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提醒的是，批评林毅夫先生，不是为了贬低他，而是为了辨明是非，揭示真相，给改革开放以有益的智力支持。当然，对林毅夫先生这样一位师长级人物作狮子吼，会有大不敬之嫌。不过，亚里士多德有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说得相当好，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认为，如果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意见都一致，而只有那一个人持相反意见，人类也没有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谁都没有权利让其余的人闭上嘴巴！更为重要的是，重大理论问题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不深挖，不细嚼，不猛摔，是知识分子的严重失职，甚至妄为知识分子。
1.苗实：我不支持林毅夫先生“放卫星”
中国改革徘徊不前，正是需要有话语权的经济学家勇敢站出来说真话加以推进的时候，而备受推崇并被大家寄予厚望的林毅夫先生却无忧无虑地大放卫星，这种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古训置于脑后而不顾的异常表现着实太令人失望了。为什么如此讲呢？简而言之，尽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但是经济关系仍旧没有完全理顺。更加让人不安的是，尘封已久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由于无法适应全球化大趋势或向现代文明转型的需要而呈现紧张状态。所以本质上说，鉴于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缺乏应有的缓冲余地，以致于中国经济系统本身的抗冲击能力非常脆弱。这样一来，愈发显得改革任务艰巨，迫不及待，特别是在西方金融危机还振荡不止的外部环境下。也就是说，没有改革的切实推进，中国发展动力的持续性至少是值得怀疑的事情。当然了，改革是一种深层次探索，肯定有一定的风险。如果应对不当，不要说十年高增长，就是三五年也未必如愿以偿，而二三十年的高增长就更不可想象了。进一步说，这种预测如果实现，主要还是依赖于成功的改革，而不是预测者的精明。况且，稍微有点数学基础的人，谁都可以这样不栽桃树只摘桃子，做一些无关痛痒甚至空洞无物的类似预测。我想，作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没有一点批判性，专拣好听的话讲，不能不让人觉得其有迷上惑下混淆视听的嫌疑。
[写于2012-06-24]
2.苗实：致某位当红学者几句忠言
经济学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即便是表现卓越的经济学家，显然也太渺小了，所以要常怀敬畏的心态，如果刚愎自用，沉迷雕虫小技，进而严重偏离康庄大道，那就会有远远超过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所造成危害的千万倍都不止。要知道，无论是企业挖掘潜在比较优势，还是产业升级，政府都不会高明到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尤其是譬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而这几乎是经济学界的共识。当然，我这几句忠言可能有点逆耳，但是记得郑板桥说得非常好：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另外，回帖中有人认为我多少隐约有那么一丝人身攻击的嫌疑，如果真是如此，恳请诸位多多海涵！最后，说句实话，对于这位学者早期运用比较优势理论于中国经济分析，我大体支持。但是，后来出这个新结构经济学，硬生生地掺杂了好人政府的成分，而这显然是狗尾续貂，根本就上升不到理论创新的高度。如果本人还清醒的话，我恳请他还是悬崖勒马为好。当然，由于我人微言轻，这样的劝说可能不会产生实质性效果。那么，导致的结局会是什么呢？毋庸讳言，比较优势成其功，新结构经济学成其罪，以至于功不抵罪，这样一来不是没有可能：晚节不保，身败名裂。有人认为，我是学界无名之辈，加之学识浅薄，更没有刊物发表记录，所以根本没有资格提出对他的批评。我回答道，在蒋介石面前，毛泽东没有资格革命，但结果呢？另外，只要能够击中要害，有理有据，我就是图书馆的清洁工，又如何？再说了，我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只是希望加强交流探讨，尽管言辞稍微有点过激，但是这与是否有刊物发表没有任何关系，而真正做学问看重的是思想和境界。
[写于2012-10-30]
3.苗实：请不要热衷为林教授“捧臭脚”
王健先生这种文章还是不写为好，而谁不知道目前限制中国经济活力的正是政府。试想，政府如果能够在企业挖掘潜在比较优势和实现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那么怎么会长期存在譬如城乡二元体制.要素价格干预.国企垄断经营.腐败泛滥成灾和民主法治滞后等这些久拖不决的严重僵化问题呢？在我们无法阻止政府做坏事之前，去一厢情愿地相信政府可以做好事，这不是痴心妄想，是什么？记得滕泰先生在微博上提到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举凡理论上的流派，只要是它能自成一家，那么它就总是片面的。而这种片面，恰恰是一种深刻而精湛的片面。那么，我们用滕泰先生提到的这句话来衡量，显然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似乎是个例外！为什么？因为“新结构经济学“追求面面俱到，貌似强调的是市场与政府的最佳结合，而实质上是在不放弃市场原则的前提下，为政府干预留足了空间，如此一来的结局会是什么？毋庸置疑，市场原则往往被绑架，甚至丧失殆尽，尤其是在类似中国经济这样的强政府主导环境之下来考察。要知道，中国经济正在转型，目标是真正的现代市场经济。而当下的体制是过渡体制，如果人为将其固化或美化为中国模式，那就会有改革开放不在路上甚至彻底退回到计划经济的极大危险。就目前的格局看，我们迫切需要的是逐步构建在民主法治约束监督下的公正透明之政府，而不是宏观调控到微观层面还不罢休的受计划经济思维摆布之政府。而且，前者是市场经济之福，后者是市场经济之祸。
[写于2012-11-04]
4.苗实：新结构经济学恐怕无新意
中国经济学界的巨星林毅夫教授已经从世行回来了，而更让拥趸们欢呼的是他强势推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可以说，好一阵子，林毅夫教授是“言必新结构经济学”，其研讨会也搞得轰轰烈烈。而且，北大作为校方为促进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常态化与长期化，决定在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框架下设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并欢迎有志于此的海内外学者踊跃加入。
那么，新结构经济学究竟有无新意？我的粗浅判断是恐怕无新意。为什么这么说？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不准备就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细节一一展开论证，因为其理论的三大要素（即比较优势论.资源禀赋论和后发优势论）是谁的原创，大家都清楚。所以，我只对其核心思想加以廓清。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林毅夫教授已经反复强调过许多次，那就是：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过犹不及，不及犹过。如果更进一步讲，即经济发展既离不开市场，也离不开政府，而是要实现市场和政府的最佳结合。那么，我再问一个问题，上述思想是林毅夫教授的原创吗？实事求是地讲，答案只有两个字：不是。因为就我的记忆而言，已故的经济学泰斗高鸿业先生曾经在1987年发表的《关于建立我国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困难和避免困难的方法》一文中早已提及这个思想。当时，高鸿业先生认为，如果从100%的集中计划开始，逐渐加深市场调节的程度，劳动生产率会持续提高，一直到最高点为止，这时（例如，集中计划与市场调节各占一半的程度时，即集中计划50%，市场调节50%）劳动生产率具有最大的数值。在最高点以后，劳动生产率会随着市场调节的更进一步深化而下降。那么，劳动生产率由上升而变为下降的转折点则代表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也就是说，从劳动生产率而言，无论是100%的集中计划的经济，还是100%的市场调节的经济，都没有集中计划和市场调节各占一半的混合经济来得好。可见，高鸿业先生在这里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即市场和政府的最佳结合是实现民富国强的不二法门，而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无非如此。
最后说句题外话，当我在过去先后提出新三元悖论.大小经济学和新痛苦指数等三个原创性理论时，冷嘲热讽不绝于耳，而非常奇怪的是，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一出来，却几乎噤若寒蝉。说句实话，这可叫我足足见识了学界的批判精神之厚薄。
[写于2012-11-23]
5.苗实：张维迎.林毅夫和马克思
天下有大道，而大道有三个侧面：其一，是恒道；其二，是变道；其三，是异道。顾名思义，恒即永恒不变，即便时空如何变动；变即随着时空的转换而不断调整；异即兼具恒与变的反面状态。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而论，其道也不过如此。在中国目下，市场经济恒道的代表人物是张维迎教授，市场经济变道的代表人物是林毅夫教授，而市场经济异道的代表人物自然是集政治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于一身的千年思想家德国人马克思。
为什么这样讲，且听我下面的粗浅分析：
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张维迎教授是彻底的市场经济论者，因为他对市场经济有坚定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并一再声称要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为了市场经济在中国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的表现完全可以用“不遗余力”四个字来描述。在张维迎教授眼里，即便斗转星移，海枯石烂，市场经济几乎乃永恒之物，并具有自利利他自强强他的本质，而自己的天职就是捍卫市场经济。而且，只有建立了真正的市场经济，一来可以国泰民安，二来可以民富国强。当然，张维迎教授并不孤独，因为卓炯先生的主张完全可以作为呼应。在卓炯先生看来，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只要存在社会分工，就存在商品生产。按此推论，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取消社会分工，那么商品生产也必然存在。更进一步讲，张维迎教授希望中国接受普世价值，而中国的市场经济要立足，乃至兴旺，离不开民主法治。
