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新思潮不断涌现，更多则在关心包括我国在内的后发展历程国家未来之路上，亦可以理解为探索通往“自由之路”的探究。关注社会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模式新思潮的探讨，常常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与不足。社会问题具有发散与综合思维特点，不得不求教于多种学科的交叉学习，特别是读史。不过，也仅仅能为自己获得求真解惑的敲门砖，却难以掌握精髓。不过亦不无益处，往往会获得新视角或相对完整的思考与理解。
与经济发展道路与模式相关的文明的冲突，即是经济学家的事业，也是哲学家的事业，亦是社会学家的事业。我权且做出一点心得或者皮毛的粗浅探究。
一、传统文化布局与经济发展并非矛盾的过程：两种道路是否都走向幻灭？
1、传统文化布局与两种道路的：为何都存在矛盾的积聚？
在后发展历程国家中历史文明积淀与由此形成的传统文化布局与经济发展并非矛盾的过程。这在后发展历程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难以避免，就发展模式特征可分为两类：一类表现为，经济发展模式能够与社会传统文化布局与意识形态形成良性互动，成为解释经济超越发展的重要变项，比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另一类正好相反，它使历史形成的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与资本权力结合，形成自顶层设计开始的具有封建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形态，比如，伊拉克、埃及等阿拉伯国家。这两类形态在工业化道路的市场改革初期，都能够以较为快速的增长速度整合与配置资源。但是，随着进入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种矛盾在两类发展模式中都显得得极为突出。
2、非矛盾的运行过程：两种道路是否都走向幻灭？
塞缪尔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与Ｅ 布莱克（Ｅ Blake，《比较现代化》，1996）曾从文化与历史比较的视角对第一种模式从积极的角度做了探讨，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外交事务，1994)则从反面视角亦对第一种模式作出“亚洲神话的幻灭”的预言。那么，后发展历程的国家在工业化发展与市场化经济改革中，怎么样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消除这些矛盾积聚，是使社会经济治理模式在探寻“自由、民主、平等与福祉”的理想中成为通往“自由之路”的重要选变项，如何评价工业化进程中文明的冲突，以及文明进程中的文化积淀与传统文化布局的作用？
二、后发展历程市场国家文明冲突与通往自由之路：可否跨越“全盘西化市场模式”框架视野？
１、文明遗产与传统文化布局：后发展历程工业化进程中并非消失的过程
世界不同区域的文明发展遗产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传统文化布局往往影响着一国经济发展中的治理模式及适宜的经济发展方式。而后发展历程的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与治理模式都未能摆脱这种历史文明遗留下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
世界各区域的文明遗产与传统文化布局并非消逝的过程，在现代化过程中会与经济发展及其治理的各种变项发生内在的互动，由于整合方式的差异，不仅体现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与阻碍两方面影响的不同特点，亦会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秩序发展中形成文明进程的两个极端现象。
由于世界不同的文化圈层的不同民族都拥有不同的价值模式与群体价值观遵循的行为评价特征，社会经济关系、组织行为关系、竞争合作关系、利益分配关系往往无处不受到文化关系纽带的制约。客观上，会形成于来源于所秉持的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模式等角度上施加影响，甚至对于发展道路与趋势起到决定性作用。
