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长杰  （《乐居周刊》社论，发表于20140415）

他踩着泥滑山坡道，攀上路边陡坡，用手抓了一把泥巴捏捏，察看挂坡地种植的艰难；他踩着泥水来到田间，抄起铁锹翻起泥土，蹲下抓起土块仔细察看，“这只有‘十个水’吧，再能下一天一夜就好了”；他攀上陡峭的沙土坡，查看棚户区的全貌，鞋和裤脚沾满尘土，他对围拢而来的棚户居民们说，“一定让你们住上新房！下次我来看你们的新家。”

中国人推崇身体力行，李克强总理的这些动作，冲击力很强，给观察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随着他的真抓和实干，保障房建设已经成为房地产业一支不容小觑的开发力量。

按着规划，“十二五”期间国家要投资建设3600万套城镇保障性住房。在2011年已经开工1000万套的基础上，2013年全国保障房基本建成470万套、新开工630万套。2014年，全国建设的目标是基本建成480万套以上，新开工600万套以上，其中棚户区改造370万套以上。

370多万套棚改房，李克强新近考察的赤峰市铁南棚户区改造项目，当在其中。而今年1080万套竣工和开工的保障房工程，以平均每套60平方米的面积计算，全国保障房年开发总量应在6.5亿平方米以上，这一规模相当于万科集团2013年开发量（竣工面积1303万平方米，开工面积2131万平方米）的19倍。

另外，加快棚户区改造，让亿万居民早日“出棚进楼”，是国家改善民生的硬任务，也是李克强经济学“有力拉动投资、促进消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

从这个意义上说，保障房开发事实上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到2015年末，全国城镇保障房覆盖率将提高到20%以上，基本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这样的大规模短期开发目标，堪称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其外延问题的繁杂性，着实让人为政府捏着一把汗。

保障房有别于由市场形成价格的商品房，是针对低收入家庭建设的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特殊住房，包括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等。

事实上，不论以哪一种形式开发建设，保障房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而随着越来越多保障房的竣工入住，其面临的问题似乎越来越多，比如设计滞后，质量隐患，分配不公，入住率低，选址偏远，管理漏洞，资金短板，政策不周，法制不全等等。这其中，质量问题和资金短缺，一直是社会关注的两大热点。

人们都知道质量是住宅的生命线，任何有关保障房出现质量问题的报道，都牵动着公众的神经。与此同时，建设资金的捉襟见肘，在保障房建设过程中一直如影随形，以至于每每启动一个新项目，政府都会言之凿凿承诺“投资及时、足额到位”。

保障房不是新生事物，但带来的挑战一点不少。然而就算质量问题令人不齿，资金短缺导致烂尾，我们以为都不算“最大”；在所有的挑战中，一个一直潜伏在集中连片的保障性社区里、隐藏在困难群体喜迁新居笑容背后的最大隐患，是新建的保障性社区过于偏远和集中。

因为保障房是“民心工程，德政工程，阳光工程”，所以为了保障安居、拉动投资和促进消费，一段时间以来，保障房建设选址偏远、大规模集中连片开发的现象极为突出。可从长远发展和历史教训看，这种空间布局极有可能因“居住隔离”引发多种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作为一种易见的“城市病”，居住隔离是指不同社会群体居住在不同层次的社区中，进而产生隔离，甚至演化为歧视和敌对。这样的教训，二战之后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前也经历过。老北京“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说法，指的就是居住隔离状态；而昔日广州“东山大少”、“西关小姐”的说法，也包含着身份阶层的地理差别。

棚户区原本居住的就是弱势群体，他们的素养、观念和能力，不会因搬上楼房而迅速得以提升和改变。假如今天的保障房分布，不能融入城市普通社区中间，而是偏居一隅、配套匮乏，那新建的保障性社区，与搬离的老旧棚户区何异？

一个社区弱势群体高度集中，极易造成居民居住空间和社会地位的双重边缘化，引发或加剧社会分层和贫富差距的标签化、贫困的聚集与再生产、纵向社会流动不畅等问题，进而重蹈其他国家“居住隔离”的覆辙。

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再急也不能继续原有的做法，应当鼓励在普通住宅项目中配建一定比例的保障房，由整体开发转为开发配建，以“构建多元混居社区”为城镇化发展目标，实施相应政策，让城里人融洽地生活在一起。无论贫富，无论强弱，能共享一片蓝天，共处一座城市，共织一个梦想，共同走向富裕，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