其次，林毅夫教授认为，由于各国资源禀赋的不同，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技术和产业的选择也不同。而且，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也应该有自己的探索，不能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在林毅夫教授的思想意识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也就是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历史传统，要进行市场经济的实践，必须随着时空的转换有自己的调整。这个思想主张，林毅夫教授所在的北大似乎有传统，譬如陈岱孙先生曾经这样认为：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在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时，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而更进一步的探讨，还有薛暮桥先生，他这样讲：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不会从天上掉到人的头脑中来，也不能靠天才或者先知的特殊头脑制造出来。我们只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对社会经济情况的系统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总结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把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知识，也就是提高到理论，才能从中揭示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固有的规律性。我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必须把我们的认识（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再拿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去检验，看它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才能知道我们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我们认识客观规律的必经过程。而且，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即使是我们已经认识了的客观事物，过了几十年，由于事物本身发展了，认识也会落后于存在，需要根据新的情况不断进行补充。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远远没有完成，我们不能等待社会主义建设完结以后再来认识它的发展规律，而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使我们的认识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前进，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逐步完善起来。早期的林毅夫教授彻底融合了比较优势论.资源禀赋论和后发优势论来比较分析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可谓逻辑缜密，如鱼得水。可是，后期的林毅夫教授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提到，无论是企业挖掘比较优势，还是实现产业升级，政府都可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从这一点而言，我认为他比凯恩斯还凯恩斯，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是我屡次写文章批评林毅夫教授的原因。不过，林毅夫教授一直主张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探索，即在结合国情和学习借鉴西方的基础上走自己的路。对此，我暂时并无不同意见。
最后，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指出，市场经济有劣根性，不但出现经济危机和两极分化，而且造就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预言无产阶级最终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从而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取消私有制体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诞生。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后，拉詹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既没有把社会产出的蛋糕做大，也没有把缩水后的蛋糕公平分配，必然会走向失败。可以说，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找到了正确的问题，却给出了错误的答案。而正确的答案不是集中经济权力，而是更广泛地分散它，实现这个理想的一个办法就是扩大融资渠道。大家都有所了解，之所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被早期的市场经济所毁灭，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后来的宏观管理和福利制度。而此时的市场经济已经不是彼时的市场经济，或许这个前进有马克思的间接影响。
总之，在我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才刚刚开始，可以说小有成绩。不过，后面的路还很长，而且会不乏艰难曲折。所以，我希望中国的决策层从开放包容的立场出发，既要注意市场经济的恒道，也要注意市场经济的变道，更要注意市场经济的异道。也就是说，既不要排斥张维迎教授，也不要排斥林毅夫教授，更不要排斥马克思，而是兼收并蓄，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让他们在思想市场的正常竞争之中发挥各自独到的作用。如此一来，大道畅通，市场经济发达，中国崛起才会前程似锦大有希望！！！
[写于2012-11-24]
小插曲：近期，在人大经济论坛接连发表《我不支持林毅夫先生“放卫星”》.《致某位当红学者几句忠言》.《请不要热衷为林教授“捧臭脚”》.《新结构经济学恐怕无新意》和《张维迎.林毅夫和马克思》等五批林毅夫先生的文章后，触动甚至刺激了某些人的神经，结果被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禁言，而这正是应了在微博流行的“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句至理名言。更进一步讲，他们何曾知道，我其实同大家一样是在支持林毅夫教授，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
6.苗实：从批林毅夫看中国之反省
个人要成长，企业要发展，国家要崛起，或者还包括理论的确立和学派的发扬，都离不开反省。反省是什么？就是学习借鉴，就是批判扬弃，就是革故鼎新。冯小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不知耻，光臭美。他接着说：拍完《一九四二》，我不会再有盲目民族自豪感，知耻了！我脸在出来前要化化妆，我们这个民族也经常像我这张脸一样，需照照镜子，哪怕看着丑，也比糊里糊涂臭美强。俄罗斯也是受难很多民族，人家艺术主题是救赎，而我们喜洋洋、民族风，齐白石这样大家，画的也都是虾米。这段话说明，冯小刚先生在心中批判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而李德庚先生也批判了，反思了，他这样讲：我们与日本的相处模式很奇怪，大家看，日本花巨大的心思来了解中国，战前如此，战后依然如此。而我们的国民花了大量的精力用来辱骂和丑化日本，却很少有人愿意花精力踏踏实实地坐下来了解和研究日本。真的再有事发生，会发现辱骂与丑化屁用没有，了解与研究是有大用场的。种瓜得瓜，未来是可以想见的。而我作为理论工作者，沿着这两位先生的足迹，尽管没有他们思考的那么精湛，也做了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批判。那就是近期，在人大经济论坛接连发表《我不支持林毅夫先生“放卫星”》.《致某位当红学者几句忠言》.《请不要热衷为林教授“捧臭脚”》.《新结构经济学恐怕无新意》和《张维迎.林毅夫和马克思》等五批林毅夫先生的文章，结果触动甚至刺激了某些人的神经，被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禁言，而这正是应了在微博流行的“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句至理名言。更进一步讲，他们何曾知道，我其实同大家一样是在支持林毅夫教授，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我看，还是过去冯小刚先生说得好，表扬是阳光，批评是大粪。俗话说的好，庄稼一枝花全靠糞当家。要想长得壮，就得浇大粪。所以，批判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应该热烈欢迎才是。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我对林毅夫教授之新结构经济学的批判和反思究竟合适不合适，下来再听我唠叨几句：
林毅夫教授主张，无论企业挖掘潜在比较优势，还是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政府都可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对此，我认为，无论挖掘潜在比较优势，还是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纯粹是企业自发行为，而且只有企业自身明白自己在特定时空里的目标.责任.激励和风险等实际情况。再说了，企业群体非常庞大，作为政府，不可能比某一个企业还了解自身包括内部外部的各种相关甚至不相关信息。所以，在上述方面，政府无法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如果政府非要发挥这样或那样的作用，这就不仅仅是狗拉耗子多管闲事，而且极有可能是添乱帮倒忙甚至危害企业。