２、先入为主“西化工业化模式”框架束缚：兼顾文明遗产使通往“自由之路”视野更为广阔？
（1）先入为主“西化工业化模式”框架束缚：“自由、民主、公平与福祉”的未来之路的约束？
近四十年来，后发展历程国家的市场经济改革逐步使其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的强劲力量。观察其超越发展战略阶段的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发现这些民族国家的市场化道路并非遵循“全盘西化”模式改革路径。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是：凡是转型较为成功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包括治理模式）都能够较为客观的评家传统文化布局及其影响，在良性互动基础上影响市场运行，以及政府政策相机的供给与治理。
所以，不能简单的将代表后发展历程国家“自由、民主、公平与福祉”的理想的“自由之路”与“全盘西化的工业化市场模式”等价，将其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唯一选项，这个观点在时下的中国不少学者中拥有较大市场。因为，这个观点在发展模式上具有不可回避的“先入为主”的缺陷：因为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固有思维框架束缚，即已先行封闭了以文明遗产或文化意识形态及客观文化布局为客观变项，以更广阔开放或发展的视角来考量问题的根源与解决矛盾的能力。
特别是随着大工业化市场模式的深化，这种大工业时代的市场化模式的弊端虽然严重冲击了人类生存的价值观底线，同时亦使工具化的博弈在区域安全与利益争端与矛盾日趋于严重中，缺乏了文化的润滑与远景共性的调节。延续这种矛盾，经常使世界政治军事博弈在诸多国家与区域之间的安全与危机问题的解决上，回到中世纪野蛮战争成为唯一的指向。但是，由于西方工业化成功框架模式继续在一定历史时期保持优势，所以，惯性思维下，往往继续选择忽略问题的本质，而归咎于没有能够将“全盘西化的市场”复制与输入得“一模一样”，甚至对于问题亦会归咎于因为所走过的历史不能够“一模一样”。进而在后发展历程国家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未来发展道路上，继续选择将这种连同弊端一同输入而原封不动的走下去。
（2）工业化市场模式的发展与经典学者理想框架根本的背离：文明的抛却我们陷入画地为牢的泥潭
我们的某些观点也体现出这种固步自封模式倾向，显示出画地为牢特征，比如一些看法认为：经济学本身不讲文化与道德，无需有伦理。没错！在亚当 斯密时代，他并未有能力将这二者加以完美结合，故遗憾的留下了《道德情操论》一书（见３月写下的“权利、公平与文化”一文）。但是，三百年后，我们现在应该可以反思这个问题了。因为，时下事情的很多方面演变得不仅与经典学者当初设计的理想框架背道而驰（比如：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的产业帝国的扶持与打造形成的产业集中与全球垄断优势的博弈，替代了经典框架的市场效率与福利原则），而且如上这二者之间，却后发展历程国家与区域输入中不可避免与文明遗产固有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布局发生内在互动，结果是我们抛弃了后者，失去了文明承传中的发展能力。随着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变，与区域危机的加剧，它到了需要我们寻找被遗失掉的文化自信，以文化价值判断来重新看待未来发展之路的时候。
所以，正是由于这种先入为主的固有思维下，西方大工业化时代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后发展国家的未来道路中往往被先入为主的贴上通往“自由之路”的标签。其结果往往导致后发展历程的市场国家在失去文化自信基础上，完成文化的自我否定，彻底封闭掉文明进展中所提炼的优秀文化积淀与传统文化布局，以及基于文化价值判断所做出的未来发展的意识形态合理变革的价值评判。这种自我抛弃，可以说：失去了文明积淀基础的“文化之魂”。
