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革军：《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并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请您谈谈在这一框架下对金融改革的建议。
阎庆民：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勾勒出了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是一次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
首先,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顶层设计的指引。顶层设计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法论。在信息系统规划设计中经常用以确定系统的主体架构，确保全系统功能的协同实现。具体而言，指在规划设计信息系统时，先确定好系统的主体结构之后，然后才能设计各个子系统，否则各子系统之间就难以兼容和联动。我国以前的经济体制改革设计就曾借鉴过顶层设计的思想，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之前的“十二五”规划将其明确提出，意义重大。经济体制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改革必须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挑战相互交织，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针对某一方面的单兵推进式改革，“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难以取得切实成效。顶层设计有助于形成改革合力，统筹好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决定》不仅注重了顶层设计，也格外强调顶层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高层面的领导机制。《决定》要求在中央层面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其目的就是要加强对改革工作的总体设计和统筹协调，落实监督检查，保证改革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
其次，就金融改革来讲，我认为需要处理好几大关系。金融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不仅关乎金融业自身发展，而且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息息相关。《决定》围绕如何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对金融改革进行了部署，包括五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方面：发展金融市场、扩大机构竞争、放开价格管制、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和完善金融安全网。对此，需要处理好以下几大关系：
一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协调发展的关系。间接融资占比过高，是我国近年来金融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功能互补，两者的协调发展是金融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一方面，协调发展的金融体系可以切实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有效分散金融风险。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促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协调发展，《决定》要求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金融改革，需要切实推进上述改革措施。
二是金融机构发展与金融服务能力提高的关系。《决定》提出，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这将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但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两多两难问题”（即中小银行多但中小企业融资难，民营资本多但投资难）表明，放开市场准入，提高机构竞争，是发展金融体系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金融体系的功能和效率最终体现在金融体系的服务能力上。未来金融改革需要在放宽市场准入的基础上，引导金融机构不断开展产品创新，增加专业化、特色化金融服务，以满足实体经济发展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三是利率和汇率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协调推进的关系。当前，我国经济金融运行整体平稳，全球经济复苏势头明显，是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资本账户可兑换的重要窗口期。《决定》要求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对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行了专门部署。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先内后外”关系，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协调推进。“先内后外”的改革次序基于的是“不可能三角”理论（即在资本的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三者中只能选其二），但该理论与各国的改革经验并不相符。美国和英国践行的是“先外后内”，日本和韩国采取的则是“先内后外”，改革效果各不相同。因此，我国这三项改革应该基于我国国情和国际环境，循序渐进，不失时机地成熟一项、推进一项。
四是金融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关系。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状况，可以从金融深度、可得性、效率和稳定性四个维度来综合评价。金融业改革既要促进金融发展和改善金融效率，也要更加重视风险防控和金融稳定。金融体系的风险防控在制度上有赖于完善的金融安全网，包括金融监管、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三大支柱。《决定》对建立健全金融安全网做了专门部署，要求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这是金融改革的重要篇章，并且为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提供了制度保障。
魏革军：银行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银行业发展改革您有哪些思考?
阎庆民：近年来，银行业对于我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挥了积极作用。银行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建立更加高效稳健的银行体系，需要银行业继续通过改革谋发展，并在发展中促改革。今后一段时期，银行业发展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思路：
一是加强分类监管，形成多层次、差异化、广覆盖的银行机构体系。重点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合理定位、科学布局，通过加强分类监管，健全牌照管理制度，形成结构合理、层次丰富、覆盖广泛的银行机构体系。
