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在“即用见体”的“中国本位文化论”和“中体西用”的“中国本位文化论”两者之间做出一个孰先孰后、谁主谁次的判断，而是认为两者浑然一体、密不可分。
　　
　　
　　
　　有人会说，上面你关于为何主张“中国本位文化论”的表述中，只是“中体西用”，已没有了“即用见体”的影子。我想说的是，我们大可不必担心中国没有了西方文化上的“即用见体”，这是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所使然。进一步说，中国人在对西方文化上的“即体见用”已经足够疯狂和尽力——尽管往往是只学了些皮毛，不谙其真要，但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大部分西化了。当下的中国文化建设，从整体上和根本上来看，正如牟宗三先生和蒋庆先生所说，已经放弃了中国文化的道体和理路，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歧出。所以我们的担心，应不是缺乏对西方文化的“即用见体”，而是缺乏对中国文化的“即用见体”。换句话说，在西方文化于人伦日用层面如同狂风暴雨般席卷中国和于价值义理层面如同绵风细雨般浸染中国人的情况下，突出在中国文化上的“即用见体”，是情势所使然。
　　
　　
　　
　　中国文化的道体已然被严重遮蔽，我们不能再寄希望于人们仅仅靠自己的读书学习和领悟体认来这一道体，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复兴，仅仅靠一二君子、儒者是把持不住维系不了的。不在社会层面和人伦日用层面推动中国文化的建设，则“中国本位文化论”只是个徒然无用的口号。因此，我着重在这两方面提出一些推进“中国本位文化论”的具体意见和措施： 
　　
　　
　　
　　共识第一。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在如下两个方面达成基本共识：首先，不管信奉什么主义什么思潮，都应坚定地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当务之急是破除“妖魔化中国”而“乌托邦化美国”的畸形文化心理，非是如此则全盘西化乃至是“美国化”则必不可免；第二，不管信奉什么主义什么思潮，都应对中国文化持有一份温情和敬意，把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作为当下中国文化建设的基础和平台，非是如此则中国的文化路向永远只会在这种或那种全盘西化之间徘徊游荡。
　　
　　
　　
　　读经第二。太史公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往圣先贤写就的经书，是其生命生存生活的经验、智慧、情感的结晶。不读其书，则不可与语往圣先贤之道，更谈不上对往圣先贤之道的领悟与躬行。[21]读中国书，读古人书，读经典，对中国人而言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有非议者，如袁伟时，说读经是为古人“殉葬”！那读西方书，又是为谁殉葬呢？不仅少儿应读经，成人也要读经，尤其是各级学校要设立经典课程。当然我们不能只是靠读经来复兴中国文化，但读经是一必要前提。
　　
　　
　　
　　民俗第三。在风俗习惯和人伦日用层面加大传统文化的色彩，有助于培养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亲近感和归属感。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传统节日应通过国家行为提升为法定节日。各界应联手营造元宵节、中和节（龙抬头）、七夕节（情人节）、中元节（鬼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的气氛。孟子的母亲是位伟大的女性，把孟母诞辰作为中国的母亲节也很有必要。[22]此外，研究古代礼仪的学者有必要根据古人礼仪并结合当下实际，为我们献上中国人自己的礼仪礼节模式。
　　
　　
　　
　　孔诞第四。一个没有圣人的民族是可怜的，一个有了圣人却不知道珍惜的民族是可悲的。孔子是生民以来未再有过的圣人，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也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因此，在孔子诞辰日，应该在全国各地举行各种层次的、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孔子是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收徒讲学的教师。我们有必要把孔子的诞辰作为中国的教师界，以取代没有任何文化内涵的现行教师节。[23]此外，中国应采用孔子纪元，不能再用什么基督耶稣的诞辰为纪年。
　　
　　
　　
　　祭祀第五。“祖有功，宗有德”，“慎终追远”自古就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在民间，国人应通过祭祀来缅怀先人。在官方，尤其是要有国家级的公祭活动，主要是祭祀黄帝以说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公祭孔子以说明中国文化的内在性。官方祭祀，不能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更不能过多渗入经济因素和采用商业模式，而应是堂堂正正、光明正大，以促进文化建设为归依。抗日战争期间，毛、朱诸公就曾派员公祭黄帝，现今的官员为什么就不能效仿呢？
　　
　　
　　
　　讲学第六。学在民间，道在山林。民间社会的讲学活动是维系和传承儒家文化的根本渠道。不能给予儒家文化进行民间的、公开的、自由的教育活动的合法地位，则不能培养和积聚担当和宣传儒家文化的人才。因此，有必要迅速恢复中国古代的，主要是儒家的民间自由讲学的传统和制度，并恢复和创办书院、精舍等以为道场。政府应从反孔子、反传统的意缔牢结中走将出来，即使不给儒家讲学以优惠待遇，至少也应该给予其国民待遇，不应也无须压制它。
　　
　　
　　
　　庙产第七。儒家在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庙产、财产以为自己事业的载体与道场，如孔庙、文庙、书院、精舍等。这些历史上留传下来的庙产和财产，应该归还给儒家人士所组成的组织和协会，由其来管理和使用。基督徒可以自由进入教堂祷告，但我们的孔庙如今却被文物局和旅游局联合把持，并以之为发财的场所！这是对圣人的“保护”还是侮辱？为什么在中国，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都可以有自己的庙产和财产，而儒家儒教就不可以呢？
　　
　　
　　
　　儒教第八。儒家、儒学是不同于基督教模式的宗教，是人文教、道德教、教化教。历史上它是不是宗教是一个问题，而目前为应对信仰危机和身心安顿等问题，中国应该建立儒教是另外一个问题。尽管建立儒教需要跨越历史传统和科学理性的两大限制，但能不能建成儒教又是一个问题。儒教的建立，应该从民间开始，鼓励各地的民间儒家人士建立各种儒家、儒学、儒教的组织和协会，而后使之能进行有机的联系和协调。而我，也是主张在中国建立统一的儒教并使之成为国教的。
　　
　　
　　
　　官员第九。中国的官员，应该在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过程中有所作为。首先官员应该读经，并要把官员读经纳入到各级各类培训过程之中，比如有必要在各级行政学院和党校系统之中开设儒家经典课程。其次，官员的选用、任命、考核、升迁等，应该通过有关儒家文化学科的考试。当然，并不是只考儒家文化而排斥其他科目，但通过此科考试则是选用、任命、考核、升迁官员的前提条件，我称之为是“新型科举制”。
　　
　　
　　
　　儒化第十。上述一系列措施，用康晓光的话来说，是一个“儒化”的问题。对中国进行“儒化”，是一个改良的、优化的方案而不是对现行体制的替代和革命。此方案的关键是对中国执政党合法性的重新诠释，即执政党要从自己的历史合法性之一，即反传统、反儒家之中解放出来，把自己的现实合法性建立在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之上，从而使自己的合法性融入到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五千年历史长河之中。换句话说，执政党应该成为儒家道统的一个自觉的承担者和践行者。
　　
　　
　　
　　上述的建议和措施，只是我个人的一些心得，不可能很全面，也未必为合宜，它只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更为具体的、严密的、有效的意见和措施，有待国人的集思广益，也有待在实践中的探索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