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悲剧的真实故事。记得是二十多年前我家老亲戚的一个女孩出嫁时，叔父是这样讲述的：朋友家有一个男孩，处了一个对象。可以说，男孩相当精神，女孩非常漂亮，两情相悦，情投意合。相识也已经好几年了，眼看到了结婚的年龄。可是女孩的父母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男孩家里穷，害怕女儿将来受罪；一个是男孩学习成绩好，以后大学毕业后成为城市人，担心会甩了女儿。就这样，在家里的极力反对下，女孩终于嫁给了有钱的人家。这样一来，事情反而演变得更糟糕了。男孩和女孩虽然表面上分开了，可是二人心中的爱火并没有熄灭，而且相思无以复加。现实又是什么呢？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存在于两人之间，即一个是别人的妻子，一个是非丈夫的情人，想亲近而又由于清规戒律无法亲近。结果，长期纠缠下来，男孩和女孩都精神崩溃了，被强制送进了医院。在这个故事中，家长就是政府，孩子就是企业，而且，相比家长，孩子最了解自己。结果却是家长在并不完全了解孩子的情况下进行干预，酿成了悲剧，而类似的事情肯定也会发生在政府和企业身上，如果政府非要显示自己比企业聪明在挖掘潜在比较优势和产业升级上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话。最后要说的是，尽管这个故事可能有夸张成分，但是其中的道理却不乏学习借鉴之处。
早期的林毅夫教授融会比较优势理论.资源禀赋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于中国经济分析，体现了理论的彻底性和逻辑的一致性，彰显了学者应有的本色。而后期的林毅夫教授赤裸裸地退却了，企图以牺牲理论的彻底性和逻辑的一致性，在先前理论的基础上与好人政府进行调和以构成所谓的新结构经济学。殊不知，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政府太强大，占据着资源配置的高地，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以致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无法彻底释放，政府自身也由于缺乏约束监督寻租成风腐败泛滥，整个国家被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所折磨。
宋承先和刘伟两位先生曾经先后提出，大凡一个学派都要有三个要素，其一是哲学基础，其二是理论命题，其三是政策主张。如果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是学派的话，那么它的哲学基础是中庸思想，理论命题是政府和市场实现最佳结合，过犹不及，不及犹过，政策主张是在发挥市场的同时，辅之以政府。我在上面已经明确说了，这个政策主张至少与转型中国的当下问题的有效解决严重背离。下来，再看它的哲学基础，即中庸思想。大家都知道，现代理论本质上都是从现实这满瓶醋中提炼出来的半瓶子醋，即现代理论只是一种基于事物的侧面而进行的高度抽象。所以，从这个意义讲，现代学者是不折不扣的偏激派，追求的是理论的彻底性和逻辑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他们的认识往往相当极端和彻底，而且不留任何含有类似折中调和等貌似公允的余地。所以，现代学者本质上是反中庸的偏激知识分子。早期的林毅夫教授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属于现代学者。而后期的林毅夫教授反其道而为之，在新近推出的所谓新结构经济学中大肆宣扬市场和政府主辅论，欲以中国传统中庸思想之余威来彰显新结构经济学的价值。实际上，他这样既想贪市场之利又想图政府之利的首鼠两端的做法，最终连市场基础性功能都要被抑制，以致于把兼具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沦为权贵市场经济。这样一来，既违背天时，也违背地利，更违背人和，岂不悲哉？
[写于2012-12-03]
7.苗实：我与林毅夫教授的主要分歧
我主张，政府的资源配置范围要最小化，而市场的资源配置范围要最大化。如果市场实在无能为力的时候，政府才可以发挥辅助作用。而且，企业无论是挖掘潜在比较优势，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升级，皆是自发行为，而政府不会聪明到可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尤其是类似中国这样的颇具虎狼之性即吃肉不吐骨头的顽固占据资源配置高地的政府。所以说，中国当下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政府转型，接受民主法治的约束监督，进而实现现代文明政府的目标。众所周知，现代文明政府有四大公认的领地：1.国防安全；2.法治秩序；3.社会保障；4.宏观管理。也就是说，除此之外，政府应该坚守“无为而治”的原则。近几年来，林毅夫教授浓重推出了所谓的“新结构经济学”。而这个理论实质上就是老生常谈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模式，即便有林毅夫教授的非凡魅力足够吸引国内外的关注。我认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政府今日慷慨予之，明日必定强力取之。说白了，“只做好事，不求回报”的好人政府没有现实的存在性，甚至有时候政府搭台实际上既吃了老百姓又吃了企业，结果是寻租成风腐败泛滥。所以，我始终认为，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也就是说，政府和企业各自干好自己的分内之事，不要狗拉耗子多管闲事。再说了，政府掌握本应属于企业的投资经营权，往往不计成本，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损公肥私。而且，政府官员毕竟都是行政机关按照公务员标准培养出来的，完全不同于在市场大潮中迎风破浪摸爬滚打的企业家。也就是说，搞投资经营以积累财富是企业家的比较优势，而公务员的比较优势是搞行政办公差，即执掌国家政权，管理国家事务，而让公务员违背自己的比较优势去冒充企业家，分明是乱点鸳鸯谱，必然会出现财政预算最大化以实现公务员个人利益，从而严重侵犯窃取人民群众的劳动成果。所以说，上面提到的政府转型，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政府退出市场，把投资经营权还给企业家，让企业家发挥好自己的比较优势，开拓市场，积累财富，既解决老百姓就业，又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提供合理的税收资源。这样一来，公务员和企业家各安其分，各司其职。而且，只要公务员廉洁自律勤于政务，企业家才能一心一意谋发展，既做强做大自己，又带动富裕别人，何乐而不为？在这里，我想再三强调的是，在中国推行市场经济已经三十多年的今天，我们要尽量不做“塞其源，禁其性”的事情，大力倡导“畅其源，尽其性”的事情，让自由平等深深扎根，在全面促进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同时，尽快实现中华民族“民富国强”之伟大理想。需要提醒的是，我主张政府的资源配置范围要最小化和市场的资源配置范围要最大化，并不否定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心理各自的独立作用。至于说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其实质是保留政府在资源配置领域的半边天地位，而这分明是推历史倒车的行为。甚至可以说，即便他表面上坚持了市场经济，也掩盖不了企图固化双轨制回避改革的反动面目。令人非常遗憾的是，无论是思想，还是方法，林毅夫教授目前的新结构经济学似乎都没有原创性的任何迹象。就是对于中国改革全面深化，非但没有指导意义，反而还有误导的嫌疑。所以说，新结构经济学这个提法，无论是理论意义，还是现实意义，都乏善可陈，就更不要说林毅夫教授会藉此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下来，我们重点看看林毅夫教授自己以及其他各位对“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政府的作用如何看：
{ 1.林毅夫教授自己的观点 }
[1]新结构经济学的总体观点是，在产业多样化和升级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应该限制在为新产业提供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间的相关投资，为先驱企业的信息外部性提供补偿，以及通过孵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鼓励产业集群培育新产业。国家同样也需要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来降低个体企业的交易成本，加快经济的产业发展进程。
[2]如今的经济发展已不是向亚当斯密时代的产业结构不变、技术不变，而是工业和技术产业结构不断变迁，而且在变迁过程当中，必须改善各种基础设施，这是企业本身无法独立完成的，需要政府协调和改善，以使产业升级顺利进行，或由政府直接来做。总之，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
[3]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汤向阳))
问：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边界在哪里？谁能监管政府，保证它们守住自己的边界？
林毅夫：政府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好经还是要好和尚来念。实际操作上面怎样避免失误、发挥政府积极作用也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理论上来讲，只能要求政府居安思危，不能大意，要不断完善政策设置。但是理论无法告诉政府在这个阶段怎么干预、怎么操作、怎么执行才好。这可能也不是国家发展研究院要做的事，也不是“新结构经济学”所能解决得了的。
{ 2.其他各位的观点 }
[1]张曙光：为什么要素禀赋结构能决定经济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提升决定经济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过程，这是使然，其逻辑是自上而下。但在讨论政府作用时，很大程度上是应然。为什么这么说？你的逻辑有跳跃，也许这本书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我选了两个外国同行的说法：一个是说：“你的办法如何实施还不清楚，对于实施，我们两个人存在较大的分歧。”另一个说，“怎样才能约束一个高度热情的政府，让他实施时不超过自己的能力和权力范围？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你搞理论框架设计，可能缺少主体行为过程分析，容易造成理论不能实现。组织行为过程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政府应该因势利导进行协调。但为什么有的政府做得好，有的做得差，有的甚至还在相反方向上用力，难道仅仅是认识问题？不是。新结构经济学形成一套理论后，就更不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方案你恐怕没有提供出来，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政府行为假定这个问题进一步推进，会发现尽管按新古典方式做，严格遵守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新结构经济学仍是立足于一个好人政府。所谓好人政府就是政府一心一意谋发展，问题是政府真的会一心一意谋发展吗？我看不见得。这里就有一个政府行为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的政府是抽象的政府，不是具体的人。而实际上政府决策很大程度是个人决策，是活生生的人在那里决策。既然是具体的人，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国家走对路子，不是理论学得好，而是碰到南墙以后，吸取血的教训以后转变过来。就像美国这次金融危机，也不全是市场的问题，实际上政府有很大的责任。
