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天将坠丧斯文，则不应让其知晓斯文；既然天使其知晓斯文，则其当维系斯文不坠斯脉不断。以道自任，自信超凡，这就是孔子，这就是圣人。圣人只有一个，我绝不敢比肩于孔子，甚至我也不敢像孟子那样说一句“乃所愿，学孔子”。我对于孔子最多是如太史公所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但是，我有幸从事了斯文的一点研究，并且知晓了斯文的一点道理，可谓是“与于斯文”的一个人。我的痛苦和焦虑恰恰在于，就是凭借我所知晓的这一点点的斯文的道理，竟然使我发现在当下，不知不解乃至误解曲解斯文的中国人真是太多了。无知者对于斯文的知识，还停留在早年的意识形态化的小学教科书中宣传的水平之上；不解者则不但感觉不到斯文的存在和合理，而且即使感觉到了，也是落落无关其事。更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斯文进行批判质疑与颠覆解构，似乎怀有刻骨的仇恨，必欲对之斩草除根而后快。当然，也是有少数人多少了解些斯文的，但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里，大多对斯文采取了知识化、对象化、小学化的处理，做的是些高堂讲章的事。无知者无畏！就是这些对斯文无知的人，在遗落、在抛弃、在断裂我们绵延了的五千年的斯文。虽然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所造就的无奈，但是我们面临的现状却是斯文正在渐行渐远，乃至遥无踪影。
　　
　　
　　
　　而我，绝不相信偏离乃至是背离斯文就是中国今后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宿命。我想说的是，国人应先学些斯文，了解些斯文，而后再发言，再论断。毛公曾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则说：对于斯文，没有学习就没有了解，没有了解就没有同情，没有同情就没有敬意，没有敬意就没有体认，没有体认就没有信仰和情怀。与其说当下的国人缺少的是对斯文的信仰和情怀，毋宁说缺少的是学习和了解。一代人不讲斯文，则斯文会丧失三成；两代人不讲斯文，则斯文会丧失六成；三代人不讲斯文，则斯文会尽于泯灭。尽管“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然而“文武之道，不坠在人”。我们这些不肖子孙该怎么办？就是要主张“中国本位文化论”，而且不但要说起来，更要做起来。
　　
　　
　　
　　有人会说，你凭什么主张“中国本位文化论”？答曰：就凭斯文是我们祖先的遗产，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是一个作为中国人应有的情感的问题。斯文培育和调护了我们的祖先的生命，进而有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应该对它感恩戴德而不应是始乱终弃。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它的血液，我们的骨子里就应该有它的气质。对于斯文，凡是中国人，就应该具备孝子孝孙的信念和情怀。把它承继起来，光大起来，这是我们对它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对它的怜悯与施舍。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的一个交代，而不能只是传给他们外来的文化以为我们的光荣和伟大。
　　
　　
　　
　　有人会说，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打败了，西方文化是优越的和先进的，为什么还要主张“中国本位文化论”？答曰：与其说是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打败了，不如说是中国人被西方人的船坚炮利吓怕了。即使中国文化被打败了，也是败在它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上。中国文化讲天地合德、天人合一，讲一体之仁、一心之转，讲以德服人、以德来人，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讲天下观念、大同理想，而不幸被西方的船坚炮利和铁血征伐所打败，难道这就能证明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如果文人秀才被土匪强盗打败了，就能证明土匪强盗的优越性和先进性？
　　
　　
　　
　　有人会说，退一步讲，中西文化都是优越的、先进的，主张“中国本位文化论”也是“中国中心论”而对西方文化有所排斥，这是偏激的观点。答曰：西方人把“西方中心论”已经喊了数百年，把其他文化视为异端、蒙昧，从来没有而且将来也绝对不会有什么“中国中心论”或“伊斯兰中心论”。然而，中国人批评西方人的“西方中心论”，一直只是就论而论，从来没有人提出过“中国中心论”以反制“西方中心论”。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人连梦想的能力都丧失了，没有了自尊和自信，也没有了自立和自强，而是一直笼罩在“西方中心论”的阴影下，其骨子里的预设正是其所反对的“西方中心论”！可悲可怜、可惊可叹！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提出“中国中心论”？
　　
　　
　　
　　有人会说，你的“中国中心论”不是一种文化的观点，而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观点！答曰：借用康晓光、陈明二人所共同说过的一句话，我也说，“我本质上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文化建设应有文化战略，文化战略应是国家战略特别是国家安全战略有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借用美国人约夫·奈的话说，文化乃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17]从德国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美国人亨廷敦的《文明的冲突》，从骨子里透露出的不仅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论调，而且更透露出文化冲突是国家民族利益冲突的基础与前兆的消息。就在中国人没有了帝国梦的时候，斯氏说：“大一统帝国”，将在2000到2200年间出现。这个帝国的统治者是谁？不是中国人，而是日耳曼人！就在中国人为儒学是不是宗教还在进行争论的时候，亨氏已经提出在未来的不久将爆发伊斯兰教文明、儒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如今，伊、耶二教的冲突已经通过“9·11”、“7·7”等恐怖袭击事件出现，而我们的儒教却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亨氏担心的是什么？是中国人的利益吗？不是，是美利坚民族的利益，更确切的说，是一种“白种人的焦虑”！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一种基于中国文化意识之上的“中华民族的焦虑”呢？
　　
　　
　　
　　有人会说，如果西方文化能使中国复兴和强大，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全盘西化呢？答曰：“中体西用”可以，全盘西化不可。因为中国从历史、现实和潜力上来看，都是一个大国，而且可以说是最大的大国。小国可以全盘西化，中国不可以。因为在国际上，文化的竞争与合作，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民族利益的竞争与合作，而我们中国不可能像其他小国那样把自己的利益托付给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只有实现基于“中国本位文化论”基础之上的文化认同，才能有效实现民族认同，才能避免出现“今夜我是美国人”（“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或“今夜我是英国人”（“7·7”恐怖袭击事件后）的闹剧，[20]才能有效参与日趋激烈的国家民族间的竞争——全球化是以凸显各国家民族的自性不同和利益冲突为前提的，融合只是个理想的预期和设计，还要走很长的路。只有意识到并做到这点，中国才能实现由大国到强国的跨越。
　　
　　
　　
　　有人会说，你的主张即使有道理，也未必能实现。答曰：此主张必底于成。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有很强的自我恢复和自我生长的能力，它甚至是不需要什么优惠待遇而仅仅靠有国民待遇即可。从趋势上来看，中华民族复兴的迹象已经带动了中国文化复苏的迹象，2004年就被称为是“中国文化年”。毕竟，一个国家民族强大起来后，其自信和自豪必然导致其固有的文化上的回归。从机遇上来看，在僵硬的意识形态逐渐松动并且在中国出现信仰危机、道德滑坡和伦理失范等诸多的困局下，中国文化的复兴大是可以值得期待的。当然，中国文化的复兴，还需加上中国人积极主动的作为。若此，则中国文化的复兴是中国文化建设所不可避免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