二是引导银行业贴近市场，发展有效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的银行服务体系。引导银行把握好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结构调整带来的重大战略机遇，健全现代银行业服务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三是推进金融市场建设，促进形成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金融市场体系。以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重点，提升直接融资比重，逐步形成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功能互补、结构合理、协调发展的金融市场体系。银行业作为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要在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
四是促进银行业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健全风控到位、运行高效的经营管理体系。督促银行深化内部管理改革，加快战略转型、业务转型和管理转型，完善公司治理，提升全面风险管理水平，提高经营管理能力。
五是强化监管有效性建设，完善稳健审慎、协作良好的监管体系。完善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有机结合的监管政策框架，提升单体机构和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应对能力，改进监管工具方法，提高监管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权威性。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统一把握监管尺度，防止监管套利。
魏革军：社会上对影子银行一直很关注，也有一些人将银行理财业务与影子银行混为一谈，请您阐释一下其中是怎样的关系。
阎庆民：财富管理在世界上已经非常成熟，往往国际金融中心也同时是财富管理中心。财富管理意义重大，在中国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很快。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银行理财业务有严格独立的监管政策框架，法律关系明确，流动性风险整体可控，不涉及高杠杆操作。因此，在政策层面上，国内银行理财业务不应属于影子银行。
近年来，关于银行理财业务是否属于影子银行的争议较多，外媒利用银行理财业务唱空国内银行股、中国经济和政府债务的声音不绝于耳，国内各界对此也高度关注。我们的分析结果认为，在政策层面上，国内银行理财业务不应属于影子银行。
一是银行理财业务有严格独立的监管政策框架。2005年以来，中国银监会陆续出台了《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等在内的20多项监管规章和制度，涵盖业务管理、风险管理、销售管理等诸多方面。同时，理财产品实行产品报告制。各项理财产品发行前须向监管部门报告，监管部门实施持续的非现场监测，必要时开展现场检查。
二是银行理财业务法律关系明确。按照《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银行应实现理财产品与投资资产一一对应，做到每只理财产品单独管理、建账和核算，每只产品必须建立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在“卖者有责”基础上实现“买者自负”。
三是部分理财业务存在期限错配，但流动性风险整体可控。据初步调查，目前大部分银行及分支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与资产都是一一对应，但确实也有部分产品存在期限错配的情况，银行对这类产品的流动性风险做了严格的管理，设置了流动性风险管理指标或限额指标，定期开展流动性压力测试和应急演练等，整体上降低了流动性风险。
四是银行理财业务不涉及高杠杆操作。中国银监会在多项监管规定中对理财资金的投向做了限制。因此，投资资金的来源、运用不涉及产生信用杠杆的机制安排。
五是理财业务需充分披露信息。银监会各项监管规章针对银行理财产品信息披露的要求非常详细和严格，比如上述《通知》明确了银行应向理财产品投资人充分披露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情况等。
总之，银行理财业务有严格的独立监管框架体系，运作管理过程中无高杠杆操作，参与各方承担信用风险职责清晰，期限错配引发的流动性风险可控，信息披露充分，不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虽然从监管政策上分析，银行理财业务不应属于影子银行，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也存在部分为规避监督和实现监管套利的理财业务，表现为影子银行产品。同时，中国资本管理市场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对银行理财代理人法律主体地位尚需厘清，这些都需要监管层提高警惕。
魏革军：社会上普遍关注民间资本有序进入银行业的问题， 这方面您怎么看？
阎庆民：中国银监会一直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2002年，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民间资本的占比分别为11%和19%，到目前均已提高到50%左右，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也已超过88%，还有40家非银机构由民间资本控股。
2012年5月下发了《中国银监会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在四大方面二十六个环节做了详尽的安排与具体规定。四个方面：一是支持民间资本与其他资本按同等条件进入银行业，二是为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创造良好环境，三是促进民间资本投资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四是加大对民间投资的融资支持力度。比如，在为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创造良好环境中强调，各级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要充分认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对加快多层次银行业市场体系建设、建立公平竞争的银行业市场环境以及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股权结构多元化、平等保护各类出资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改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基础上，采取切实措施，积极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
为进一步回应社会呼声，银监会将加强“两个引导”。一是引导民间资本助推银行业改造。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放宽民间资本在处置城商行风险和高风险信用社中的持股比例；允许发展成熟、经营稳健的村镇银行，适当调整主发起行与其他股东资本比例。二是在满足监管的前提下，探索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金融机构。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精神，坚持“纯民资发起、自愿承担风险、承诺股东接受监管、实行有限牌照、建立恢复处置计划”等原则推进试点，探索合理、高效、可持续的治理与经营模式，为银行业改革注入新活力。
魏革军：扩大银行业对内对外开放，也是银行监管的重点工作。如何才能继续推动提升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呢？
阎庆民：这些年来，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成效明显。截至2013年9月末，20家中资银行在海外5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近1100家机构，总资产超过1.2万亿美元，为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51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境内设立41家外资法人机构、92家外国银行分行、920家营业性机构，完善了我国银行业体系。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提升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要重点推进“两个增强”。一是增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配套服务能力。支持中资银行合理布局境外网点，增强银行业统筹两个市场、运用两种资源的能力，帮助中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资源和价值链整合。支持银行业利用上海自贸区等平台，为全面深化银行业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二是增强银行业对外开放政策的顶层设计。研究新形势下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总体政策框架，努力打造银行业对外开放新格局。利用G20、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等平台，积极参与制定国际金融监管新标准，同时加强跨境监管合作，推动我国银行业持续安全稳健运行。