[2]白重恩：我的理解是，林毅夫不仅强调政府，更强调市场的作用，两者有了比较好的结合。而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的作用应该不一样。如果结构变化是内生的，能够有比较好的理论解释结构的变化，同时还能知道在结构变化的过程中有怎样的市场失灵，为促成结构有效变化，怎么干预市场失灵问题和协调问题，这都是重要的理论创新，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有好处。张曙光老师的一个观点我很同意，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很大程度上还是该怎么做的问题，尤其是告诉政府应该做什么，但是经济学还有一个很大的分支，即“政治经济学”。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到底会起什么样的作用？这个学科有专门的分析。在新结构经济学中，你假定一个好人政府，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是认识问题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政府应该做什么，还要考虑怎么激励政府做对的事情，怎么约束政府不做错的事情。这是一个制度发展问题，尤其是跟政府相关的制度。
[3]袁东：就政府的角色而言，林毅夫预设了一个前提，这是凯恩斯经济学所预设的，那就是政府自然而然地会在应有的时间就应有的问题与任务，予以应有的正确而及时的识别，做出应有而恰当的反应，采取应有的措施，并使之得到有效实施，取得了同预期一样的效果。这一预设无论如何都是非常脆弱的，已被迄今为止的新古典经济学所一再驳斥。这无疑影响到了林氏理论的说服力，却也给出了一个世人仍未解决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如何使政府能尽可能地公正而有效？经济学难以对此给出完整的答案，这种探索超出了经济学的能力。但可以确认的是，政府规模与其公正有效性并非正相关。那么，限制政府规模与权力扩张就是减少问题尤其是市场机制被扭曲的一个简单明了的原则，而这正是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所一直坚持的。
[4]黄益平：新结构经济学倡导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主要是帮助企业克服一些困难，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而不是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这些听起来并不复杂的主张，对发展经济学理论演变和政策选择所带来的冲击，可能是革命性的。@@@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可能需要三个重要的假设：一是政府领导人有思想、有远见；二是政府官员有高效的执行能力；三是存在有效机制，约束寻租甚至腐败行为。
[5]刘海影：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权力对其心仪项目、企业、行业、潮流的介入与监管，往往不能加快发展，反而是经济陷入停滞的主要原因。政府滥权与无能之罪，社会却承担贫困匮乏之罚，思之令人长太息。
最后，我提三个问题：
{1}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究竟是结构变迁决定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决定结构变迁？或者说，这二者就如同蛋生鸡鸡生蛋一样纠缠不清？
{2}从技术的角度，如何实现引进模仿型产业向自主创新型产业的升级？或者说，在引进模仿型产业向自主创新型产业的升级过程中出现陷阱，甚至掉下去，一时半会上不来，从而使前者可能无法成功应对被淘汰的危机，怎么办？
{3}客观上讲，市场有市场的比较优势，政府有政府的比较优势，如果二者要结合，如何兼容？或者说，如何保证这二者结合以后，恰好能够实现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而把相互之间不可避免的摩擦和矛盾最小化？
[写于2012-12-25]
8.苗实：对林张之争的一孔之见
[1]林毅夫，双向逻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就新结构经济学；张维迎，单向逻辑，西学为体西学为用，捍卫中国市场经济。所以，我虽然可以站在林毅夫的角度理解林毅夫，但是鉴于中国经济的具体困境，我更乐意站在张维迎的角度批评林毅夫。这里需要提醒的是，林毅夫先生的新结构经济学存在硬伤，那就是他在选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同时，没有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架构中实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联盟，不仅没有考虑到二者的逻辑起点明显不同，而且没有考虑到如何有力防范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要知道，在当下中国，有为政府不必然解决市场失灵，还有可能扭曲市场，造成市场失灵。毕竟，在法治不彰和道德缺失的情况下，有为政府更可能是市场经济之祸，而非市场经济之福。
[2]中学为体中学为用，已属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过渡；西学为体西学为用，方为新。1830年以前，是旧时代；1830到2012年，是过渡阶段；2012年以后，是新时代。从这个角度讲，林毅夫已经落伍，被新时代所淘汰，而张维迎适应了新时代，终将引领新时代。所以，我强烈呼吁全中国年轻人，要远离林，拥抱张。要知道，林毅夫把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这个过渡阶段的发展经验提炼为新结构经济学，目的是固化并延续这个过渡阶段。可以说，他反动就反动在这里。毕竟，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就必须赶快结束或抛弃过渡阶段，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只有如此，才能摆正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真正开启有效市场与有限政府之最佳搭档的新时代。毋庸讳言，林毅夫先生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但是他的这个有为政府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心肠的坏政府。那么，既然是坏政府，好心肠如何而来？说白了，这种所谓的好心肠必然夹带私货，从而不是成就了市场，而是扭曲了市场。所以，我主张政府应该恪守本分，力争做好有限政府，而绝不是什么有为政府。要知道，大卫休谟曾经说过，人性本恶，因而每一个进入权力机构的人都有可能是无赖。
[3]大家都知道，林毅夫先生是经济学界的大反派。当经济学界在国企改革上取得产权清晰的共识时，他跳出来说要为国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当经济学界普遍认识到政府退出市场的迫切性时，他则为政府干预提供貌似强大的理论支撑；当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表示深度担忧的时候，他放出了中国经济还能保持8%增长二十年的大卫星。
[4]林毅夫先生从现象到现象，貌似丝丝入扣，头头是道，实质上漏洞百出，不堪一击。譬如，林毅夫先生说，我想，理论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但更重要的，希望从这种认识，去改造世界。要改造世界，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追求中国的现代化。但是实际上任何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跟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有抱负，是为了帮助他们国家的现代化。但是从绩效来看，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真正实现他们国家社会现代化的，非常少。原因在于什么呢？因为我们太相信主流理论。主流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这种理论在发达国家本身就不是说不变的真理。因为它是不断被扬弃的。也就是说，他对发达国家的现象，不见得就都能解释。这是主流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看，更容易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经常会出现“好心干坏事”的现象。说句实在话，林先生的观点恕我不能苟同。现在，我就想问一个问题，那就是新结构经济学这个理论包裹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来自哪里？有没有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有没有出现“好心干坏事”的现象？请如实回答，不要回避。
[5]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张更多看到了问题，林更多看到了成绩。如果认定问题是主要的，那么张就占了上风；如果认定成绩是主要的，那么林就占了上风。而且，站在张的角度，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等西方先进文明都是普世价值，值得中国学习借鉴；站在林的角度，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等西方先进文明不是普世价值，根本就不适合中国，中国应该从实际出发探索自己的道路。其实，中国建设现代化，首要任务就是必须用现代化科学思想武装中国人，而现代化科学思想是西方先进文明，不是中国本来就有的。中国有句古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夜郎自大，闭门造车，没有出路。而且，改革开放三十五年的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引进消化西方先进文明，中国才能除弊兴利，民富国强。当然，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文明，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中国人有自己的创造性发展，不是机械模仿，不是全盘照抄。
