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远方的圣火
———兼评紫阳文学创作群体
叶松铖
一
紫阳在人文位置上，属于古老的三秦文化辐射的边缘，因而那种北方文化雄浑的伸张与历史的穿透，到了这里，已是平湖中微微远去的波痕了。紫阳文学，由于成长和发育较短，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还是拘谨的，明显的带有那种小家碧玉式的莹润与浅淡……
紫阳文学的发展没有大起大落，她在岁月的衍变中，显得平稳而又稚嫩：她缺少底蕴和深度，更缺少灵魂的大气与厚重，她是泛着鹅黄颜色且在悄然蔓延的青草地。紫阳文学还处在长身体，健体魄的营卫阶段，其人文个性还没有形成自身的独立，在表现形式上往往受制于个人的狭隘情调，文章大多是吟山吟水时的小我存在，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缺乏敏锐的洞悉与深层的揭示。前进中的紫阳文学，必须纯净心态，克服散兵游勇式的拼斗方式，以高屋建瓴的视角，去审视人类的苦难，并构建自己崇高的精神大厦；前进中的紫阳文学，还有待于集约式的组织，这种组织不带有行政意志，而是健康人文环境下的理性引导。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安康文坛出现了“紫阳三女子”的文学现象，她曾给复苏不久的本区文学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她使无数痴迷文学的青年眼热了好一会儿。杨世芳的散文《浆巴馍》、《美水》以自己的实力，铿然敲响西安古城既而再叩开了京都的大门。杨世芳的散文以其精美的语言，灵巧的构思，飘逸的文采而饮誉区内外文坛。但令人遗憾的是，她终未成为王安忆或迟子建式的女中国手，杨后期的一些散文作品，除艺术形式上没有突破和发展外，其散文本身的内涵也缺少一定的深度。金静的诗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安康文坛，犹如平湖惊波。她的诗大多短小、精悍，写景状物，意蕴悠长，读后无不叫人咂味、赞叹。然而，当我们翘首期待他取得更大收获的时候，诗人却从纷飞的彩饰中消失了。一位诗歌评论家说得好：“诗人的思想人格在现实中往往是难以实现的，为此，他们必须通过自我裂变，自我超越达到自我更新、自我完善，最终塑造一种理想的现实人格。而这一过程恰恰就是诗人痛苦的诞生、发展和升华的过程。”金静没有突破这一点，今后会不会呢？在这里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另一位紫阳的男性作者，紫阳文坛的老作者们可能还依稀记得，那篇曾刊登在《汉江文艺》上，后又被《长安》转载的短篇小说《甜甜的八月瓜》吧！这篇小说无论是从内容到技巧，可以这样说，她与同时期的张宣强所创作的《苦瓜花》比肩而立，共同代表了那个时期紫阳山地文学创作的一个水准，这篇小说的作者就是康少高。一鸣惊人的康少高，留给安康文坛的也仅只是惊鸿一瞥，对于后来的文学青年，康少高的名字，早已成了一个十分陌生的姓名符号了。文学需要耐力，需要韧性，更需要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现在，我们再将话题回到“紫阳三女子”中的另一位作者周晓云身上吧！周晓云的创作（主要指诗歌），明显带有时间上的渐进性。八十年代，她的童话诗尚处于一种雏形阶段，一直到九十年代周晓云的童话诗的框架才基本构成并日趋成熟，以至于成了她最终的选择。用成人的触角，去探视儿童的内心世界，这是需要一定功底的，除了艺术本身之外，她还必须具备母爱与童真，周晓云的童话诗还没有形成这种个性品质，至少还有一段艰辛的路程要走。对于其人、其诗，胡弗、陈敏两位先生曾先后撰文评说，他们皆是文章大家，见解精湛、独特，在此，我就不再赘言了。
三
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是很多文学前辈对后来者的勉励与教诲。文学创作，不是幻想中的云彩，“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文学是一步一趋的脚印，更是漫长的精神苦旅。据说，受难的耶稣是因为他对人类的堕落负有责任，这其中的深刻含义就在于，耶稣的这种责任不是强加的，而是自找的，他不逃避苦难，因而才更能显示这种苦难的崇高与神圣。文学也是这样，她不是暂时的激情与冲动，在理想的王国里，它是永恒的追求，是背着十字架的耶稣。于是李春平走了出去，他英姿勃勃，匹马单枪挤进东方大都市的上海，这个从紫阳走出的清瘦的年轻人，他到沪下海试水，但三个月后又上岸从文，并在上海一举成名。他的长篇小说《上海是个滩》在堆积如山的稿件中，被编辑慧眼发现，成了唯一入选的外省作家的作品。由此，李春平的名字轰动了上海滩，上海文学界为之哗然。李春平的成功，刺激了安康文坛，牵动了紫阳的作者群。同时，它印证了紫阳作者群所蕴藏的的巨大潜力，昭示着希望，也许在今后紫阳文学将形成一股合力，去冲刺更广阔的领域。
商州因贾平凹的出现，而带来了商州文坛的振兴，并形成了以贾平凹为核心的商州文化体系。紫阳会不会呢？紫阳会不会酝酿出黄钟大吕式的扛鼎之作呢？李春平的出现不正是一种预言么？
四
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七年的紫阳文学，开始打破了多年的寂寞与宁静，陡然间推起了阵阵涛声。老生代作家张宣强在一九九三年推出散文力作《村野随笔》之后，又勤奋笔耕，于一九九六年春，又出版长篇小说《美女晒羞》。这部作品呱呱坠地不久，文坛便沸沸扬扬，有诋毁、有褒扬。《美女晒羞》究竟是部什么基调的作品，这首先要从理论上去定位，然而就登载的评论文章看，显然缺少认识上的深度。
