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也需要变革，以顺应社会发展。但政改的方向和方式需要谨慎筹划，不能是漫无目标的为改而改，尤其是要谨防娱乐化和街头化。
正在召开的人大会议上，来自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代表们延续了政风改革的趋势。由于透明化和民主化的要求，媒体的参与度也不断提高，但这也毋庸讳言的带来了政治娱乐化和街头化的趋势，政见的表达，变成了娱乐吐槽，变成了街头说唱。
现代政治应该是各阶层共和共处，当然各行各业都应该有发声的权力和机会，但这种政见表达不应该是一种娱乐形式，而应该有一定的严肃和认真态度。文艺界在会议上代表人数似乎有超出这个行业应有的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大众熟悉的名导演名演员几乎没有落下几个，人代会有点像文艺界的联谊会，媒体的报道也颇像是在报道文艺界的颁奖晚会，而且文艺界代表的发言，更具有娱乐化和街头化的特点，对政府工作的讨论颇具街头闲篇和桥段发布的意味。
街头政治的特点就是“蛊惑”，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哗众取宠，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这种政治形态貌似民主色彩但其实并无民主内涵。什么人有时间在街头去聆听街头政治家的演讲？大多数是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乐于道听途说长于说三道四的“市井之徒”，大多数民众大多数时间并不在街头，他们不是在田间耕作，在工厂做工，在校园学习，在家里家务，或劳累之余在家中休憩。多数民众生活得都不容易，尤其是中国，还没有发展到多数人都是“有闲阶级”的程度，所以，街头之声，虽然洪亮，但并不代表是多数人所发出的，并不具有民主政治的本性。
此次人大会上，被媒体广为宣传的一个“亮点”就是广东代表曹志伟抛出的“人在证途”长卷图。据曹志伟和他的团队调查，中国人一生当中平均要办理一百多个证件，数量之多程序之繁，令人不算不知道一算还着实吓一跳。曹志伟代表此言早在两会之前就已经在广东政协会议上抛出，此番带到北京会议上，说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社会认同。
但是，对“人在证途”之说，冷静思考下来，就会发现太具街头政治的特点。曹志伟的经典表达就是“我们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办证的途中”，请问，曹志伟自己是在办证还是在办证的途中？难道曹志伟不用工作了吗？难道广东代表团就会派一个无业游民或只有虚职无须工作的人代表广东人民了吗？
类似的话语我们曾经听说过，那是形容工薪族辛苦而枯燥的生活的，叫做一线两点的日子，“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的路上”。路上的时间有多少？由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2》称，在中国内地50个城市上班路上平均花费时间排名中，北京以52分钟居首，广州、上海则以48、47分钟紧随其后。在新型城市化水平排序中，北京位列上海之后排名第二。但这也远不及班上的八小时长久。这个调查报告说的是人们工作的辛苦，而不是工作之余的辛苦。那么曹志伟代表眼中那些不在办证就在办证途中的“我们”究竟又是什么人？是日夜值守在边防线上的士兵？还是面朝黄土的农民？还是忙碌在机器旁的工人？还是站在手术台上的医生？还是一站就是数小时笑脸迎客的店员？当然都不是。那么又是谁呢？
人是具有价值观念的社会化动物，不是狮子老虎这种独居独行的野生动物。价值观约束下的社会化生活不是个人生活，涉及到“他人”，这其中难免有利益冲突，为了自己的权益，我们需要用社会化的手段来保护各个方面的权利，这就是各种“证”产生和存在的原因。
俗话说，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民主政治给予个人的意见表达自由，但是这个个人不应该是狐狸，狐狸对于葡萄的意见表达只是根据其能不能吃得到，而不是葡萄的含糖量的事实。而实证的民主表达当中却是具有很多狐狸之声的。
人们对于“证”的态度，是多面性的。当出示证件可以证明自己的权益的时候，人们乐意去办证，证件代表了我们的资质和权力。为了这种权利，有人甚至办假证，假警察、假军官、假医生、假教授等等。
某地举办大龄青年联谊会，有小伙就持有“帅哥证”，赢得不少姑娘眼球，据说这个有证为证的帅哥还持有其它奇葩证件，如“酒驾证”“免费就餐证”等等。想必这些证件也是掏钱办来的，而且是小伙子主动去弄的，他应该不会抱怨办这些“证”的麻烦。