[6]读罢“林毅夫：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强烈感觉到，岁月不饶人，林先生还是老了。昨天晚上，我想了好长时间，得出结论，水落石出，说假话没意义。而且，张先生是真实的，彻底的，理性的，一个真正的学者，而非帮闲的政客。当然，林张二位先生之间的争论也有历史了，而我长期作为旁观者相当幸运，无论是林，还是张，都是师长级人物，值得学习尊重。需要说明的是，鉴于本人学识浅陋，评论定有失当之处，万望多多见谅。
[7]在人大经济论坛，大大鸟说，张维迎是坚定的、纯粹的、彻底的市场经济倡导者，他主张中国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政府尽最大可能的退出资源配置领域，危机通常是政府干预的结果，林毅夫是一个折中主义者，承认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指出政府可以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时发挥必要的干预作用，因势利导；wcy2011说，有争论是好事，不必给任何一方扣大帽子，只需仔细思考他们观点里的逻辑自洽性和是否能对现实进行解释就好；yuye001说，如果学术只是为了给当前的集团利益捉刀代笔，而非探寻社会活动规律与现象的实质，是经不起时间验证的；lusongxin说，想到以前看到的杨小凯在经济学季刊上对林毅夫后发优势的回应，中国有不少经济学家，不是缺乏经济学素养和训练，而是缺少必要的良知。
[8]在新浪微博，Bach108说，林老师和张老师都看到了世界的不完美，不过林老师将其放在一般均衡的角度看，张老师则从局部均衡的观点看。所以，林老师的更有说服力；幸福来敲中国门说，与学者苗实一样坚信张维迎先生之理论，经济学本就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派系之分，观点不同罢了，无需纠错；Eric_Aldridge说，孰对谁错，不想评论，经济学的论断，只要自圆其说，有一定的理论根据就行，张有张的观点，林有林的看法，有争论，才有真理的出现，争论是找到真理的最好途径，张维迎是我比较喜欢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qxy秦晓勇aa说，中国怎么能够维持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那是因为改革开放走的是市场化1.0版本，现在需要升级啦，要2.0啦，张所言乃2.0也，不能说张林谁对谁错，只能说谁的观点更适合当下；小炜子历险记说，林毅夫断章取义，欺骗不懂经济学不懂经济史的老百姓而已，大家找找东亚模式和供给学派的资料，就知道谁有道理了；威思礼程说，大部分观战的网友甚至媒体人都出于各自左右立场来进行评价，反而看不到林先生多年来是一直认认真真的作学问，根据客观的数据和研究逻辑来进行问题分析，相反，张维迎先生虽然也令人尊敬，但是这么久以来基本上没怎么从事学术研究，而是过分地成为一名纯粹的公知，根据“良心”和激进的心态来陈说观点；冷月孤星风萧萧说，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林老师的观点，基本还是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的，较少完全是基于belief, ideology之类，这一点上，张维迎是不能望其项背的，张维迎的新自由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太浓厚，偏信教条，不重实证证据，作为牛津的博士，这很不应该；战爷99王镇说，年均9.8%的高速增长，带来的是越来越高的房价，越来越恶化的环境，越来越低的道德底线，越来越畸形的官民关系，越来越奇葩的基尼系数，当然，对于某一部分人，这30年就如同在天堂一般；手机用户3282271635说，林毅夫，你能说说那9%的GDP是靠什么来的吗?有多少科技含量，有多少人文含量，有多少环保含量，有多少可持续发展含量，有多少和谐含量?印票子，盖房子，挖洞子，排污渍，烧煤子，哪一样是远见卓识的发展?看见干枯的渭水了吗？看见遮天的雾霾了吗?像个败家子一样祸害完，再像个嫖客一样拔腿出门移民；junli6363说，林毅夫只看到效率，忽视了效用，缺乏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张维迎回到了效用，回到了经济学的“合理性存在”问题；FJ辉NJ说，张教授看到现在所缺的，林看到过去好的；再当杯酒言欢说，欣赏林毅夫教授对于研究方法的强调，观点的形成与阐述应符合三个特征，可靠的数据支持，自洽的逻辑论证，可证伪的明确结论，不管是自然科学研究还是经济学争论，都须有这样的标准，否则只能视为神棍玄学，但国内这些年所见，多是空洞的观点立场之争，而少有严谨求实的学术讨论，不能不说是遗憾。
[写于2014-08-15]
9.苗实：深化改革首尊规律得人心
中国太神奇了，直接用经济理论，肯定不行。那咋办？该咋办，就咋办。譬如，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民营经济，建立商业银行，推行分税制，国企进行抓大放下，加入世贸组织，等等，都是学习借鉴经济理论，然后实事求是，兼顾各方利益，一步一个脚印，撕开一个口子又一个口子，逐渐瓦解计划经济的地盘，不断拓展市场经济的范围，解放生产力，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在这里，我是说不直接用经济理论，而是学习借鉴经济理论。注意，学习借鉴，不是生搬硬套，而是灵活使用。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直接用经济理论，但是实质上是既审慎又大胆地学习借鉴了经济理论，不再做违背经济规律的愚蠢事。毕竟，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做了不少违背经济规律的愚蠢事，碰得头破血流，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是有深刻教训的。可以说，刚过去的三十五年，中国人是外示马列内用西经，于变通中不断激活或松绑中国经济。之所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就卓著，方方面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因为正视老百姓的需求，尊重先进文化，顺应规律，尤其是正视底层老百姓的需求，尊重经济理论，顺应经济规律。更进一步讲，中国要深化改革开放，持续发展，获得繁荣，不仅不能离开了这一条基本经验的总结，还要积极探索大胆实践，不断推进和完善这一条基本经验的总结。
以农村为例，改革开放前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农业合作社，土地和农民属于集体，执行严格的政社合一。这个体制，大家合作起来共栽一颗摇钱树，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缺乏激励，效率低下，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改革开放初期，怎么办？如果直接用经济理论，就是政社彻底分开，土地产权私有。但是，这样拐弯过急，容易翻车。毕竟，公有制（包括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根本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就变通了一下，政社既分又不分（即行政权力收缩，社会权利下放），把产权分解（即所有权还是集体，经营权收益权归农民），这就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各人栽各人的摇钱树，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根据十几年前我对魏杰老师《现代产权制度辨析》和刘伟老师《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产权制度解释》的阅读记忆，产权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的属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产权具有经济实体性.产权具有可分离性和产权流动具有独立性。还有，产权的功能包括：激励功能.约束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和协调功能。客观讲，这里面不仅仅是学习借鉴经济理论，还有对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实践的提炼。
那么，现在有人就问了，在您过去的文章中，为什么主张当下土地私有化？我回答道，没错，我确实主张当下土地私有化。因为，目前的情况已经与改革开放初期大为不同，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以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大大增强了。而且，创业的环境也已经是今非昔比，大为改善。同时，土地财政对农民利益的侵害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强拆强迁，此起彼伏，屡见不鲜，农民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欲哭无泪，痛苦不堪。有人撰文说，地方政府之所以有恃无恐，与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安排有很大关系。按现行法律法规，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通过国家征用转为国有后才能进入土地交易市场，交易的主体是政府，而非农民个人。地方政府既是土地管理者，同时又是土地经营者，通过对土地供应的垄断地位，推高地价、房价，获取高额土地出让收益。在这场由地方政府主导、以廉价方式购买（补偿）的土地国有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为追求土地收益最大化，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在征地时刻意压低补偿标准，突破耕地保护政策红线，擅自更改土地利用规划，侵害农民利益事件时常发生。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王松林认为，土地明明是农民的，政府要征地，人家不给，就说人家是刁民，这怎么行？土地对农民来说就是命根子，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失去土地后的农民靠什么生活？
杨小凯先生指出，有人说，土地公有是中国的传统。我觉得不是的。相反，中国传统是土地私有。这个私有反倒是一个传统。而且，民国以来，土地私有就已经制度化了，不像清朝，皇帝还可以没收土地。中国在二十年代就有《土地法》。可以说，我是支持杨先生的观点的。《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载，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乃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是对国君说这番话的，他的意思是说：没有稳定的资产作为生活保证，却又保持良好的道德品质，恐怕只有贤达之人才能做到。一般的民众，假如没有稳定的资产收入，便会心神动摇。一旦心神动摇，便会放纵、骄奢、奸诈、欺骗，无所不为。等到这些人犯了罪，然后国家用刑罚惩罚他们，等于国家用罗网故意引导民众而捕之。因此，贤明的君主为人民大众创造稳定的产业，使他们上可以俸养父母，下可以养活妻子儿女。好年景终年丰衣足食，坏年景也能免于冻馁死亡。如果民众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证，天天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哪里会有功夫来奉行礼义呢？