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想谈谈自己的浅见：《美女晒羞》是一部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她的主调是健康的、积极的、向上的，她歌颂了新时期农村改革中涌现出的新人、新事，同时较深刻地揭示了改革中存在的矛盾。作者紧紧抓住人性这一实质性链条，通过对人性美与人性恶的鲜明对比，使人物之间在个性上两相映衬，互为烘托，从而达到了人物形象从里到外的和谐统一。当然《美女晒羞》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在材料的组织与选择上不够严谨，其中的性描写有粘合与迎昧读者的痕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损伤了主题。其次，黄白合作为整部作品的轴心人物，显然缺乏个性的独立。她的言谈举止乃至于生活习性，与自身的贫困的生存环境形成了极不协调的反差。作者对她寄望太高，但又没有找到很好的切入点，这样就造成了主要人物黄百合，反而没有次要人物，即新式地主苟子三的形象丰满生动。《美女晒羞》毕竟是一部探索性的长篇小说，她的出现给紫阳乃至安康文坛，吹进了一股馨凉的清风。《美女晒羞》不属于那种历史的观照与全景式的鸟瞰，它是一部美丽迷人的西部风情画，一首隽永流畅的诗。我们说真理与谬误同在，美的东西一定有丑的东西作为她的参照系，否则，美就不成其为美了。
继张宣强、李春平之后，即一九九七年，曾德强的报告文学集《心中有个太阳》，又撞响了文坛神圣的悬钟，而这年底，周晓云的诗集《童话小屋》也结集付梓。
五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紫阳文学，其实已出现了三个层次的作者群：一是老生代，以张宣强，刘培森、田先进为代表；其次是中青年代，以李春平、曾德强、黄振宙、邢世嘉以及“紫阳三女子”的杨世芳、金静、周晓云等为代表；青年代的作者大多崛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们的特点是：素质高，文思开阔，有闯劲，这其中的代表作者有：钟长江、叶柏成、秦宗道、胡平、殷金来、
然而，二十一世纪对于紫阳文坛而言，又是一个严重的抛荒期，老作家张宣强作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标志已经结束，毫不夸张的说，他为紫阳的文学乃至紫阳文化画上了绚丽的一笔，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紫阳文坛会出现“抛荒期”，在此使用这个假借的名词，笔者是为了完成一种表达的需要，并不存在抹煞这一时期文学在艰难的前行中所迸发出的亮色。有人也许会提到李春平，提到他后来创作的很多作品，如果说，李春平前期的作品还能多少找出一些本土的影子，但随着他后来视觉的转移，观念的更新，认识的进一步升华以及城市生活的浸润，所谓本土的成分，在他的作品里，已经变成了一种微量元素、一个游子对故乡潜在的思念而已。当然李春平的小说我读的不多，后期的作品我读得更少，在此，不敢妄加评说，话题还是回到“抛荒期”这个问题上，即为什么会出现“抛荒期”，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刚刚出现复苏，改革开放需要多角度的放映，历史的教训需要总结，但更准确地说，是由于当时的文化传媒手段还相对落后，人民的精神需求又相对匮乏，文学自然而然鹤立鸡群，受人注目。九十年代以后，文化逐渐脱离了政府的怀抱，投入市场，而文学与政府的那种若即若离的依附关系也就解除了，文学这充满诗情画意的温馨、充满梦幻般的期待与渴望已成了作者个人的坚守和心灵的自我维护，它属于那种在文学的小道曾无数次拼爬、无数次摔倒，又无数次站立起来的人的一种自尊的象征。到了二十一世纪各种传媒手段日趋先进，网络已进入人们的生活，文学的脆弱就愈发显现出来，人们更多的关注的是花边新闻、刺激感官的图像，煽情的文字，而纯粹的文学早已被搁置在冷僻的墙角。于是，二十一世纪的紫阳文坛在这样的背景下便出现了“抛荒期”，稳固的作者群开始由低迷走向落寞，文学究竟有无出路，文学是不是文化的一份子，文学还有生命力吗？笔者曾私下发出这样的叩问！大背景是一种历史的转型，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文学只有顺应这种转型，融入这种必然，创新形式才有出路。在这里就有一个对文学的认识和评判问题，二十一世纪紫阳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是文化大县的金子招牌，文化大县可谓气魄辉煌，然而就在一次次打造文化大县品牌意识中，没有文学。是我们忽略了文学的存在，还是有意将文学从紫阳文化中单列出来，都不是！显然，文学与发展中的紫阳文化无甚关联，人们看中的茶文化、山歌文化、旅游文化.......实际上我们只是看中了它们表层的价值，如果把表层当作一种强强文化，那是可悲的，经济的驱动，首先离不开文化的驱动，没有文化介入，经济只能是一幅没有内在风骨的画。但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什么都能和文化挂上钩，扯上渊源，但有一点紫阳文化永远不能忽视，尤其是盘活紫阳文化、打造紫阳文化大县这张品牌的时候，文学是其中的一份子，也是最大的一份子，我们说
紫阳的文学出路在何方，我不敢断言，在这里就用一句古诗词作结尾吧！“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紫阳县委组织部；潘世东转载于安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