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管理活动中感知仁爱的力量
张先燕
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我国社会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和历史的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并在管理实践中走向高度的融合。
感知一：决策前
有效的管理始于制定战略决策。在战略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全面系统地对内外环境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我国先秦诸子的治国思想和以《孙子兵法》为主的治军理论，就包含了许多可用于研究战略性决策分析的一般原理方法。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从自律到自觉的飞跃，通过推己及人实现组织的目标。对现代管理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协调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并为其奠定基础，后者的实现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体系，促进和保证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我国古代系统思维与现代决策的结合将日趋紧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就声称从《孙子兵法》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孙子兵法》可与中外的历史名著相媲美。今天没有一个绝对战略决策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现今具的中国特色的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意义。”由此说，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管理决策者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感知二：协调间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协调来完成。组织工作的任务就是制定决策和沟通网络，使组织内的每一位成员明白我去做什么？我要对什么结果负责？把由于分工不清造成的执行中的阻碍消灭在萌芽状态，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这是现代管理理论关于组织协调工作的基本观点。
在中国，《荀子》一书集中了对组织问题的探讨。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认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而“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群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保证组织良性运转、协调发展的前提。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和谐的系统。破坏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协调。因此，管理者不可将自己与下属决然分离，而应始终把自己视为组织中的一员。相应地，组织划分不能拘泥与技术的专业化、组合的便利性、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等因素，而应以“和”为管理的终极目标，分工、合作乃是达到“和”所需的手段，这样，不论部门如何划分，整体和谐所激发的向心力、凝聚力就会促成真正的分工合作，达到精诚团结，共创组织之协调。
感知三：领导时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工作是指“影响人们为组织和集体目标做出贡献的过程。”领导的实质是通过建立一种追随关系来实现组织的目标。西方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大致经历了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演变。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以及法家的“人性好利说”。人性假说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这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不谋而合。只有儒家认为人性是可变的，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在飞速发展的现今社会中，我们提倡“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在人性的看法上，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无疑为中国未来的管理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奠基了浓厚的文化底蕴。
感知四：控制中
在管理控制职能方面，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无为而治”，这一思想在西方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认为应尽最大可能地让下属面对所有的课题，给他们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一个课题的构想和研发，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学习与团队协作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无为而治”正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无为管理的实质就是把人的社会性降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模式。科学的控制方法和技术，如果得不到下属的真心配合，将会变得毫无用处。我国古代先哲都非常重视对心理因素的把握，深知人心向背，才是成败的关键。管理者应“道之以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正人先正己”，运用“德主刑辅”的手段，才能实现“心悦诚服”的控制，以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所以说，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机结合，以传统文化为内在依托，以现代管理为主要手段，在道德与规范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的人与事采取具有弹性的不同的管理方法，这才是中国式管理的内涵。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唯有采取有中国特色的适合本国发展的中国式管理，才能保证我们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取胜。
从实践来看，我国更需要的是参与全球化的竞争，没有全球化的管理思维，哪里会有自身的不断发展壮大。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现代化程度较高，但韩国的现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而是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可以说，韩国是以儒家文化立国育民的成功范例，被西方很多学者称作“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度”。新加坡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推行以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再生”运动。
在我国当今，中国人特有的思想行为特征以及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强烈要求建立自己独特的方法、模式和风格，也就是“中国式管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面向全球性文化空间的中国管理理论作指导。一旦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将会走弯路，而损失也将是无法估量的。
（作者单位：旬阳县总工会；潘世东转载于安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