上面，是我对中国的粗浅分析。下来，看看林毅夫先生是如何认识的吧。他说，回国后我发现，中国政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违背了我在芝加哥大学博士课程中学到的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基本原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是新自由主义，认为有效的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由市场决定价格，配置资源，政府的作用则仅限于保护产权，推行法治、维护社会秩序。当时经济学界的共识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应该执行根据新自由主义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步到位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消除经济中政府各种不当干预所形成的扭曲。当时还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渐进的、双轨制的转型不仅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而且，还会滋生腐败、恶化收入分配，是比计划经济还要糟糕的制度。中国推行的却是这种被学界认为是最糟的转型方式。我是应该像众多国内外经济学家那样，以现有的主流理论为依据，把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归罪于中国政府过度干预，未能彻底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还是应该放弃现有的主流理论，以开放的心态把中国政府当作是一个以实现稳定和发展为目标而面临各种现实的约束条件的理性决策者，构建新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我选择了后者。
他接着说，构建或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容讳言的事实是，现代的主流理论基本上都是由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学者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发达国家的现象和经验构建的。但是，我从1987年回国后的切身体验以及对西方主流理论演进史的学习，让我认识到发达国家其实并不存在一本“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经。为什么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由于条件和发达国家有差异，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也不见得适用。更何况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就像时尚一样，不断被新的理论所扬弃，也就是发达国家的理论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是适用。倘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企业或个人根据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做决策，经常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这个认识让我幡然醒悟，为何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为了追赶发达国家也和中国一样都做了许许多多艰苦卓绝的努力，但是尚无根据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制定政策而取得经济发展成功的例子，少数几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在推行时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则是错误的。
他再接着说，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死抱着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容易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变成一个批评家。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精英若想要对本国现代化的建设有所裨益，需要自己去认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各种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建立起新的理论、概念，产生新的思想，并据此提出不同于主流理论的政策建议。在《中国的奇迹》出版以后我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努力，2001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设立了我在芝大时的导师之一D. 盖尔•约翰逊教授命名的年度讲座，请我去做首讲，我借此机会把过去十来年的研究做了一个总结，发表了题为“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的演讲，会后诺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在接受芝加哥大学的校报《Chicago Maroon》采访时称根据我的研究“过去15年出现的新发展理论是无用的……，包括许多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所做的研究是无用的”。他所说的新发展理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盛行的“内生增长理论”，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教授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这个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是他获奖的原因之一。
总之，通过引述的这三段话，林先生该说的，都已经说明白了。至于大家怎么理解和对比，是我留给大家的作业。记得，微博好友侠客2720369917认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取决于溫和的改良派实力的壮大，取决于中产阶级的成熟与扩张，取决于对不同集团不同阶层利益的合理兼顾。极左或极右的主张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与动荡，都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当你把别人逼到墙角时，自己也无法华丽转身。对于这个判断，我苗实是赞同的。毕竟，帕累托改进还依然是现实的抉择。马光远指出，中国最担心两个，拒绝改革和改革急躁症。慢慢来，一定要有耐心，中国社会如此复杂，利益博弈这么惨烈，利益集团如此没有底线，民众如此没有辨别能力，知识分子如此丧失了操守，改革如同拱卒子，一步一步，只要方向是前方，慢一点并不可怕。再用100年，相信中国会变成我们的理想国。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啊。可以说，马的这个见解是上面判断的进一步解释，只要渐进的道路持续下去，中国就会不断改变，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理想。
[写于2014-11-08]
10.苗实：与林毅夫先生的一个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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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我是1979年从台湾到大陆。1979年的时候台湾的经济已经是让人非常羡慕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兴工业化经济体。1979年的时候，大陆还是一个极端贫穷、落后，内向型的经济。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1979年的时候大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155美元，比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非洲国家，而且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平均数的三分之一都还达不到，因为当年非洲国家的平均数是490美元。大陆对外的贸易总额在1978年的时候只有202亿美元，台湾是230亿美元，大陆比台湾少了4%。当时大陆81%的人是住在农村，78%的人是在国际一天1.25美元的平均线之下。但是我比较幸运，从1979年我来到大陆以后到今年35年，过去这35年大陆的经济发展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奇迹。因为大陆国内生产总值每年的增长速度高达9.8%，对外贸易增长的速度每年高达16.3，在2009年的时候超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的时候超过德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今年十月按照购买力评价指数，大陆超过美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过去这35年当中，大陆总共6.8亿人摆脱了贫困，对世界的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知道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许多国际发展机构，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总署，他们工作的主要目标就是帮助战后的这些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减少贫困。但如果把大陆这6.8亿人刨除掉，世界的贫困人口不仅没减少，而且还在增加，我想就是这个原因。
