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亚信上海峰会后在上海考察时强调，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占有重要位置，要抓住机遇，锐意进取，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科学发展先行者，不断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据新华社5月24日报道）
由买飞机、租飞机的繁荣，变为下老本，耗巨资研发自己的大飞机。再到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之前被传调往北京“变哑”，又突然有了新答案。务实的习近平主席要求上海要耐得住寂寞，要大有作为。根据媒体的描述，亚信峰会后，习近平要求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占有重要位置，要抓住机遇，锐意进取，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科学发展先行者，不断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改革重心由南方城市，转为大上海起步，并将进入深水区的改革潜力挖掘出来。结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的新常态，用平常心看待经济发展，就由不得之前在房地界呼风唤雨，一条微博就足以令网民跟着打喷嚏任家大公子看懂看不懂了。据24日经济观察报称，任志强早前批评起调控政策来毫不留情的作派，早已不见了昔日的骁勇。当谈到房价和房地产的调控和走向，他改变了以往的尖锐态度，“我还没看懂新政府的调控思路，我仍然需要观察。”这家经济观察类报纸写道，在中国房价飞涨的黄金10年间，不断批评政府调控政策的地产界董事长定格在大众的脑海中，成为了一个符号型人物。但在最近的半年期间，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诸多变动信号的时候，任志强突然“熄火”了。
地产界的任志强熄火，或只是一个缩影。在笔者看来，这与领衔国家发展团队的中央最高层决策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只是任志强看不懂，许多的经济学人都看不懂。亚洲变了。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正为此喃喃自语：“菲律宾的中期增长前景可能比中国更好。从北京到吉隆坡，对奶酪的需求超过了对铁矿石的需求。尼赫鲁-甘地家族失去了对印度的控制权。在这个完全让人看不懂的亚洲世界里，人们唯一觉得熟悉的事情是，泰国的将军们再次掌权。而对于幅员辽阔、各地差异极大的亚洲地区，人们所能说的是，它正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亚洲过去多年所落入的模式一直还算可以预测，但现在变化的齿轮正在嘎嘎作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亚洲有数个‘恒量’本来一直没有变过。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地区的增长引擎。西方国家开动印钞机产生的廉价货币和低利率，让许多亚洲国家能够大肆借贷，从而刺激了必要的内需，抵消了出口低迷的影响。除了缅甸等少数几个国家以外，亚洲各国的国内政治局势相当稳定。现在，上述几点都发生了变化。亚洲地区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笔者不认为，皮林主编是在唱衰中国。他过去一直在观察中国。这时发生的改变或令他突然有些不适应了。这种不适应，与任志强一样，显得有些彷徨。伴随着这种彷徨的是领衔国家发展团队的决策者，开始允许中国进入“休养生息”阶段，至于这是不是对习近平提出新常态的最佳解读，还未可知。关于“休养生息”，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是指在战争或社会大动荡之后，减轻人民负担，安定生活，恢复元气。观察前些年的中国改革，形容成一场战争，并不为过。何况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又气势汹汹，来者不善。使亚洲局势，动荡不安。这种时候，假如中央高层不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布局作一个统筹的调整，再盲目地摸着石头过河，摸到恐怕不是石头，而是地雷，或其它爆炸装置。这些爆炸装置，即使要不了命，却足以令人炸得人断胳膊断腿，也不是闹着玩的。
关于对习近平主席在河南提出的“新常态”，民生证券宏观研究团队的多名学者给一家外国媒体撰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篇题为《习近平常态：未来10年中国经济大趋势》的文章写道：“如何把握未来10年的中国经济大趋势？习近平总书记近期调研时强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我们把这一提法称之为‘习近平常态’。其核心特征为：一是增长速度的新常态，即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二是结构调整的新常态，即从结构失衡到优化再平衡；三是宏观政策的新常态，即保持政策定力，消化前期刺激政策，从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转向总量稳定、结构优化。”
说到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该团队认为，过去10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驱动。就目前来看，内外两大红利正在加速衰退，甚至变为拖累。一供给端的人口红利正在被老龄化取代。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迎来拐点，劳动力人口比例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占比加速上升。未来10年，随着计划生育的冲击加速显现，人口红利将加速衰退。这不仅会拉低储蓄率，推高劳动力成本，导致潜在增速下行，而且作为主要动力来源的房地产引擎也会逐渐失速。当然，在人口素质提高以及单独两孩等政策调整的对冲下，中国经济也不太可能出现断崖式下滑。再者需求端的全球化红利将被全球再平衡取代，外需和外资将从涨潮到退潮。21世纪最初几年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外需膨胀，外资涌入，双顺差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引擎。但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趋势已经逐步逆转。
