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大院》电视剧热播时我没有看，但我在许多企业管理讲座和文章里见用乔致庸作为例子说明问题，带着好奇心连续观看了数日，把45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看完。看完之后，真是感慨不已，心中充盈了无限的苍凉，以及人生苦短、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感叹。觉得祁县能出个这样的人是山西人的光荣和自豪。他不是一般的商人，他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是一个坚持不懈的人、是一个任人唯贤的人、是一个不畏强暴的人、是一个大爱无疆的人。他的“货通天下”、“汇通天下”事业不是靠会做生意而成，而是靠他心系百姓、对目标的不懈追求、个人品质和影响力而成，凡是跟着他干的人，都有成功感、都有幸福感，这就是领导力、这就是崇拜的力量。

看的过程中，几次落泪，为剧情，也为现实的人生，剧中人物的人生经历与爱恨情仇，让我不由得比照现实生活和人生处境，胸中顿生波涛，欲做无声的呐喊！沉浸在那百年前令人心惊的人生博弈和一笑泯恩仇的结局中而不能平息。下面将所想所感，形成文字，作为自己对乔致庸这个形象的小结，也为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学习做参考。

请所有的朋友手捂胸口想一个问题，我的理想是什么？这是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回答过的问题，那时的答案都会脱口而出，因为那是梦想，我们不需要对梦想负责任；可现在我们长大了，回答这个问题却变得如此艰难，因为现实的尘土已经遮蔽了我们所有理想，我们的理想可能变成了明天能和领导有一次到位的交流、可能变成了下一个月能比这一个月多200块钱的薪水、可能变成了无比现实的一座房子一辆汽车……我们手里握有今天，所以明天就是理想。但《乔家大院》所宣扬的，绝对是一种真正的理想索求价值取向，乔致庸一心要“货通天下”，所以他宁可抵押所有的家产、冒着在太平军乱世的刀光剑影中死无葬身之地的风险，疏通因战乱而中断的茶路；当乔致庸在领悟到异地汇兑银两的奇妙之后，终其一生要做“汇通天下”的大事，虽九死而无悔，这就是他坚守的理想。

马云说，他要用淘宝为中国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这就是理想，他正在坚定地做着；牛根生希望中国人都能喝上纯牛奶，这就是理想，他冷峻的脸上这么多年来始终有着坚毅的表情。或许我们的理想不用这么大，能够做成一件自己渴望完成的事，或者能够淡定的生活，这也都是理想。我们可以暂时没有理想的清晰蓝图，但不能没有追寻理想的信念。这样一种信念足以使自己用减法生活，把那些背弃自己理想的东西一一剥落舍弃，等到哪天你的手里只有一件武器，你的前进目标唯一呈现，那它就是活生生的理想。

有理想固然可贵，更重要的是脚踏实地的去实施，乔致庸来返包头多趟、南下武夷山贩茶、北上恰克图销货，遭人陷害差点丢了性命，但他仍然百折不挠，矢志不移，因为他的胸中装着梦想，强烈的使命感和事业心让他从未放弃。一声“走嘞……！”带来的是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他的梦想在这一声呐喊中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着。

乔致庸是一名杰出的商人，又是一位具有浪漫色彩的文人，他集商人的精明与文人的睿智于一身，形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商业文化。乔致庸对商业的陈词：“天下四行，士农工商……无商不富”，“我中国地大物博，南方北方，出产不同，商旅不行，货不能通南北，物不能尽其用，民不能得其利，民无利则不富，民不富则国无税，国无税则兵不强，兵不强则天下危”，“商人行商纳税，乃强国固本的大事。”主张重商即爱国，是对重儒轻商的传统观念的挑战。也正是靠文化的滋润和支撑，他对经商之道这种理性的、大彻大悟的认识，不能不令众人折服。

乔致庸说：“大丈夫立于世间，无非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件事。能做而不做，见机而不起，那是懦夫！”“做生意向来讲究三个字，一是义，二是信，三才是利。”他在包头与达盛昌东家邱天骏争做高粱生意、眼看对方就要全盘皆输的境况下，宽宏大量，以德报怨，主动上门求和，给对方一条生路，让对方深切地感悟到乔致庸口中“仁义”二字的分量，赞叹乔致庸“一身正气，儒雅仁厚”。乔致庸的宽厚仁义之举，赢得了人心，赢得了许多商机，进而对百年晋商“以义制利、诚信不失、人心不偏、公道长存”的商业伦理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一身正气的乔致庸，最终征服了很多人，使达盛昌的邱天峻，广盛元的成掌柜，由最初的嫉恨、对峙，变为后来的认同和支持；使土匪刘黑七为乔致庸的胆识所折服，化干戈为玉帛，后来还救他一命；使铁信石放弃了复仇，忠心耿耿保护乔致庸；使朝廷要员胡沅浦、胡叔纯、左大人、张之洞等站在乔致庸一边，为一个普通的商人说话。在种种斗争和算计中，不懂算计的他反倒成了最后的赢家。