苗实：过去中国这三十五年，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是成绩，这个无可置疑。现在，需要弄清的是，究竟是不是奇迹？依我看，这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尊重规律顺乎人心的自然结果。首先，老百姓穷怕了，穷则思变，都有一个过好日子的良好愿望。但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没有实现这个良好愿望的条件或环境，只能吃不饱饭，穿得破破烂烂。其次，改革开放是重大历史转折，回归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引入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政策上的障碍越来越少，老百姓的气越来越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双丰收，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最后，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大胆引进先进技术，还有先进的管理和先进的制度，特别是东亚四小龙对中国有极强的示范带头作用。再加上大好的国际机遇，更好利用了国际国内两个资源和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总之一句话，是拨乱反正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回归了市场经济，从而取得了一点可喜的成绩。但是，中国的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转型的任务相当艰巨，任重道远。而且，中国还没有小学毕业，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仍然悬殊，要从发展中国家中脱颖而出，追上先进国家，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或许五十年，或许一二百年。
[2]
林毅夫：我们知道，1997年、1998年东亚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来势汹汹，国际上观察，东亚经济可能会有10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过来，但是由于大陆强劲的经济增长，再加上当时大陆人民币没有贬值，拉动了东亚经济的复苏，到2000年以后，东亚经济又恢复了过去的勃勃生机。另外，在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时候，也是大陆率先以4万亿的积极财政政策启动了大陆在2009年第一个强劲的复苏。那么同样，帮助了世界经济恢复。曾经作为一个台湾子弟在大陆观察研究，感到非常地骄傲。
苗实：对于林先生的这个发言，著名经济学家韩志国先生评论道，曾担任世行副行长的林毅夫又放狂言，2008年4万亿助世界经济复苏，我骄傲！4万亿确实帮美国走出了次贷危机，但却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货币泛滥，房价暴涨，产能过剩，经济凋敝，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机会。对这种遗患无穷的重大失误，林毅夫究竟在骄傲什么？其实，我苗实不反对林先生骄傲。毕竟，这是个人情感，没有什么不可以。这里，需要追问四万亿合适不合适？从我的角度看，有利有弊，既不好完全支持，也不好完全反对，需要一分为二。正如网友良田1所言，韩先生这话有点过了，凡事都有利有弊。毕竟，4万亿让我们摆脱了危机，率先复苏，也避免了社会动荡，是救急的措施。而产业转型升级，则是相对长期的任务。也就是说，出于当时的紧急情况，我苗实至少是不反对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管理。
[3]
林毅夫：当然最近在国际上有各种理论说，中国经济可能会硬着陆，甚至有人认为大陆的经济可能会崩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因为是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到现在连续地，大陆经济增长的速度节节下滑，今年第三季度的时候增长率只有7.3%，比过去长期的9.8%低了2.5个百分点，而且经济下滑的压力还挺大，这是改革开放35年来第一次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国外有很多观察家就认为，这种经济增长速度的节节下滑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大陆经济的体制、机制真的有问题造成的，是一个内因造成的。内因造成的结构性的问题是很难改的，所以国外就有人说大陆经济硬着陆不可避免。作为一个研究大陆经济的学者，我必须承认，大陆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大陆是一个转型经济体，肯定有不少体制机制的问题，但是我认为，从2010年开始的这持续19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主要因素是外因，主要因素是周期性的问题。其实这个并不难理解，我们知道大陆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4个百分点，2011年9.3的百分点，2012年7.7个百分点，2013年7.7个百分点，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就是中国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所谓金砖国家，印度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9.3，2011年6.0，2012年5.0，2013年4.8，跟大陆完全一样也是节节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大陆还大。总不能说是因为大陆的体制机制问题造成大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不仅印度是这样，另外一个金砖国家巴西，2010年的增长速度7.5%，2011年2.7%，2012年0.9%，2013年有所复苏2.2%。同样的道理，为什么说是因为大陆的体制机制问题造成大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同时把巴西的增长速度给拉下来，导致它的下滑。不仅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家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还可以看一些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比如说像韩国、像新加坡， 2010年的增长速度11.8%，2011年4.2，2012只有1.5，2013年稍微好一点2.1——表现形式完全一样——韩国2010年增长速度6.5，2011年3.7，2012年2.3，2013年3.0，新加坡2010年增长速度是4.8，2011年5%，2012年1.3，2013年3.7，所以跟大陆经济的表现形式基本是同样的态势。怎么来解释为什么这些过去都表现得非常好的国家经济体在同一个时间里面表现的情形基本都一样？我想只能是有共同的外因。
苗实：林先生有他自己的道理，这个大家都看得出来。确实，不比以往，大环境确实不太好。但是，这里的问题是，大环境不好，究竟是短期，还是长期？如果是短期，那我们国内的压力就不是很大，改革的任务也不是那么特别迫切，或许缓一缓，就很快恢复到过去那种良好势头了。如果是长期，那自然压力就很大，改革也很迫切。所以，从最坏处打算，由于外因，所以内因相当重要，即体制机制的扭转，需要扩大范围加大力度，刻不容缓，耽搁不得。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看，本届政府对深化改革开放，以及进一步市场化，有战略部署，是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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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还有欧洲，很可能会陷落下去，1991年泡沫经济波动以后，长期的平静。所以我们要分析大陆未来的发展，或者是任何国家、任何一个地区的发展，大概很难像2007年以前的长达十年、二十年，外贸增长非常快，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这匹马，未来的发展必须更多的依靠内需。大陆在内需的增长的内在动力跟机会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大陆目前2013年人均收入6800美元，只不过是中等偏上的收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有吸引力，即使现在有不少产业好像产能过剩，但是总是还可以在新的附加值更高的技术含量更多的产业，去进行投资。大陆的基础设施这些年也改善了不少，但是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完善的空间还不少，尤其是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比如城镇化，这些都是会有很高经济回报率、社会回报率的投资产业，在这点上面，大陆作为一个中等发达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像美国、像日本、像欧洲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发达经济体当它面临经济疲软的时候，非常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但大陆作为一个中等发达经济体，面对经济疲软的时候，内部的回报率高的，不管是在经济或者是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是有的。
