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昨日下午突然发布消息，称中日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
此次共识重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即四个政治文件，分别是1972年的《中日两国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的《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及2008年的《中日关于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高洪告诉凤凰网，这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40多年以来一以贯之的原则，其中包括老一辈领导人就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达成的共识和谅解，这一政治基础与后面的消除政治障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共识提到历史原则问题，强调双方要“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中方反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这是两国关系最大的政治障碍。安倍晋三是很清楚这个立场，在第一次任首相期间，两国面临的最大政治障碍也是其前任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造成的严峻局面，在这个问题上，安倍一直没有退让。安倍昨日晚上也否认，就不参拜靖国神社向中方作出了承诺。
安倍晋三选去年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显然激怒了中国，外交部为此放出重话，中日领导人对话大门被安倍关闭，“中国人民不欢迎他”。由于2014年APEC（亚太经合会）峰会在中国举行，有媒体当时担忧，北京是否会允许安倍参加APEC（亚太经合会）峰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遵照APEC的相关规定和惯例处理”，既没肯定也没否定。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也表达过这种看法，安倍选在执政周年参拜靖国神社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完全反映出其历史观和政治意图，因此安倍必须负起破坏中日关系的历史罪责，无论安倍未来是否会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他个人已经不对安倍抱任何希望。
《环球时报》的胡锡进认为外交部的立场与《环球时报》一致，是《环球时报》最先提出把安倍列入黑名单，胡锡进做客《人民网》访谈时，重申把打击的对象对准安倍和安倍政府，集中打击安倍本人和安倍政府，以打击安倍和安倍政府为核心，保持打击的精准。胡锡进甚至倡议：比如日本旅游就可以少去，这是中国老百姓民间表达的一种态度一种方式，也比较简单，每个老百姓都可以做。
胡锡进特别支持罗援将军在《环球时报》的建议，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搞个跪像，外交部宣布安倍不受欢迎是官方行动，民间不妨考虑做一个跪像。
中日关系弄到这般地步，钓鱼岛、靖国神社只是导火索，背后有着更为复杂而又深刻的政治利益和现实纠葛，两国的政治家们在某种程度上都被舆论和民意缠绕，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各说各话，很难找到对话的共识。
40多年前，日本政客突破国内外各种阻力和历史恩怨，在北京与毛泽东、周恩来握手言和，拉开了中日友好关系的帷幕。40多年来，无论中日政局如何动荡，中日友好关系的大格局并没有完全发生改变，民间社会的反日情绪也是舆论在特定时期渲染的一种结果。对日关系实际上也是政治家手里的一张牌，什么时候打这张牌最有利于凝聚共识，唤醒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官方一直拿捏得恰到好处。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西方的封锁和外交孤立，只有日本频频向中国示好，日本也是较早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发达国家。1989年北京再次陷入西方孤立时，发达国家中又是日本第一个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且突破性促成了日本天皇访问中国，这是日本天皇第一次被允许访问他曾下令侵占过的国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中日友好关系一直如火如荼，日本是工业大国中对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总额达2500亿人民币，这些援助资金，主要用于中国环保、人才培养以及早期的铁路、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建设领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日本也不象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利用中国的人权、民主以及政治制度大做文章，日本政客并不关注中国的人权、民主以及政治制度，走的是一条典型的务实外交路线。近年来中日关系变得紧张，在许多日本人看来，是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正追赶日本甚至可以与日本正面竞争，中国不再需要日本。而许多中国人认为，日本与中国有世代之仇，中国强大之日，就是报仇之时，因而反日情绪很容易被舆论挑动起来。
中日关系能否回暖，两国高层乃至民间能否重建信任，从而缓解一系列重大危机，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取决于两国政治家的智慧和魄力，也取决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实际上，中日邦交正常化40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中日友好绝对有利于人民交往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也有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当年日本不少政治家和民间人士，想方设法排除右翼势力干扰，冒着极大危险发展中日关系，至今回看这段历史，仍然有许多感人至深轶事。
回顾中日两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交往史，不难发现一个定式：每当中日官方关系趋冷的时候，中日民间关系就显得相对活跃，从中起到了抑制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作用。中日两国交往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中，曾经出现过一些波折，今天人们谈得比较多的中日关系“经热政冷”问题，在上世纪60年代也曾存在。当时围绕承认中国问题，中日间交锋的焦点就是“政经分离”和“政经不可分”。而中日加强民间交往，抑制了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使中日不仅在经济上“热”，而且在为政治上的“冷”解套。
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国领导人就长期着眼于争取日本支持。中方在不能官方建交时便搞“民间外交”，以民促官，终于促成1972年的邦交恢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大多来自日本。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进入了“政冷经热”的阶段，日本各大厂商纷纷把生产基地转向中国，以致其国内有“日本产业空壳化”的声音。2006年中日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超过日美贸易额，中国从此成为日本最大的海外投资国。
周恩来生前多次强调，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邓小平、胡耀邦生前明确提出中日两国要以和为贵。1984年，邓小平说：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胡耀邦更加直截了当的指出：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达人大观，放眼长远。
钓鱼岛的领土争议，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产物，前人已给后人提供了务实的思路。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即表示了“搁置争议”的意向，周恩来还说，现在台湾倒是有一些人挑动钓鱼岛的问题，我们不要去理它，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边，我们不谈钓鱼岛的问题。1978年，邓小平明确继承了这一方针，邓小平在日本说，把钓鱼岛问题搁置起来，为的是不让钓鱼岛问题成为妨碍两国之间正常交流的障碍。1982年，邓小平重申把领土争端放在一边，解决的办法是两边各自让一步，不要妨碍我们做其他事情，还有很多其他事情都可以做。
日本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近7000座岛屿，人口接近1.3亿。日本也许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在走向老龄化，但日本绝不是一个没有创造力，正在衰竭没落或一无所有的国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经历过日本占领新加坡、日本在二战中的毁灭以及它不屈不挠重新取得的辉煌的时期。李光耀认为，不把日本当回事是“愚蠢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作为经济增长引擎引领全世界，但在之后的20年，债台高筑的日本彻底“迷失了”，但日本并没有陷入真正意义上的衰落。
正如牛津大学名誉校长彭定康所言：“自2002年以来，日本的人均收入每年增长0.9％，高于美国和英国；即便在经济衰退最严重的年份，失业率也从未高于5.5％，2012年底的失业率为4.1％；社会凝聚力依然强大；通过巨额海外投资，日本公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面向全球。日本目前仍然以相当大的优势，保持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从平均水平讲，日本国民的富裕程度是中国公民的8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