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等人政治末日审判都是咋表演的？
一、末日审判前的政治危局
1976年10月6日，这在中共党史上都是一个非常特殊、非常重要的一天。这一天，以华国锋、叶剑英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了一个非常手段的行动——以政治局的名义通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前来开会，然后分别对其进行秘密抓捕，隔离审查。此举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意义就是从组织上解决了十年文革中国不停内乱和不停动荡的祸根，为党和国家政治经济上的拨乱反正和工作转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经过十年文革的党争权斗，江青等人不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有着自己的一套帮派班子和人马，其力量绝对不可小觑。当时的情形是。若通过中央全会的方式公开解决江青等人的帮派问题，这对危急中匆忙接手毛晚年政治遗产的华国锋而言，胜算并不是很高，很可能又陷入到一个争吵无果，均势力敌的政治僵局。
有这样一段中共官方的描述可从中窥见当时这种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凶险性、未知性。华国锋、叶剑英的秘密抓捕，固然让江青等人的覆灭变成了一瞬间的事情，“但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帮派势力盘根错节，其党羽还掌握着相当一部分党和国家的权力，他们同样不甘心失败，仍坚持反动立场，负隅顽抗，或狂妄叫嚣，分发武器，阴谋策动反革命叛乱；或秘密串联，隐蔽潜伏，保护骨干，伺机东山再起；有的在隔离审查后拒不服罪，甚至写反动诗词，恶毒攻击党中央，为四人帮歌功颂德；有的用绝食自杀的手段，对抗审查，继续顽抗。”（《人民的审判》第3页）
另据《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编剧龙平平披露，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与“四人帮”的斗争应算是党内的一次极为复杂、极为凶险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曾回忆道：“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全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的人，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
有一首唐代的边塞诗总结出了一条很重要的军事斗争经验，那就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华国锋、叶剑英用假名开会、秘密抓捕的方法，首先从政治局的层面上解决江青等人的派性作乱问题，实际上就是对这一经验的古为今用。用这种奇诡的办法固然能把江青等人轻而易举地抓捕、隔离起来，但如何向党内的人交代，这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事，就像九一三事变中党的副统帅林彪出逃叛国那样。
首先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江青等人的说法。隔离审查后的江青，直接把华国锋的这种秘密抓捕当作“法西斯绑架”、反革命政变，并扬言要和华国锋、叶剑英当面辩论。若真的在党内公开辩论，凭着毛的夫人身份及其十年文革经营起来的帮派体系，华国锋、叶剑英能不能公开辩论过江青等人，也还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其次，树倒未必猢狲散。要知道，江青等人的帮派体系中，死硬分子也是有的。在江青等人被华国锋、叶剑英秘密抓捕、隔离审查后，他们通过十年文革经营起来的帮派体系并没有因为“王被擒”、众叛离、猢狲散，而是阴谋暴动，以身救主。在1976年10月7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由省、市、自治区、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上，江青等人的上海帮派骨干马天水就曾极不服气地说：“你们的理由（指把四人帮隔离审查的理由——阴谋篡党夺权，批评教育表面接受，暗中顽固对抗，死不改悔）不足以说服人。”更甚者，留守上海的“四人帮”死党——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等骨干分子，还密谋策动上海民兵武装暴乱，并打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的口号，逼中央放人。