由于乔致庸的优秀品质和人格魅力，首先吸引了他的老婆陆玉菡，使她成为了乔致庸的粉丝。没有陆家的银子和陆小姐的倾力相助，乔致庸就是一个天才，也挽不回多次危局。陆玉菡结了婚之后更是处处替丈夫着想，不求索取，只求奉献。以自己无私的付出和对乔致庸真挚的爱屡次牺牲自己委曲求全，帮助乔家渡过一次又一次的难关，最终赢得了乔致庸的心和家人的尊敬。正所谓：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会有一个女人。

乔致庸的成功，还得益于他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正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孤胆英雄成就不了大事业，要想开拓一番事业，必须要有一个专业的团队，要有各类人才来辅佐，他的本家兄弟并不少，但是乔致庸任人唯贤，不在亲戚中间打圈圈。他在事业起步阶段，结识了卖花生米的孙茂才。就是这么一个人，却被乔致庸慧眼识珠，受到重用，作为乔家事业发展的策划和顾问。孙茂才果然也不负众望，每每在重要关头帮乔致庸出谋划策，鼎立扶持，多次救乔家于水火之中。这位秀才看似平淡的侃侃而谈却语含机锋，见识非凡。最欣赏他的莫过于论“汇通天下”时：“国之利器，不可示人！”那极有前瞻的睿智。但遗憾的是，由于孙茂才与乔致庸在理想和世界观上有本质的不同，最终不得不分道扬镳 。

乔致庸重用年轻有为的马荀，真值得喝彩。马荀只是包头复字号的一名伙计，但他的业绩非常突出，有主人翁精神，而且对乔家的祖训、理念非常认同。乔致庸十分看中他的能力和潜力，千方百计地挽留他，培养他，并在合适的时机，辞退无能的顾大掌柜，直接任用马荀为包头复字号的大掌柜，可谓是连升三级。马荀不负众望实现了乔致庸进军蒙古大草原的理想，实在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乔致庸明白人才对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十分爱才，惜才，挖空心思争夺人才，特别是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之人。当得知潘为严也有着汇通天下的理想时，则想尽办法说服潘为严当“大德兴票号”大掌柜。潘为严提出每四年为一次结账，乔致庸不得干预其“大德兴票号”的经营，为了“汇通天下”的大目标，乔致庸一概答应。尽管他在家里无聊之极，尽管他为虚度时光而愤怒，但他还是碍于种种限制而作罢，由于他用对了人，乔家的事业还是蒸蒸日上，积攒了巨额财富，乔致庸的理想也得以实现。

 乔致庸发现孤儿高瑞天资聪明又爱学习，便让他跟随自己的左右，经过长期培育以及后来的重用，让他去做丝绸生意，最终成为他的中流砥柱。所以能不能选对人，并把他放在合适的位置，能不能充分信任人，放权让他去做，发挥他最大的潜能，是事业能不能做大做强的真正原因。

乔致庸的事业后来都是靠这些大掌柜既职业经理人完成的，可见一百多年前中国职业经理人在商界已经大展宏图。

乔致庸一生都活在矛盾之中。空有济世胸怀，却一直走着自己不情愿的道路。因家族事业后继无人被迫放弃科举考试选择经商；为拯救濒临灭绝的家族事业忍痛放弃初恋被迫迎娶太谷的陆玉菡；有“汇通天下”的宏图大志却受朝廷圈禁二十年赋闲在家不得出山经商；自己创办的票号“大德兴”却必须由外人经营，票号生意达到顶峰时自己已是残烛晚年；一心想为天下商人达到“货通天下”和“汇通天下”，而票号最赚钱的生意不是因天下商人的熙熙攘攘，而是代懦弱的满清政府汇兑向列强赔款的盈利。所以，晚年的乔致庸面对富可敌国的千万两黄金白银发出“头晕”的牢骚，他放声大哭道：“我一生都在梦想汇通天下，没想到汇通天下了，做的竟是这种事！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年，中国的银子就空了，大清国就完了，中国就完了！”。命运经常与你开玩笑，你不得不在自己的社会角色确定之后再为设立的目标坚持不懈。乔致庸一生起落与理想主义有关系，他是一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人，两次坐牢不改“汇通天下”的决心。可见，他虽然是一个商人，但骨子里装的是富民强国之梦！他的终极理想就是让国家强盛！

