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0后对自由的追求与思考10

如今国人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但还是并不满足，还要好上加好，这其中就包括对自由的更多期待。我很钦佩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他以“敢言”为人熟知，但他也会保持了重要的一条原则：“不越界，注意红线，留有余地。”在今天的中国，为自由而奋斗的人不在少数，很多人甚至丧失了个人的人身自由。坦白地说，这样的人和行为我并不赞成，因为他在今天的和平年代，连自己的自由都保证不了，他为自由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对这个社会又有多少现实意义呢？葛教授是个名人，拥有全国政协常委的头衔，但他在敢言的同时，更为擅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越界，也许有人不以为然，因为何谓界？谁划的界，这样的界是否合理合法？提出这样的问题貌似有些道理，但我觉得这是在公然与现行的体制为对立面，其结果一定是与初衷相背离的。

我们今天的时代，促进社会的进步，一定是采取改良的方式，绝不可采取革命的手段。我们的国人有闹革命的传统，但理性地思考结果就是，革命的手段不适合今天的时代特征，因为革命就是要用暴力改变政权性质，会引起社会动乱，这样的社会代价太大了。我们希望的是用非暴力的方式，采取治病救人的方式，对社会中存在的不合理、不公平、不完善的地方进行改革，从而让我们的社会发展更加良性，以最小的代价赢得社会的更多进步。既然社会要进步，不断的社会改革就是绝对的，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反腐倡廉就是其中的重要举措。葛剑雄口中的“敢言”,就是要对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大胆地提出批评，但这些批评一定是善意的。有些人在进行这种批评的时候总是存有一些极端的情绪，比如对一党执政制度不满，对党指挥枪不满，对现行的意识形态不满，于是就使用一些极端的语言对时政进行抨击。这样的批评有怎样的社会效果呢？效果当然不好，因为它与现行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相冲突，这样的言论自由自然得不到保护，因为越界了。

我们今天的社会的确有很多不如意的东西，比如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的问题，如何治理腐败，新领导层的确下了很大的决心，也有了不小的成效。但是否就扭转了腐败严重的局面了呢？显然不是。有分析认为，目前的打击腐败是头疼医头，不解决根本问题，连亡羊补牢也算不上。对这样的认知显然是有广泛的社会共识的，高层也说这仅仅是治标之举，是在为以后的治本开路奠基。至于通过怎样的方式治本，彻底消除产生腐败的根源，社会各界都曾提出了很多思路，比如实现官员个人财产公开，对政府和官员的言行实行广泛的媒体和社会监督，将“八项规定”等内容真正实现制度化，违者严惩，坚决杜绝一阵风，形成对腐败治理的长效机制等等。从现在的反腐发展势头看，做到这些应该不是问题，不过是个渐进和水到渠成的制度完善过程。

葛剑雄教授在最近接受采访时还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正常的高层社会管理是少数人的事情，一般人没办法判断，大家都来关心反而是坏事，老百姓就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比如我的医保问题，不要为那些过大的问题操心，你管不了的。”细想一下，此言有理。每个人都难免个人的局限，国家政治涉及的东西过于复杂，百姓的参与其实是在添乱。如果我们在追求个人自由的过程中，更多地将精力集中在自己熟悉及密切相关的事情上来，参与的价值就会大大提升，我们的社会因为有了如此广泛的公众参与，就会变得更加美好。而国家大事就让那些政治精英们操劳吧，将信任无保留地交给领导们吧。当然，这其中有个重要的前提，如何使我们的领导都是公众信任的。这的确是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也很难在短期内可以做好，那也急不得。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总是会有一套更加科学有效的办法来解决政府和官员公信力的问题的。

细细想起来，今天我们能在网络上就自由的问题畅所欲言，这种自由的获取就非常值得珍惜啊，这在在过去的阶级斗争年代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呀。我们今天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肯定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领导们也不容易，他们也是人，也各有自身的局限，对他们要求过高并不现实。如果我们在争取自由的路上能更加理性，或许这就是个体验快乐和幸福的过程，又干嘛那么在意结果何时到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