在辽宁，张铁生也是江青等人帮派体系中的死硬分子。1976年10月17日，在得知江青等人被华国锋、叶剑英隔离审查后，张铁生恶毒把它诽谤成“历史的反动”，并叫嚷：需要拿枪就拿枪，不给枪就抢，夺走资派的权，妄图在辽宁掀起武装暴乱。
除此之外，江青等人也还有不少的党羽占居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并抵制、阻挠着中央对江青等人帮派问题的组织清算。
帮派性的政治斗争从来都是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角斗场。
在建文帝与其皇叔朱棣的政治斗争中，他的杀不及亲的仁道最终败给了朱棣的铁石心肠。
清算江青等人的帮派体系，邓小平用自己的一句话永久性地解决了十年文革的党争派斗。在1978年回答胡耀邦关于“当前的中心任务”的指示中，邓小平告诫道：“我和剑英、先念同志打过招呼，现在如果不乘胜追击，把四人帮的余党和帮派骨干一网打尽，我们就会犯放虎归山的错误，四人帮随时都有死灰复燃的可能！”（《人民的审判》第61页）由此看来，经过十年文革政治斗争的洗礼，邓小平似乎更深体会到了毛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一诗句的真义和冷酷。在对江青等人帮派体系及其党羽的清算上，邓小平绝不想再重蹈江湖上的一些帮派斗争，因为斩草未除根而被借尸还魂、东山再起的对手最终吃掉的历史覆辙。
透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江青等人的秘密审判，还是他们帮派党羽的公开剪除，这在华国锋匆忙接手毛晚年政治遗产的动荡期，都必然是一场硬仗。
那么，江青等人在自己末日的政治审判中，有没有把它变成一场场政治审判的硬仗呢？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末日的最后表演吧！
二、江青的张狂
江青被隔离审查后，先是绝食抗议，后是撒泼耍赖，一个字的检查都不写。当中央专案组的人员出现在她面前时，她狂叫：“你们这不是审查我，而是法西斯的绑架，是反革命政变！是右派政变！对你们这些党内走资派的所作所为，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1980年12月3日，在审理江青诬陷、迫害刘少奇一案时，法庭出示了江青圈阅的关于召开批判刘少奇大会的批件及其有关证人的证词，面对这些确凿的证据，江青振振有词地声称：“召开批判刘少奇大会，抄刘少奇的家，是合理的、合法的，不是犯罪。破四旧，必然抄家，是革命行动。”
同年，12月24日上午，公诉人江文在法庭辩论上主诉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有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反革命罪行，当轮到被诉人最后陈述的时候，江青留给世人了最后一刻的张狂。只见江青狡辩道：“对公诉书上的意见，整个地说，我认为歪曲篡改历史，颠倒黑白，隐瞒捏造事实，混淆是非。我听候你们的审判，有本事你们把我弄到天安门广场公审、枪毙。”
实在看不下去江青的张狂，审判长曾汉周有些火了，他对江青说道：“我警告你，不许你谩骂法庭。”
“我无法无天，我不怕你呀！刘少奇、林彪我都没怕过，我能怕你吗？”江青怒吼道。
12月29日上午，第一审判庭继续进行江青一案的法庭辩论。检察员江文针对江青12月24日的法庭辩护予以反驳。江文在辩论中称，被告人江青的全部言论，其要害之点就是鱼目混珠，说她的反革命行为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妄图把反革命罪责推到毛主席身上，借以掩盖她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反革命罪行。
针对江文的批驳，江青不时打断，拼命挣扎，拼命吼叫。审判长曾汉周一再按铃警告，江青置之不理，并满口狂喷，“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声竭力嘶，形同尖叫。
看到按铃警告已无法制止江青的张狂，曾汉周只得结束法庭辩论，宣布退庭，让江青等候宣判。
“退庭”。这使江青意识到了已到了自己末日表演的最后一刻，只见她双手抓紧栏杆，大声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三、王洪文的软骨
王洪文的“软骨”，可以从他的初次被审和最后陈述中看出来。
在1980年1月24日的初次审判中，法庭首先调查了他到长沙向毛主席诬告周恩来、邓小平，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事实。
审判长问王洪文，“你去长沙为什么要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
王洪文承认，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所以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