关于从结构失衡到优化再平衡。该团队又认为：过去10年是结构失衡的10年，未来10年，必须通过优化结构创造再平衡的新常态。首先产业结构的新常态：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2013年，GDP中的服务业占比第一次超过了工业。从客观上看，随着收入和资本存量的增长，中国正在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过渡。从历史经验看，这必将明显提升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从主观上看，问题倒逼之下，中央将加大力度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与服务业部门的供给不足并存是核心矛盾。为此，中央一方面将“以伤筋动骨的决心和代价坚定化解产能过剩。对产能过剩，决不能不作为、把问题往后拖。”另一方面，加速开放以民营医院、民营银行为代表的服务业部门，扩大供给。其次质量结构的新常态：从“吹泡沫”到“挤水分”，实现有效益、有质量的增长。一是投资挤水分，加快产能过剩领域的去产能。二是消费挤水分。“八项规定”掀起的反腐浪潮狠狠打击了三公消费，铺张浪费、无益于人民福祉的消费“水分”被挤出。三是出口挤水分。从外管局20号文开始，虚假贸易的水分被大幅挤出。
第三是区域结构的新常态：从各自为战到协同发展，打造一弓双箭格局。邓小平时代设立沿海经济特区；江泽民时代推动浦东新区和西部大开发；胡锦涛时代重点建设滨海新区。但过去区域之间基本是各自为战，粗放发展。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新一届领导的区域发展思路已经转变，核心是打破过去的“一亩三分地”思维，顶层设计、结构优化、协同发展。在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从点到面，逐步实现“一弓双箭”的战略布局。“一弓”指贯穿东部一线的东北老工业振兴基地、京津冀经济圈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双箭”指横贯中西部地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
第四是金融结构的新常态：打破金融垄断，让利实体经济。从机构角度看，金融混业趋势逐步形成。银行业垄断的局面即将打破，证券业牌照管制逐步放开，民营资本等各类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均可出资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券商、基金等可以交叉持牌。从融资方式看，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的比重将显著提高。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的高速增长时代结束，证券、私募等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从利润上看，金融业的黄金时代将逐步终结，让利实体经济、推动转型升级。2013年金融类上市公司利润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比重超过55%，但上市企业数量占比不足2%。未来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机构改革、业务创新为实体经济让利。
第五是市场结构的新常态：资本市场将呈现深度分化，表现在主板和创业板市场分化、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板块分化、估值分化、交易分化。宏观经济窄幅波动，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主板市场难有明显的投资机会，蓝筹股逐步失去弹性。以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为代表的创业板，以及具有成长潜力的新三板公司，有望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领军者。未来，伴随创业板首发、再融资以及新三板转板制度的陆续推出，资本市场各层次的功能更加明晰化，创业板、新三板、场外市场等服务于中小创新型企业的作用更加强化，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凸显，期货、大宗商品、衍生品等市场的金融创新将加快。
至于对上述问题的解决，这个团队认为习近平正以中医疗法取代西医疗法。认为过去1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处于上行通道，经济下行基本是周期性波动，决策者更倾向于从需求端入手，通过“大投资”、“宽货币”实现总量宽松、粗放刺激，弥合产出缺口。这种思路类似于西医疗法，一生病就要吃止疼药、打抗生素，对疼痛的容忍度低。从积极的一面讲，西医对症下药、药劲猛，在治理危机时见效速度快。但是，从消极的一面讲，这种疗法治标不治本，而且是药三分毒，长期使用西医政策必然会产生不利的副作用，甚至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从历史上看，凯恩斯主张的干预政策虽然带领各国迅速摆脱战后萧条，但却间接导致了滞胀困境，里根和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虽然成功克服了滞胀，但却为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同样道理，中国的四万亿虽然保住了经济增速，但却导致了今天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未来10年政府将采取一种全新的中医疗法。面对病痛，不再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休养生息、增强身体的免疫机能，凭借自身力量克服病痛，消除病根。就是说，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政府不再寄望于通过“放水”、“刺激”等需求管理手段抬高经济增速，而是如习近平所说：“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
