文或德文的学生。以本国法律为主课，用国文教授。以外国法律比较为辅助课，用英文及德文教授。理工科：拟在地质、化学、工木、矿冶四门中各选拔两三名学生，由校出资派往德美两国插班进修。农科：年终大考选拔10余名学生，派送到日本游学。以望海楼学舍计算，另行招考学生200人左右，农林各两班，用英文教授，聘用教员约20名。商科：学制由三年攺为四年，前两年学公共课程；后两年内，学生在经济学、财政学、商学、交通学四大专业中择一深造，每个专业各十余门课。（《严复集》补编第119页）。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学生也群情激昂，纷纷联名提出许多抗议性说帖或请愿书，他们先后提出《论文科大学不应缩短毕业期限说帖》、法科《反对改办选科说帖》、工科《维持工科办法说帖》、农科《陈请妥筹维持本科办法说帖》等等。
7月10日，由蔡元培主持的全国临时教育会开幕。历时一个月，至8月8日闭幕。在这次会议上，教育部打消了停办北京大学的动议。
7月14日，蔡元培因不滿袁世凯大权独揽而辞职。今天严复回信给熊纯如讲：“本校预科是否招生，半月内乃有定夺。此时外间失学子第甚多，一定招生插班，颇有拥挤之患，奈何奈何！”
7月16日，严复给鸿翁写信说：“姚（永概）教务长文科改良办法并吴教务长代拟说帖稿，请交大家评阅。再，他科改良办法及庶斋务两处说帖，亦应请早日交齐，以便商榷。为恳。”受信人鸿翁，生平待查。
7月26日，范源廉接任教育总长。
7月29日，英国教育会议宣布承认北京大学及其附设的译学馆均为大学，伦敦大学也宣布承认北京大学。
8月上半月，严复由于在春季向华俄道银行所借为期半年的七万两借款即将到期，而国库空虚学款仍无着落，遂分别向英国汇丰、法国汇理、华俄道胜等银行商借学款，但均遭拒绝。其借口是，它们都已参加六囯银行团，在民国大宗借款未成以前，不能自由出贷小额款项。
在这段时间中，教育部提出将北京财政学校高等班并入北京大学，严复以北大自身经费困难为由婉拒。教育部遂将财政学校高等班并入法政专门学校。
8月15日，严复写信给外甥女何纫兰讲：“日来急欲到津，一视吾儿开刮后体中何苦，不幸因校中借款未定，不能成行。明日英公使约午歺晤谈，成否在此一举。若仍不成，则止能咨呈政府，请其另筹矣。”后来，借款事仍未果。
8月26日，为了尽快筹措办学经费，以便秋季开学之需，严复又向比利时在华开设的华比银行商借20万两贷款，除偿还道胜银行即将到期的七万两借款外，其余的留作秋季开学经费。
9月中旬，严复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官。
9月19日，严复写信给时在天津的外甥女何纫兰讲：“日来校事大忙，因教员等颇形泛散，须实力督率。”
9月24日，严复回信给何纫兰讲：“大学校事虽麻烦，然舅近者日必到校，实是渐已就绪，可望实力进行。不幸教育部多东学党人，与我本相反对；部薪析半，而大学堂全支，已是气愤不过。近又见舅得总统府之顾问官，以为月入必丰，于是更加媢嫉，百般设法动摇，欲令部中将大学校长更易。其所以未即实行发表者，为故有二：一是恐中枢不表同情，一是畏校中人员学生群起反对，于是思量无法，先向诸不要脸、无价值之报纸，实地造谣，煽惑人心，以为发难张本。惟是所造谣言太无事实，如云舅业已被押被罚等语。不知京城虽大，校长虽微，若使果有此事，岂不哗然？何尚寂寂如是！则略有知识之人必然一笑，知其中有不逞志妒忌之人与我为难，所言谁复信之？吾亦只合置之不理而已。
周庶咸乃舅身边最为得力之人，相从十年，未尝弄过一弊，认真公事，虑患极周。前在安庆、复旦，往往众人废驰，群不到校，庶咸独任其难，任劳任怨。旁人不知，以其多舅处，遂谓舅之一切举动皆系庶咸主唆，其实那有此事？每逢舅欲办人，庶咸知之，常以和平相劝；公事废驰，彼诚著急，然所责备者则于舅独深。常云：校长如此散漫，教职诸员相率效尤，如何是好？舅当下虽觉难堪，过后思量，辄为庶咸勉加鞭策。然此皆背后之事，旁人哪得知情？至渠所职，乃至校中公款，校中诸友多半寅支卯粮，因其靳于通融，于是相起为怨，辄谓庶咸好揽权利，侵占他人面子，如肖鹤、君潜、杰士诸君皆不喜之，而君潜尤甚。大抵认真之人，在旁观者未尝不以为刻，刻者人之所恶。然而我辈用人，当取何等，此吾儿慧眼当自分明矣。校中借款尚未入手，因华比大班卧病一星期之故。刻已痊愈，大约此星期内当可定夺也。”
9月25日，今天是中秋节，严复继昨天又回一信给何纫兰讲：“欲赴津视吾儿，而校事待理，兼部中有取易校长之说。华比借款，号中人仿照清华学校前案办理，须将校产保险，始立合同。为此，又须延阁。保险者系天津良济，须明日始有回信也。此事一星期内不知能了结否，真是令人不耐也。……舅近日头晕心跳日甚，往往写信半纸时，几室欲旋，须阁笔伏几，少时乃苏。”
严复今天还给熊纯如回了信讲：“吾弟朴茂诚笃，本校斋务所赖实多，原不欲使之远徒，而农科初分，别成局面，非得勤干不欺之士，又难真怀，故至今委决不下，现已略定大概，日内当可发表。”
在今天的《北京新报》，刊登了杨曼青的《论严复》一文，对严复进行人身攻击，并再次造谣惑众，说：严复乘火车由津来京带有禁物，已被“提署讯办……严复休矣！”
10月7日，严复辞北京大学校校长职。教育部发训令。
当得知严复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后，大部份北大学生欲加挽留，但教育部不容所请，在校内与反对严复的学生形成对立的两派，校内空气异常紧张，几至用武。教育部在当日为此发了一个训令：“查该大学校为全国最高教育机关，大学学生一举一动俱当循守礼法，示以楷模。此次改任校长，本因严校长新授总统府顾问之职，责任繁重，若再以校事相属，恐有顾彼失此之虞。本部对于该校维持整顿具有苦衷，凡我诸生，当能共谅。严校长学问资望，世所钦佩，诸生亲炙已久，依恋之切，自属恒情。惟闻有聚众纷争，几至用武情事，同学之间颇伤感情。在反对者虽亦持之有故，而言词不无过激。两派行为均属非是。自经此次训诫之后，务各恪守校规，致力学业，更宜互释前嫌，相为亲爱，毋貽局外讥评之口实，养成校中高尚之学风。本部自后望焉。”
教育部在训令中，将更易校长原因，表面上归为“此次改任校长，本因严校长新授总统府顾问之职，责任繁重，若再以校事相属，恐有顾彼失此之虞。”而且还称赞严复“学问资望，世所钦佩”，但实质上是以新任教育总长范源濂为代表的留日派，对严复的排挤。
严复在1912年5月3日就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以来，至1912年10月7日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前后不过五个月的时间，但他挽救了北京大学被停办解散的危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