虽然西方制度化模式的建立伊始，即建立了充分考量的制度与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很多方面的进步性的内容，需要后发展历程市场化国家借鉴与学习。但是，问题的根本点却在于影响或决定一个社会进步的发展模式与变革，应该以怎么样的出发点做出考量更为根本？抑或在解决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或者整个人类解决发展危机，或者区域安全与利益争端上，更显得具有文化的共性与一致性的愿景，协调会显得更富弹性，合作能更体现共同利益。这些会否使内在矛盾激化的区域摆脱“工业化市场模式”所带来的工具化的对峙，使得文化一致性及协调机制会更加可行，从而在探寻体现“自由、民主、公平与福祉”的文化判断基础上，基于共性走向通往更为自由与安全民主的“未来之路”。
不可否认，它需要一个符合文化群体价值模式与价值定向的价值判断，而不需要先入为主固步自封框架模式的自我约束。一个区域文明、甚至整个人类文明，该如何正确考量人类历史文明进展中经历万年演变，并历经无数血的教训而提炼与积累形成的正确的文明遗产、历史文化积淀、文化价值观评判，特别是文化布局与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之间应该有怎样的良性互动，更为符合社会区域文化布局与大众的愿望，重新启用文化价值判断应该具有怎样的意义？文化不仅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与治理中需要考量，同时在区域发展、区域争端与日益动荡的区域安全危机下发挥作用，它到了需要我们慎重反思的时候。
后发展历程国家的未来发展道路，需要首先排除“先入为主”的枷锁，探究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迈向真正的“自由之路”的真谛。先入为主的画地为牢往往会有欠慎重而显得视野的狭隘。
那么，我们需要拥有并遵循怎样的客观而完整的人文价值模式的评判呢？西方大工业化发展模式从人类历史长河的视角看仅为极其短暂的转瞬间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演变至今，从近十几年发展趋势来看，打造全球产业帝国的博弈已在全球使资本的工具化的垄断成为常态性存在，而国家区域之间的政治军事博弈亦发展成为维护本位主义利益的惯例性工具化对峙与侵入。这个演变结果已从根本上违背了古典经济学构建之初，经典学者对于市场体系构架的理想，特别是违背了西方在探索“自由、民主、公平与福祉”道路中所借鉴的古典乌托邦思想（如：以古希腊哲学家为代表）及17世纪以后的乌托邦哲学家（如孟德斯鸠、卢梭、莫尔、狄德罗，黑格尔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等）。这些于繁荣时期对社会发展的构想经实践的筛选但最终有悖了初衷。其结果的戏剧性恰恰使经典学者与社会哲学家乌托邦理想落空，走入难以自拔的泥潭。
这个后果不仅是造成世界各区域、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并无可靠方案来解决人类危机、生态危机，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经典经济学构架中的理想的市场结构所突出的竞争、效率与福祉框架，从一国内部到国家间、区域间与集团间的演变，已经在摆脱经典经济框架的范畴，并彻底为工具化所占据，它不再兼顾弱者的公平，亦放弃了各国政府所应秉持的“公正、正义、平等及福祉”的基本原则。这个倾向在国家或区域间的政治军事对峙中展开，却使文明遁回中世纪的野蛮。
所以，这个非理想预期的状况需要我们重新评判与反思，以探索更为和睦的、安全而协调发展的道路。随着人类经济的发展，当西方仅仅百年历史的工业化市场经济的沿革，在击败所有区域文明积淀并使后发展历程国家抛弃文化自信时，文明开始重回原点。以世界各区域文化价值观审视文明遗产与文化积淀的意义，审视不同文化对“正义”“公平”“平等”“自由”与“福祉“的理解时，我们会发现文明与文化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它可以摆脱工具化的暴利冲突，事情往往并不需要暴力。特别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现象，即：从经济治理到经济发展模式较为成功的后发展历程国家，往往会因纳入人类更多的历史文化积淀或区域文化传统布局因素加以考量，会显得更加成功。而这种传统文化布局与历史文化积淀与生产力因素发生良性的互动，往往亦会决定一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模式以及治理模式的成功。