财政政策方面，新常态是从挖坑放水到开渠引水，从建设型财政到服务型财政。城镇化投资需求巨大，仅靠财政远远不够，而且可能加剧效率低下、权力寻租、政府债务等风险。未来随着政府加快简政放权、转变职能，财政也必须从“挖坑放水”式的建设型财政向“开渠引水”式的服务型财政过渡。“开渠”总体思路是“开正门，堵歪门”。“开正门”，适度扩大地方政府举债权限，引导地方政府以市场化原则发行地方债，同时搭建平台和渠道，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建设和服务。“堵歪门”，加强对银行同业业务和影子银行监管。“引水”即引导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的投资重点从经济建设向服务民生转移。中央财政预算中与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保、医疗、教育三项占比已从2010年的15.3%大幅攀升至2014年的19.1%。但和发达国家近50%的水平相比，未来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此外，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等惠民生支出也将继续提升。
货币政策方面，新常态是从宽松货币到稳健货币，从总量宽松到结构优化。所谓稳健，即“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货币政策不能大幅宽松，当前经济减速属于结构性下行，并非松银根可以解决，而且总量宽松时，资金大概率流向房地产和产能过剩行业等资金黑洞；货币政策也不宜过度收紧，因为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传统行业存在下行压力，但新的经济增长点尚不成熟，货币政策必须维持适度，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同时通过定向宽松，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更多地将信贷资源配置到“三农”、小微企业、现代服务业相关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实现“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目标。
政策思路的转变带来政策工具的变化。2012年三季度以来，央行基本放弃了直接的总准备金率和存款利率调控，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的正、逆回购操作。央行通过频繁公开市场操作，对货币政策进行预调微调。尤其是自2013年年初推出常备借贷便利（SLF）和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以来，货币政策通过不同期限的搭配使用，通过正、逆回购和SLF、SLO等多种公开市场操作工具调控流动性的手段愈发精细和娴熟。
供给管理方面，新常态是从浅水区改革到深水区改革。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经济减速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现象，自然不能单纯依靠逆周期的需求管理，更重要的是打破供给端的瓶颈，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增长动力哪里来？习总书记上任之初就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只能从改革中来”。2012年12月7日，距离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亮相不到21天，习近平第一次离京调研选择了重走小平路，宣示对攻坚深水区改革的信心。时隔一年之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亲自出任组长。
改革的核心是从制度层面打破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供给瓶颈，对冲潜在增速的下行压力。首先是改革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国资国企改革（理顺国企与出资人以及国企内部的关系，提高国企运行效率）、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强化市场）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从贸易开放到投资开放，从制造业开放到服务业开放，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四大关键领域。其次是改革人口和户籍制度，改善劳动力供给，包括放开“单独两孩”，逐级放宽户籍限制等。第三是改革金融体系，改善资本供给，包括理顺价格（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健全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新国九条）和深化开放（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第四是改革土地制度和城乡管理体制，改善土地供给，重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文/梁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