有时办证的需要不是来自政府部门，而是我们公民个人的需要，我们需要其他人向我们出示证件，以免我们自己的权益受到不当侵害。如有人以警察身份要干预我们的行为的时候，我们需要他出示警察证；如我们需要为我们出生接生的人员具有医师资格；如给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讲课的人必须是有教师资质证明的人；如在人生的最后一站火葬场里，工作人员不可以随意火花遗体，它必须有得到认可的死亡的证明，否则就会给杀人者毁尸灭迹的便利了。
再例如，我们不愿意接受没有卫生许可证和食品生产资格的随便什么人为我们提供食品；我们听说某地装修引起大火烧死几十人的惨剧竟然是因为装修工没有焊工证在烧焊造成的我们就对无证深恶痛绝，如果受到车祸伤害后发现司机竟然是无证驾驶我们就会对交警的管理大为不满，等等。
我们也不会接受孩子在一个无资质证明的教育机构里学习，也不会接受孩子口头上说他已经学业期满并毕业了，即便是他拿出了毕业证书，我们也不知道是合法和有资质的学校还是美国的野鸡大学颁发的。我们不会接受随便什么外国人没有任何许可就来我们国家工作学习或者旅游。我们不愿意雇佣口头上说自己什么都会做或者有过什么工作经历人来就职。我们不会去买一辆无资质的厂家生产的汽车并驾驶出行，也不愿意乘坐三无人员驾驶的三无车辆，生产者对产品上连带的各种证不胜其烦，但消费者却无法接受三无产品……
当年黄宏和董卿、林永健巩汉林四位在春晚上演了一个小品，好像叫《开锁》，黄宏搬出一箱子的证件来嘲讽我们生活中的证件之多。但是我们想一下，我们会让一个没有开锁资质的人上门为我们开锁吗？如果物业人员随便有什么人邀请就帮忙开门你同意吗？
责权利本是相结合的，证件就是这种结合体的表现工具。但人具有两面性，很多人却只是乐于接受证件上代表的权和利而不愿意承担其中附带的责任和义务。当很多人是证件所附带的义务的承担者的时候，他对于证的态度就会翻转一百八十度。没有技能也要弄个假证好找工作，没有资质就嫌办证麻烦就抱怨办证的不必要。当春运买车票的时候我们嫌出示证件麻烦，但当买票难的时候，我们又会怀疑车票的出路，希望搞车票实名制，不想让排在前面的人随意购买。
总而言之，很多情况下，我们自己认为的麻烦和不必，恰恰是他人说要求的必须。这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无处不在，如果只从单方面片面地看问题，永远都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我们注意到，在对曾志伟代表人在证途言论的附和声中，有些并不是要求取消证件中附带的权和利，而是要求瓜分这种权利，如要求下放各种证件的审批权限，下放并不是取消，只是由谁发放谁来办理的问题，并不能减少费用和精力和抱怨。
我们不用否认社会管理中的种种缺陷，包括存在一些奇葩证件，但夸大其词加以全盘否定，却不是社会管理的改良途径。政治诉求的娱乐化和街头化，缺乏对多数人认真负责的态度，除了给街头政治家和市井之徒带来娱乐和利益之外，对多数人并无真正益处。
现代社会我们常说是法治社会。法，重证据。各种“证件”其主要作用就是作为证据。如果消除了商品上的各种证件，只能给不良厂商以便利，而会祸害消费者；如果有无身份证件的流浪汉今天突然住在了你家，你可以用你的房产证来维护你的权利，否则法院也不能知道是否你占了流浪汉的家呢。
有人说，有些证的确必要，但是是否能变“我要办证”为“为我办证”？有些可以，但有些还真的不行。比如你受聘进了一家企业工作，通常工作证是为你办好的，不需要你自己去跑，但企业要求你的资质证明，要靠你自己提供而企业不会为你搜集。曾志伟代表出入人大会议场所，代表证也不需自己跑去办来。但是诸如“出生证”和“死亡证明”这种东西，如果自己不去申报，难道能让政府每家每户派一个公务员守在居民家里看何时有人口增减？
曾志伟代表不辞辛苦搜集了我们生活当中需要办理百余种证件，搜集这些资料的过程可以说曾志伟在工作，工作期间就不是所声称的在“办证”或“在办证的途中”。但是，曾志伟代表真正指出的是哪种证件不必要存在，而不是证件有多少证途有多长。证件的多少与其存在的合理与否并无必然关系，数量多充其量说明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复杂。但不幸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确是有点复杂而且在强调私权的现代似乎越来越复杂。如果我们独处荒岛，不和他人产生利益关系，自然不需要什么证件。又有几个人愿意过与世隔绝孤索离群从众人眼中消失的自闭症日子？
本文表达的意思，读者会不会理解为对民主政治的苛求？那么，读者大人，你是愿意人大代表们随意化、夸大化地表达政见？还是愿意看到他们严肃认真地发表意见？
钱皮个人认为，如果政治家热衷于街头政治和政治的娱乐化，对于国家民众来说，弊远远大于利。只是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