12月20日，在法庭辩论的最后陈述中，王洪文说：“我没有什么可辩论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我犯下参与诬陷周恩来、陈毅、邓小平邓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严重罪行，犯下了镇压群众，组织帮派武装等严重罪行，我向全国人民认罪，我决心转变立场，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最后，我向法庭表示，我完全服从对我的判决。”（《人民的审判》第185、186页）
四、张春桥的死硬
从被铺那一刻起，张春桥的“死硬”就似乎已在他的内心深处安了营、扎了根。无论专案人员怎样问他，他都爱搭不理，一言不发。
透过他的文革揪斗经历，张春桥也许清楚得很，身陷于政敌的末日审判台上，说了也白说，辩了也白辩，到最后也还是那个事先拟定好的罪和刑，就像当年他整治、揪斗文革中的政治异己那样。
在这种心理预期的作用下，张春桥深知自己干的那些罪孽或反革命的勾当，是绝对不会被自己的政敌放过或宽恕的。因此，在这种政治末日审判台上，他是横下一条心地做好了被杀头的准备。正是这种准备支撑着他在审判台上的死硬、顽固、无语。
11月27日，庭审指控张春桥伙同江青等人，“密谋长沙告状，诬陷周恩来、邓小平”，审判长王战平一连问了3次，他都没有回答。整个庭审只有法庭在不停地对张春桥宣读起诉书上的罪状及证词、证据，而他都始终不语，任你指控，犹如一个死猪，任你丢在开水里烫来烫去，一声不吭。
12月4日，法庭再次提审张春桥。面对法庭对他在1966年12月和1967年5月分别在上海和济南制造、挑动武斗事件的调查，张春桥对审判员的讯问，拒不回答，也不看法庭向他出示的各种证据，其摆出的永远是一副不死不活、不理不睬的样子。
12月20日，在公诉人的法庭辩论之后，审判长曾汉周告知张春桥，“你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利，你还有什么话，现在可以讲。”张春桥听后，仍是一言不发。曾汉周再次把被告人有权陈述和辩护的话重复了一遍，张春桥还是一声不吭。
从被铺隔离到法庭调查，从法庭调查到最后陈述，张春桥的死硬就是这样地不理不睬，一言不发，一声不吭。他也许是没有王洪文的软骨，也许是已对自己政治上的生还不再抱幻想了，也许是深知在这种政治末日审判上，辩了也白辩，说了也白说，与其软骨，与其白费口舌，还不如死硬更能保住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
从张春桥的末日审判上看，他的死硬也许就是其死不认罪、死不改悔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在北京秦城监狱的铁窗下，张春桥的死硬又使其以沉默寡言的形式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正是这样的死硬，使这个曾经的“文革显贵”决意带着自己的花岗岩脑袋去见他的上帝。
五、姚文元的“狡辩”
姚文元在“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中，充其量只是一个吹鼓手、刀笔吏。与江青的帮主、张春桥的军师等角色相比，他的刀笔只能供其驱使，用自己的笔杆子协助他们整治对手、排除异己。狡辩，这对于他这个“四人帮”的刀笔吏，文革舆论的总管而言，不过是小菜一碟而已。所以，狡辩贯穿了姚文元末日审判的始终。
在1980年11月24日的第一次提审上，姚文元为自己准备了一大叠辩护用的材料。在整个庭审的讯问中，他一会儿翻阅着材料，吞吞吐吐地回答讯问，一会儿又含糊其辞地说自己记不清了，或者说“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总之，让你捉摸不定。
12月8日，面对起诉书指控他控制宣传舆论工具，利用报刊诬陷老干部的犯罪事实，姚文元一会儿强调当时的历史条件，一会儿强调文章是公开发表的，极力咬文嚼字地在错误与罪责之间进行狡辩。
12月19日，姚文元在自己的末日审判上作了一次最后陈述，针对起诉书的指控——法庭调查证实，姚文元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喉舌，他自辩道：“我同林彪挂不到一起，同林彪的反革命罪行更是挂不到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事件中对群众扣上的反革命分子、一小撮坏人等帽子，同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这个罪名也是联不到一起的。”
透过这种表演，姚文元真不愧是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刀笔吏，即使在他自己的末日审判上，也不忘耍弄自己咬文嚼字、百般抵赖的秀才本色。
2014年12月16日二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