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归来再話迁都
3月10，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研究员秦晓鹰,在《联合早报》上撰文《北京面临希望与痛苦的选择》。文章中说：习近平最近巡视北京，受到中国境内外媒体的广泛而热烈的关注。习近平在泛泛地“赞”了几句北京的成绩与优势后，话锋一转就直言北京“也有许多令人揪心的事”。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在批评。接着习近平就说：“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很明显，这不仅是对现任北京决策部门的批评，也是对长久以来北京在城市类型、城市定位和城市规划上的失误与折腾的批评。文章最后说：习近平关于北京城市四大核心功能的战略定位是解困北京的不二途径，也是北京能否回归其真正属性的唯一选择，更是使其成为一座既有浓郁传统文化色彩又有现代国际大都市风格的宜居城市的最后希望。北京最后的希望就在于科学的城市定位，在于改弦更张地走向新生，在于除旧布新的转变与转折。否则，这座担任了共和国首都已达65年的大城，将不会迎来70年“整寿”的光荣。现有的一切内外压力与矛盾都将迫使中国做出迁都、部分迁都、或建立“双都”的痛苦决定。
对于首都北京，笔者已经记不清去了多少次，其中有两次公干一待就是一两个月。对于北京的发展变化，每次去都有不同的印象，除了如雨后春笋般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和拥挤不堪车辆和熙攘的人流外，这次我的印象是一个字“累”：北京的人累，城市和大地更累。3月2日，星期天。我从木樨地乘坐1路公交到国家博物馆去，在公交站，看到有警察，有武警，还有戴红袖章的自愿者，其中一个女警察还着一只警犬在乘客中间来回走动。到天安门西站我下了车，我看到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可谓戒备甚严，通过天安门地区都要进行安检。晚上看新闻说，为保卫首都安全和两会召开，北京2.7万名警察不休息，全部上街执勤。这仅仅是警察，还有那些武警、自愿者肯定也不会休息了。我想类似这些节假日不休息恐怕早已成常态。
世界人都知道，五十万年前有了北京人，三千年前城市形成，辽金依水建都，元朝棋盘格局，明朝已成帝王之都，清朝皇家园林。北京已成为一座充满帝王之气的悠悠古都。今天的古都北京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已在迈向了国际化大都市的行列。连战先生访问北京时说：“真是大国风范，北京变化太大了”。北京的变化世人称道，但任何东西都是把双刃剑。北京在享受的大都市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除了笔者曾在《中国迁都动议》和《中国迁都报告》一书中陈述的那么多的问题外，现在的北京人普遍感到：一是累、太累——工作累，生活累
一个署名笑看人生的网友说：很多在北京的外地人可能认为北京人相对他们来讲有优势，因此总是对北京人有这样那样的评论，不论好坏，其实他们真的不知道当个北京人真TM累。一个叫海岸搏风的网友说：北京有什么？作为普通百姓我们只能感受到（贪官权势等人员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的）：五高——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高工作压力、高精神压力；四多——车多、人多、沙尘多、贪官多；三难——幼儿园难上、学校门难进、医院病难看；二低——工资低、地位低！一悲——做北京人真可悲！
一个网友说：在北京开车真累。以前回老家偶尔开车没觉得这么烦躁累过，新车买了整8个月，开了近1.1万公里，最近没注意在地库蹭了两次，今天被一个傻×滴滴，差点起冲突，去一地方逛，找车位找到快吐血，到处都是乌泱泱的人，乌泱泱的车。
北京人累，在北京的上班族更累。一个叫“跨省上班族”的乔志峰曾撰文说：朝五晚九、挤公交像打仗，“跨省上班族”的日子简直比城市里的“蚁族”和“土拨鼠”(住地下室)们还悲摧。想当年，俺还在傻乎乎北漂的时候，就曾流传一个笑话：“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在北京周边买套房子。收楼那天，我流着泪用颤抖的手掏出手机准备告诉家里人，突然收到一条新短信：河北移动欢迎你!”说是笑话，其实笑中有泪，个中苦涩一言难尽。
住在河北，工作在北京，上个班都要“跨省”，那么多人，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挤同一路公交车，可以想象场面有多“壮观”，更能体会得到车里众人的苦、累、烦、闷。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年复一年，“跨省”上班不仅是一项挥洒汗水的体力活，更是挥之不去的烦心事。
一个网友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轨迹：早上最迟7点出门，简单地吃点早餐，再下来坐漫长的0.5小时-3.5小时的公交车或私车去上班。临到公司写字楼下时，那个着急啊！脚步急急地跑，心嗵嗵地响啊！早九晚五，往往能保证了九，但保证不了五，下班往往拖到七八点，更甚者午夜回家；能够6:30的时候关电脑，就算谢天谢地了。中午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硬生生压成了20或者30分钟。晚上回到家里，那个累啊，匆匆吃饭，洗把脸，就跌倒在床上，起不来了。人被工作累了，生活也被工作累了，那个两点一线啊，比之前近二十年的学校生活，更两点一线。
还有一个网友留言说，路上看到一位妈妈开一辆黑色宝来送儿子上学。孩子在后座上吃早餐，妈妈一边缓慢地跟车，一边向嘴里塞着东西。可以想象这对母子的早餐基本都是在车上吃的，很有一种辛酸的感觉。住房、交通、上学……北京人活的真累！还好，国内其他大城市的人们也都在分享着这种“幸福”！
在北京，老百姓累，当官的也累。北京的“首堵”的老问题还未解决，新问题更霄尘上，自2011年起，北京首次替代伦敦又增加一个头衔“雾都”即： 雾霾之都。特别是那个PM2.5，更让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心存芥蒂，呈现出对首堵揪心和无奈。2013年2月20日，北京发出首个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21日升级为“橙色”，一场坚决治理雾霾、清洁空气的攻坚战已经打响。