乔致庸的性格既“刚”又“柔”，对恶人、对坏人，他刚直不阿，从不屈服；当强盗逼他时，他敢于向强者宣战；当亲人遇难时他又委屈自己以磕头为交换条件解救亲人危难；对好人、对穷人，他通情达理，屡屡解囊相助、相救，为救难民不顾倾家荡产，就像他说的一句话：人都快死了要那银子干什么。他有豪情又有豪气，有骨气又有霸气。他认为“经商就是历险”，“总要有一个人敢为天下先”，历大险才能成大功。于是，他走南闯北，历经艰险，九死一生，矢志不渝。而且乔致庸愈是身处险境、绝境，愈是执着、冷静和坦荡，因为他心中装着大志向，把眼前这些困难都不肖一顾。

乔致庸从小熟读孔孟之道考取功名，忠孝节义、君臣思想根深蒂固，儒家思想确实为约束大掌柜们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他们忠诚的为乔家而工作。乔致庸认为：东家就是东家，掌柜就是掌柜，乔家就是乔家，女人就应该恪守妇道，由于这种思想的指导，他的嫂子、一手把他抚养成人的大嫂就死在了他的这种观念之中。大嫂对乔致庸是母亲的形象，乔致庸三岁就死了父母，他完全在大嫂的养育下长大。而大嫂对他又很娇惯，所以乔致庸就成长的非常活泼，甚至有些顽皮，不拘礼数这样一种性格。但是这个过程，乔致庸对他大嫂，就像尊敬母亲一样，那是一个圣母，那是绝对不能让任何人亵渎的一个人。大嫂没有想到会闯入一段情感，但是就是闯入了，她一开始为了替乔致庸留住孙茂才，关心一下，替他找对象。而孙茂才是一直得不到温暖的人，只要有一点温暖就感动了他。等到乔致庸发现孙茂才对他大嫂有非分之想，他觉得这比分走他们乔家一半的家产内心抵触更大，这就是他们两个彻底决裂的原因，最终反目为仇并促使大嫂杀身成仁。这件事对孙茂才也很不公平，孙茂才与大嫂的感情是真诚的，他们之间的爱慕没有错，孙茂才的才华远远超越于封建思想能够约束，他敢于对大嫂伸出橄榄枝。但是乔致庸不行，他认为是奇耻大辱。对这出悲剧来说：成也儒家思想，败也儒家思想。

纵观乔致庸整个的商业历程，就可以发现他在不间断地做着同一件事：融资。乔家数次处于危在旦夕的边缘，乔致庸数次挽狂澜于既倒，依靠的是融资；乔致庸南下武夷山疏通茶路，成为他在生意场上的翻身之战，主要依靠的竟是从对手那里筹集来的资金；甚至于他的婚姻也与融资息息相关，太谷首富陆大可在成为他的岳父后，屡次用雄厚的资金支持让他化险为夷。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对外部资源的有效利用，乔致庸是不可能实现他的商业理想的。

为什么乔致庸能够有效利用这些资源？是他坚定的商业理想为他的实际行动提供了支撑，他认定自己做的事是“以商治国”的大事，他的商业价值观是“义、信、利”，他的商业梦想是建立在“兼济天下”之上的，有了这样的基础，他自然有了假借外部力量的底气；而且在具体的商业操作中，他推崇的是一种强烈的共赢思想，他主导建立起来的商业秩序，能够使体系中的所有参与者获得相对应的利益。即使是那些站在他对立面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得不敞开自己的资源为乔致庸所用。他突出一种与周围资源共荣共赢的理念——只有具备了泽被他人的情怀，才可能获取别人的救助。除此之外，还有一层更深刻的道理：对于外部资源的依附与利用，要有度，特别是那些牵涉到政治体系的资源。乔致庸依靠朝廷做官银汇兑的生意，触动了“国之大器”的敏感神经，不仅为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而且差点惹上杀身之祸。最终还是应了那句“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的老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