魏革军：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根基，企业是实体经济的微观基础。请您谈谈如何提高金融配套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性问题。
阎庆民：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性，首要的是筑牢实体经济的微观基础。第一，要把握全要素生产率导向。金融更好地配套支持实体经济，就要将宝贵的金融资源投入到那些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更大的企业，投入到那些创新能力更强、能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能更充分吸纳就业的企业中去。以此引导全社会提高资源运用效率，推动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正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要义所在。第二，要符合国家政策导向。无论是有效化解过剩产能，还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无论是“走出去”，还是扩内需，国家政策导向是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势”。顺势而为，增强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强化与国家产业政策的结合，实现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耦合，企业才能长期可持续发展。金融与之相配合、相适应，才能保证微观市场效率与宏观集成效果相统一，在宏观大局层面保证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的有效性。第三，要有良好财务基础导向。银行业在选择支持对象时，往往将企业财务基础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这既是银行业需要坚持的一般行规，也是防止过度冒险经营，保护广大存款人利益的重要底线。
其次，要提高金融配套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性，关键要发挥好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新金融的“三项功能”，提高三类金融业态搭配的协调性，同时增进互补与协同，为实体经济提供多渠道资金来源、多元化金融服务、多层次金融市场支撑。一是发挥好政策性金融的弥补市场失灵功能。政策性金融能有效弥补市场机制不足，支持熨平经济周期波动。要加快推动政策性金融改革，积极支持铁路、公路、农田水利等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支持建设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创造条件。二是发挥好商业性金融的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当前，商业银行总资产在金融机构140万亿元总资产中占比超过80%，信贷在社会融资中占半壁江山。需要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信贷主渠道作用，结合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细分目标客户和市场，创新机制、流程和产品，积极满足化解过剩产能、消费升级、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以及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合理信贷需求。积极稳妥发展非信贷业务，帮助实体经济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增强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之间的匹配度。还要发挥好商业银行的渠道优势、信息优势、专业优势，提高综合金融服务水平。三是发挥好新金融的引导创新功能。随着金融市场改革发展，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产业基金、信托计划等在内的新金融业态展现出极强的发展活力。这不仅改善了初创企业的金融服务，也推动激发了实体经济的创新活力。要继续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导向，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新金融规范发展，并加强与传统银行业态的有机衔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整体效率。
再次，还要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越发展，监管越重要。在提升金融配套支持实体经济有效性的同时，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对此，重点要抓好“两个统筹”：一是统筹好风险监管的敏感性、简单性和可比性。既要增强风险监管的敏感性，也要保持监管的简单性，同时还需要提高监管的可比性，防止监管套利。二是统筹好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同性。要进一步挖掘逆周期资本、动态拨备、杠杆率、流动性要求等监管工具的宏观政策效应，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释放统一信号，形成政策合力。
魏革军：最近一段时间，业界都在积极探索信息化给银行业将带来哪些深刻变化，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阎庆民：毫无疑问，信息化将深刻影响银行业竞争格局。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信息化道路。银行业作为我国金融业的主体，既是重要参与者，也是重点受益者。
我认为信息化将带来“三大深刻改变”。一是深刻改变社会运行方式。信息化推动互联网、移动网络快速发展，微信、微博、虚拟社区等迅速兴起，社会组织网络化加快，网络交流与交易开始盛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远程移动金融服务，将逐步与物理网点并驾齐驱，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业态形式。二是深刻改变经济运行方式。物联网和智能终端等快速发展，不仅有助于缓解交易环节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有助于缓解生产环节的信息不完备问题，助推生产效率提高。这将倒逼银行业创新商业模式，提供集约综合、精准对接、灵活多样的金融服务。三是深刻改变金融业运行方式。云计算、搜索引擎、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将推动金融决策更加科学，服务更加精细，交易更加高效。信息传播的全息化、持续化、无差异化，将使运营方式更加扁平化、弹性化，真正实现全方位、不间断服务。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崛起，还将带来金融业竞争模式的深刻变化。
信息化将深刻影响银行业运营机制。在信息化加快推进的背景下，为适应挑战、把握机遇，银行业需要切实转变经营管理、业务创新和人才培育“三大机制”，加快构建“管理-创新-人才”的稳定“三角”，努力赢得新的竞争优势。同时，信息化也将深刻影响银行业风险防控管理。信息化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管理不当，信息科技风险可能导致银行业务瞬间全部瘫痪的重要风险，必须把好客户信息、系统运行和金融信息“三大安全关”，严加防范，确保信息安全。（作者：《中国金融》主编 魏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