今年两会上，雾霾成了代表委员议论的重点。同时街头巷尾、广播电视，都热烈地谈论着这个雾霾。皇城根下的霾，侵蚀着北京人的身体，缠绕着人的生活，天空与自然的颜色都盖着一层厚厚的灰色。2013那3月7日，在政协经济界小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董事长贺同新语惊四座。他说“雾霾长期得不到解决，迁都不是一句玩笑。”贺同新发言称，北京雾霾，这样霾下去，人才会流走，投资会流走，吸引力会减弱，甚至各省省长各市市长全国人民，到了北京办完事赶紧走。如果这样长期得不到解决，迁都不是一句玩笑。这很现实，世界上没有一个首都像北京。去年，李嘉诚之子说，北京雾霾天气解决不了，他就考虑卖掉北京的资产。昨天，中央台两会大数据专题说，今年以来北京100天就有46天是雾霾天气。
为解决雾霾问题，北京市制定了《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细化分解了“空气质量目标”、“压减燃煤”、“控车减油”、“治污减排”、“清洁降尘”、“综合保障措施”6大类、84项重点任务，明确完成了时点、责任主体和工作目标，层层签订了责任书，要求树立“交账”意识。
2013年，北京全市上下打响治理大气污染的攻坚战，力度之大，投资之多，前所未有。2014年1月18日上午，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在参加北京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朝阳区代表团审议《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现场时说，空气污染问题是民生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包括国内和国际问题。他说，国务院于2013年9月10日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其中明确要求：到2017年，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我自己当时带着壮士断腕的决心签订了这份“生死状”：“如果空气污染治理目标到2017年实现不了，提头来见。”看看，京官不仅累，也不好当！
二是生活在北京的人累，北京的大地更累。这座30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既是全国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管理中心，又是交通、金融、信息、教育、科研等中心。以中国之大，由一城而兼此数中心之职，确实犹如一头老牛拉着百吨重的老车不堪重负！北京的地上，成千上万吨的钢筋混凝土建筑鳞次栉比，环环相扣的公路、层层叠叠的立交和轨道交通像一个巨大沉重的网紧紧地扣在大地上，压的喘不过气来；地下1000米以下的甘泉基本被抽干，30米上下的底层基本被地铁、停车场、防空设施挖空。我在北京金融街就餐时看到，地下车库已经达到4层之多，而且车辆仍无处可停。我由衷地感到，北京这种功能设计使得城市规模无限制地扩大，城市的有限空间受到多种功能的挤压，脆弱的资源与生态系统已无法承受，一言以蔽之，高昂的建都成本已到了国力和北京市自身难以支撑的地步了。
秦晓鹰把希望寄托在“ 科学的城市定位、改弦更张地走向新生和除旧布新的转变与转折”上，遗憾的是，北京的城市格局，在90年代的卫星城建设时，就已定型，要改变它，谈何容易？
北京最突出的问题：一是人口在聚集，二是城市在蔓延。依靠地铁和快速通道，郊区的人们往来于中心城区和郊区新城，每日潮涨潮落、人来人往，将生命和精力消耗在上班途中。城市的膨胀使北京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日益严重。于是，北京“十二五”规划，把人口疏散和拥堵治理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在这个政策的指导下，北京上演了一出出“低端业态退出”、“大幅提高中心城区停车费”、“人防地下室禁止出租”的悲喜剧。
如此强硬的行政调控，会缓解北京城市之痛吗？短期而言，或许有用，长期来看，显然不可能。因为不疏散产业，只疏散人口，城市病会更加严重。
北京的城市病，源于人口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区，而人口的集中，源于权力和资源的过度集中。作为首都，北京的政治地位带来了强大的资源控制力，放眼望去，优势的教育资源、资本资源、大项目、大企业、优良的工作机会都集中在了北京，人往高处走，资源和权力的集中自然引发人口的聚集，如果不疏散资源和权力，新城之痛，恐难以治愈。这就是“北京面临希望与痛苦的选择”。
笔者曾在《中国迁都动议》中指出，作为首都的北京现在也面临着日益加剧的人口膨胀、资源匮乏、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我们认为，按照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性社会的要求，北京作为一个大国的政治首都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将国家政治首都迁出北京已经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中国迁都报告》一书中，笔者这样写道：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占世界人口的近四分之一，面积比整个欧洲还大，人口比整个欧洲还多。首都的功能非常复杂，管理这么大的面积和这么多的人口，责任也太大，负担也太重。参照我国东汉将西京长安定为文化首都、南阳为经济首都、东京洛阳为行政首都和南非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的三都制的构想，建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一国三都”制度是必然的历史的选择。所谓“一国三都” 即：选择佳地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行政首都；将国家经济主管部门和金融（不包括央行）办事机构迁往上海，将上海作为国家经济首都；留文化、科技、旅游、体育等国家主管部门在北京，把北京作为文化科技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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