苗实：产业的转型升级，不是一蹴而就，需要有长期眼光。作为企业家，主要是看市场。如果市场情况好，那自然有信心加大投资，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否则，就是观望，不敢贸然行动。当下中国的情况，极可能就是如此。至于基础设施投资，国务院参事夏斌先生近期说，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靠地方政府投资。中国资金富足，但是由于金融改革没有到位，大量基础设施的资金不是来自于社会，而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各种形式的举债。有的专家说，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很大的空间，还可以依靠大量投资拉动GDP。我个人认为，这只是指出了一种可能性。中部、西部、西南部地区和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相比，投资空间确实很大。但是关键是钱在哪里?现在地方债务风险高的问题已经很突出了。有人说，堵后门，开前门，发地方债。根据我对中国各级政府的了解，即使发债，也不是每个政府都能发债。如果严格按评级发债，我闭着眼拍脑袋推测，也只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一些债务情况较好的政府还可以发债，绝对不是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都能发债的。而且，即使搞发债，也不可能像前几年那样大量举债。因此，政府发债的问题不是融资形式问题，而是规模还能否持续放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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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当然，有投资机会，还要有投资。在这个方面大陆也具有很多优势。首先来讲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40%多，不到50%，这在全世界处于最好的状态。我们知道日本它积累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0%，发达国家普遍的超过100%，大陆就50%左右，因此让大陆这样利用积极财政政策来启动投资驱动，来创造一个非常大的贡献。不仅政府的财政状况，大陆民间的储蓄率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50%，在世界同时处于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就开始用政府的钱来启动民间的钱。大陆4万亿的外汇储备要投资，总要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大陆外汇储备全世界最高，所以判断大陆经济，这一点是大陆可以提高发展经济最大的差异。因为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跟大陆一样，应该具有很多、很好的投资机会，但是他们一般不是政府的财政状况不好，就是民间储蓄低，导致投资很多政策经常设限制。大陆各方面基本上是资源非常丰富，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大陆完全有能力靠启动投资，有了投资就有了机会，有机会收入就能增长，收入增长消费就够增长，投资增长、消费增长，经济就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增长。
苗实：林先生上面说了，中国的弹药很充足，什么财政赤字积累低，高储蓄率，以及外汇储备足，似乎只要启动投资，就万事大吉。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先生认为，增长质量已经讲了很多年，这个时候增长质量的问题，必须要提出来，而且不抓住不行了。我们现在一直讲发展观的问题，下一步在新常态下，增长质量导向将会成为新的发展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这就涉及到一些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讲增长质量，刚才我们还在讨论怎么看目前的经济形势，目前的形势看起来下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可能最后结论都不是太乐观。这主要是从速度的角度看，要看速度的话，目前的速度是最近一段时间最低的。我想，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从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来看，可能心情就会稍微轻松一点，结论也不太一样。最近一两年的时间，在增长速度回落的同时，结构转型已经取得了转折性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消费前年已经超过投资，去年是有所反复，但是到今年保持了这样一个消费超过投资的态势。去年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我们的出口现在已经由过去20%以上的增长率降到了5%到10%左右。要素投入、劳动力总量，这一两年已经开始下降，等等。我们过去经常批评的中国以投资为主、工业为主，更重要的依靠外需的增长模式，正在发生一个实质性的改变。我们看看转型期间的增长质量。就业，就业尽管存在着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但总体上看，就业的压力并不是很大，有些地方存在招工难的问题。企业的效益是有所波动的，今年1到8月份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增长率在10%左右，比去年还略有改善，最近一两个月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财政收入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也还是可以的。财政金融风险，在不少方面确实是在增大的。但是，还没有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全局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我们守住了。资源环境方面，雾霾天气压力很大，但与此同时，节能减排正在取得重要的进展。如果我们放在一个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看，其实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的质量，总体上表现还是不错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刚才讲的这些因素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但是没有出不可收拾的大问题，我们守住了底线，而且经济基本上平稳，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要看到它内在的变化。这是第一。第二，速度问题。大家最关心的今年的速度能够完成多少，明年的速度又是多少。现在我们讲不要以GDP论英雄，领导的观念要转变，全社会的习惯势力也是很强大的。过去是以速度为挂帅的，或者纲举目张，速度高就可以了，其实速度高掩盖了很多问题。过去保持高速增长的时候，好像显得很好。现在速度降下来以后，很多问题暴露出来了。现在谈速度的问题，比如谈到某个数值，高一点好还是低一点好，就速度本身来讲，是没有结论的。如果没有约束条件的话，速度肯定是越高越好，10%、15%，甚至20%，上去以后，我们会更快的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问题是有约束条件的，是什么样的约束条件呢？最重要的是增长质量。在这里，我提一个观点，我们对速度和质量的关系需要发生转变。怎么转变呢？以质量指标来倒推速度指标。我本人曾经提了六个质量指标：就业可实现、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风险可控制、资源环境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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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大陆的政府提出的今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在7.5%左右，我相信完全有能力达到，那么不仅是说今年有能力达到，展望未来，我相信大陆还有20年左右的态势发展的空间。为什么会这么判断呢？因为大陆即使经过35年的高速增长，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来比，今天大陆所处的水平相当于日本在50年代初，新加坡的上世纪60年代中，我们台湾还有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中的情形，这些东亚经济体我们知道的，离发达国家的差距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维持了20年8%到9%的增长，大陆到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发展的模式就是东亚模式，如果东亚经济体在同样的基础上能够实现20年8%到9%的增长，他们实现了，就代表大陆有这个潜力至少达到8%的增长。那么利用国内的有利条件，即使在这种环境相对不好的状况之下，我相信咱们未来五年、十年或更长时间大陆保持每年7%到7.5%的增长是很可能的，也就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时候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这样的增长目标完全有可能实现，在2010年的时候大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4400美元，翻一番就是8800美元，如果在世界经济相对放缓的情况下，大陆经济保持这样一个高速增长，我相信人民币会继续升值，如果再加上升值的因素，到2020年的时候，那么大陆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非常有可能达到12700美元。在国际上12700美元是一个门槛，是一个中等收入跟高收入的门槛，也就是说到2020年的时候大陆很有可能变成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再达到高收入的经济体，其他两个一个是我们台湾，一个是韩国。延伸到2020年的时候，如果大陆变成一个高经济收入经济体，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梦想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苗实：对于林先生的乐观，我相当佩服。当然，中国持续发展的确也离不开乐观的政治家，乐观的企业家，以及乐观的经济学家。不过，中国有句古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就是说，中国持续发展更离不开忧患意识。鉴于此，我强烈推荐国务院参事夏斌先生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当前经济运行传导机制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是“土地财政”，以土地为杠杆，撬动金融。通过撬动金融，推动经济增长。在土地财政、金融杠杆、经济增长三者紧密相联的扭曲局面没有彻底改变之前，在房市泡沫想戳破又不敢戳破而刚刚开始有点戳破之初，房市的价量齐跌，土地收入的减少，会引起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银行从自保角度出发，会紧缩信贷，由此必然会发生整个社会债务陷入自我紧缩的循环之中。一旦发生以上情况，我预计，今年的GDP即使在微刺激的政策下能够渡过7.5%左右的难关，但是未来两年内，仍然有可能下滑到6%以下，中国经济将陷入严重的萧条和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央政府没有事先的政策干预，这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大概率事件。我的意思是，现在如果没有其他准备，不是提前开始一点一点布局干预，2015年，2016年跌到6%完全可能。中央政府应该要从最坏的打算入手，做好各种准备。
[写于2014-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