（3）悖离理想预期框架需要我们重新做出价值评判与反思：文化积淀的价值与理想掣肘的破除
事实上，由于很多后发展历程国家文化的自我抛弃，以及对于文明进程中文化价值判断的缺失，这些问题在后发展历程国家中发生的情形亦并非令人满意。客观存在 “矛盾”的两个趋向。矛盾中的一个趋向则会影响社会失去“自由、公平、正义、民主与福祉”，使工业资本与封建权利文化相结合，国家治理堕入历史倒退的深渊；而矛盾中的另一个趋势则会推动这些国家在文明积淀中通过文化价值判断，在优秀文化的保持与外来文化的借鉴与包容中，探索未来之路，这并不需要丧失自信，抛弃文明遗产与文化积淀，相反，需要做的只要稍微反思一下亚当 斯密留下《道德情操论》中的遗憾就可以了，因为他的遗憾一定会为当前工业化市场模式从一国内部走向国家之间形成严重对峙的工具化碰撞与冲突中感到更加遗憾，而这些国家或区域在接受仅仅百年的工业文明时，抛却了几千年的历史文明，这样，他们不得不面对纯粹的工具化文明的碰撞在狭窄空间中来协调发展问题。
我们可能会发现经典学者理想框架中由于忽视了文明与文化，工业化发展至今，这种悲剧会导致人类危机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新的视角必须需要我们纳入视野，就是探索文明与优秀文化的连续性与承传性，使社会在文化价值判断基础上探索追求“自由、公平、民主与福祉”的道路中，如何经济共生与文明携手下使社会经济发展通往真正的“自由之路”。
所以，我在“亚信峰会以经济融合推动区域安全“一文中谈及，亚洲的争端解决，需要强化以区域文明发展中的文化自信与自我协调能力，强化建立区域共生文化协调基础上，促进经济深度融合以促进区域经济安全的解决机制。外来力量基于利益的干预，不管是伊拉克问题还是北非内战，其结果不仅是区域文明在解决能力的丧失，亦是文化的沦丧。
３、西方工业化初期的成功“模式”背离经典理想框架：是否需要纳入新的文化价值判断？
诚如我曾发表的“企业家人性、资本、原罪再论”（又名：人性、资本与原罪：企业家被赋予承担社会责任的使命吗？-价值中国网）一文中做出分析，当亚当 斯密意识到：“‘资本积累’来源于不等价的价值交换，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时， 它对社会所秉持的宗教伦理‘原罪’观的冲击是极其震撼的”，因为，贪婪与分配不公并不为当时居于西方主流正义文化所接受（当时的主流宗教：天主教、基督教））。大卫 李嘉图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亦试图跨越出学科的局限加以解决，他从文化道德伦理角度试图维持这种公正，来扶助这种背离社会主流文化价值审判的现象出现，以申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虽然他获得斯图亚特在其学说中观点上的强烈支持，但是，在西方工业化大潮中，终究被淹没。不过，这个问题自西方大工业文明发生演变过程中并未有被忽视掉，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在其伟大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谈及“资本的工具性对社会文化的堕落会造成可怕的影响”。但是，在这种工业化文明进一步使后发展历程的国家与区域彻底丧失文化自信时，这个问题开始变得越来越突出，甚至不可忽视，也不可再回避。因为，这种大工业时期的工具化市场模式使后发展历程国家与区域在逐步或者彻底抛弃其文明遗产与历史文化积淀，并使区域纠纷与矛盾自我解决的能力丧失，而国家或区域之间会更多借助政治与军事的工具化力量参与矛盾的解决。
三、后发展历程国家如何避免“浮沙之上的幻灭”：站立于文明遗产重新审视通往“自由之路”
绝大多数后发展历程的市场国家在经济赶超战略中，普遍存在由于市场化初期“强政府”干预在粗放型增长后，使得其在市场自然发展过程所积累的矛盾在经济升级与转型阶段发生恶化。在东亚经济蓬勃发展的上世纪90年代初，克鲁格曼在其《亚洲奇迹的幻灭》一文对这种“浮沙之上的幻灭”做出预言，虽然危言耸听，但亚洲经济金融危机就爆发证明了这个论断。
这一教训在后发展历程的发达国家日本显得极为有特色。当然，日本更倾向我们开篇中的第一类特点的国家。但是，为何其在充分利用了社会传统文化布局与生产力之间发生良性互动的治理后，短时间完成了超越发展，竟然亦避免不了“浮沙之上的幻灭”的预言？
那么，我们在下一部分专门探究下日本，以释其经济发展中的创新与道路中不可避免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