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物质的分布密度决定污染治理企业的规模大小，也决定单位面积土地上，治理污染物质的企业数量。一般是污染物质分布密度越大，治理污染的企业就越多，这些治理污染的企业的规模就越大。这些治理污染的企业规模，就越接近于最佳运行规模，这些治理污染的企业平均运行效率就越高，治理单位污染物质的成本，就越低。

　　

　　污染物质的分布密度决定收集单位质量或体积污染物质的成本大小，一般是污染物质分布密度越大，收集单位质量或体积污染物质的成本就越小。

　　

　　治理污染物质的成本包括两部分，一是收集污染物质的成本。二是治理污染的企业，把污染物质集中到企业以后，治理这些污染物质时的运行成本。污染物质的分布密度，通过收集污染物质与治理污染物质这两个过程的运行效率，影响人们消灭污染物质的总成本。

　　

　　在社会产生的污染物质一定时，收集、治理这些污染物质的成本大小与污染物质的集中程度成反向关系。污染物质越集中，平均收集、治理这些污染物质的成本就越低。平均单位质量或数量的污染物质的收集、治理成本，随着污染物质的集中程度成反向关系。

　　

　　污染物质的产生量与什么有关。污染物质产生的密度，或单位面积土地上，污染物质产生的总量，在社会发展程度一定时，与人口密度成正比，在人口密度一定时与社会发展程度存在一定关系。人均污染物质的产生量由社会发展程度决定，不同的社会发展程度对应着不同的人均污染物质产生量。一般是社会发展状态越高，人均产生的污染物质越多。估计在社会发展程度很高时，人均产生的污染物质有可能会逐渐下降。比如现在的发达国家，人均使用的石油、煤炭在逐渐下降。对这些物质使用的人均污染量，也在逐渐下降。

　　

　　人口密度与人口规模大小，通过影响污染物质的分布密度或总量，而影响治理单位污染物质的成本。

　　

　　在社会发展程度一定时，一般是人口密度越大或人口规模越大，治理单位数量或质量的污染物质的平均成本就越小。人均治理污染的付出或成本，与人口密度或人口规模大小成反向关系。

　　

　　一个国家人口总量一定时，集中人口分布，有利于减少治理污染的成本，可以减少治理污染的人均成本。

　　

　　对于相同的污染物质，在其它所有条件一定时，治理这些污染物质的总成本，还与社会的发展程度成反向关系。社会的发展程度越高，治理这些污染物质的总成本就越低，因为社会的发展程度决定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决定治理污染的技术水平，也决定治理污染的效率与成本。

　　

　　在其它所有条件一定时，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由人口数量决定，与人口数量成正向关系。人口数量还通过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而影响治理污染的人均成本。

　　

　　治理环境污染的动力。治理环境污染的动力大小与社会发展程度成正向关系，在社会发展程度一定时，与单位面积环境污染的程度成正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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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大的人口密度，一般带来较多的污染物质，环境污染程度也较重。这有利于促进人们重视环境污染问题，促进人们产生治理环境污染的行为。

　　

　　国家人口总量一定时，社会发展程度一定时，国家治理污染的状态，与人口分布有很大关系。一般是人口分布越集中，人口集中区域的可能污染情况就越严重，人口集中区域，治理污染的动力就越大，治理污染的人均成本也随着人口集中而降低，这共同导致实际治理污染的行为就越多，国家总体治理污染的规模就越大。国家总体污染程度就越小。人口集中分布有利于污染治理，有利于减少整个国家的平均污染程度。

　　

　　前面的内容都是在民主（法制）国家假设的前提下，分析的。如果不是民主（法制）国家，环境污染的程度与治理污染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非民主（法制）国家，在相同的发展程度条件下，在相同的人口数量条件下，各类企业制造的污染物质一般比较多，治理污染的效果一般比较差。这些非民主国家，在相同其它前提条件下，污染一般比较严重。越不民主，污染程度一般越严重。在相同其它前提条件下，人民越没有权利，这个国家的污染状况将越严重。比如20年前，东德比西德污染严重，两德人口密度差不多。这可以通过经济学来解释这个现象。污染的危害主要是企业外部负效益，企业没有内在的动力去减少污染物质的排放。这必然通过政府机构代表受到污染危害的公民，来限制企业污染物质的排放。民主政府是选举产生，政府对选民负责，选民也监督着政府。污染的受危害者主要是选民，选民必然非常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会督促政府治理污染。民主国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这套法律体系可以有效贯彻政府的各种决策。议会也是民选的，议会也会通过一些有利于治理污染的法律。完善的法律体系，也有利于治理污染现象。不民主的法制国家，污染状况也可以得到有效治理，比如新加坡。在民主国家，能很好的治理各种污染现象。在非民主国家，治理污染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