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世界诸多后发展历程经济体在工业化初期的市场经济改革步骤是慎重而谨慎的。而从东亚后发展历程的发达国家日本来看，“西化市场模式”与文化布局之间的互动与经济发展模式创新，并非代表基于文明传承中对未来愿景的把握，更确切的说其本身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以先入为主思维进行“全盘西化工业化市场模式”改造路径，传统文化布局仅仅增加了其妥协性的适应性的考量。从其发展模式的本质上看，则继续融合后儒家文化中诸多封建文化因素的变项，从使其在初期融合封建资本的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能够在短期内获得国家的竞争优势。但是，由于丧失文化自信与优秀文化承传的基础，亦不可避免遁入经济矛盾积聚与集中爆发的怪圈，最终会由于文明遗产与自信的文化传统的自我抛弃，而失去经济发展中的独立的自我调节与协调能力。

 

一、日本工业化发展中的西化道路：社会传统文化布局中的封建文化因素的作用与影响

 

１、后儒家文化圈层日本“西化模式”过程中保留了什么文化要素：东亚模式中的儒家文化传统

虽然我们谈及后发展工业化国家在市场经济道路上，都或多或少表现出 “强政府”对各领域经济活动的干预（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以及企业发展等方面），事实上是对传统社会文化秩序表现出协同的姿态既有积极的进步姿态亦有被动的妥协姿态，实际无论哪种在特定历史环境下都具有客观性。可能在短期内表现的效果都是积极的，但是则不足支撑政治与经济远景的发展。

 

　２、社会传统文化布局中的封建文化因素的作用与影响：负面文化传统的妥协与结合

日本“强政府”干预为特征从本质上说是在后儒家特色的传统社会文化秩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后儒家特点的治理模式，它是对日本所具有的传统人文秩序布局作出功能性适应。而就它的民族特征本身来说，这种强势的政府干预，以及由此发展起来为社会群体所认同与积极遵循的强政府干预模式，其能够顺利推行的根本则在于结合了后儒家封建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在探索更为富有远景的发展中对政治与经济强大体现并非会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可以理解日本在市场经济发展采取适应性姿态，对传统社会秩序一方面表现出一种妥协，另一方面表现出逐渐的文化抛却。

 

二、世界对日本社会传统文化秩序与布局的作用的看法：国际学者基于日本案例的研究

国际上，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东亚模式”曾有过的辉煌，国际曾经有很多学者对这种传统的不可消失的传统文化布局做出过思考。这些观点的代表人物包括塞缪尔 亨廷顿、E 布莱克，以及中国台湾的萧敦煌等，集中体现为如下几点：

１、东方与西方重视“资本”主义不同：重视“人本”主义

第一，“东方的(具体说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具有一种社会文化、政治文化”。这种社会文化是古老的，它与自然与社会发展是和谐的；“中国的传统观念中的政治文化中对人的认识有一种“尊重”与“权威”，从而可以在东亚国家与地区动员各种资源，激发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第二，后儒教精神是解释东亚活力的重要变项。“在东方历史文化根源上，有一种‘儒家’观念产生的称为‘后儒教’的精神东西。它的涵义是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实践的儒家伦理可能是解释东亚活力的重要变项”。

第三，东方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有很强的相关性。即：传统文化因素形成的是一系列有秩序、制度化的文化上的布置，它提供了东亚国家与地区政府在经济增长的各项政策一个可能的“合理”的“机会”，被人民所遵从，产生效果。人的能动性得以发挥创造出经济的活力。

第四，东方与西方重视“资本”主义不同，重视“人本”主义。正是“人本”主义的正确的政策有效地动员了地方和国外的资源。

而这种文化秩序布局不管是自然主义的社会关系和谐观念还是权威与尊重并存的行为观念，这些观念所引导的社会行为是与美国化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原子人性观相背离的，即：与原子运行的经济个人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美国化的市场模式与日本的东方传统秩序布局存在着根本矛盾。

 

２、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文明冲突与互动：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人文秩序因素牵制。

在我们重新回顾与分析丹尼尔 勒纳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他所提到的两个相互对立的两种社会系统（即：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以及他关于现代化则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的看法。我们发觉，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矛盾是发生在“全盘西化”模式改造与逐步纳入考量传统文化布局，以适应“全盘西化市场模式”中逐渐积聚的。自日本自７０年代成功的以“东亚模式”引起世界关注以来，这种矛盾就开始从不断受到后儒家传统文化布局的社会秩序的挑战。在进入９０年代，这种由于更多融合传统儒家的封建文化元素，使矛盾的积聚，从而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中爆发一些列经济危机加以集中释放。这一客观过程对日本固有的矛盾的证明得是很彻底的，但是，却往往为世人所忽视。

日本经济的发展史体现出传统社会并没有象丹尼尔 勒纳所描述的那样清晰地体现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中会产生传统社会的消逝。传统社会不仅没有消逝，它却以更大的反弹力作用于日本的经济，使这种两个文明的冲突凸现得愈来愈明显。

 

（３）日本对于传统社会文化布局考量评价：封建文化传统的结合与传统文明的抛弃。按照塞缪尔 亨廷顿的观点：任何国家由传统经济向现代化演变过程中，在经济道路与治理模式的选择上都应当充分考虑到影响经济发展的社会意识形态因素，包括：传统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布局及社会传统秩序及行为特点。但是往往这些国家在结合了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因素却使得经济发展的干预与治理形成现代化中的社会矛盾，甚至某些有些文化的抛弃引起文明的倒退现象。

 

３、东方学者的研究与评价：社会变革的动力新的认识

（1）东方学者的研究与评价：传统优秀文化利用能力

1989年布莱克与杨骤在《国外社会科学》第4期载“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一文认为，需要思考如下四方面的内容：

首先、它应当重视评价前现代社会中产生的有利于和阻碍现代化的各种因素；

其次、它应当把反映在科学革命和技术革新中的知识进展看作社会变革的原动力，正是知识的进展使人类社会的变革区别与过去任何社会的变革；

再次、它应当着重于检验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进步所提供的可能性和利用这些因素的能力；

最后、应当批判地评价某个社会的领导者如何利用各种政策去改造传统制度和观念的遗产，目的在于在这样的基础上利用可行的政策来有选择地向先进的社会借鉴，并推动现代化的进程。

　　（２）社会变革的动力新的认识：生产力发展并非与传统文化决裂的过程

实际上任何国家在选择与该国相适应的发展模式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同固有的制度与传统文化发生互动。与其说是与固有的制度与传统文化决裂，不如说其实质是是否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对经济（跳跃〕发展作出功能上的适应。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这种适应性。

 

 

三、日本“东亚模式”经验教训再认识：文化的适应性与妥协性的利益权衡

 

1、“东亚模式”与社会传统文化秩序布局互动评价：文化适应性与协同性质与特征

　　日本社会文化受到两千多年中国文化源流的影响，并于历史上一直延续，这种文化形成的社会传统的秩序与布局与西方社会具有很大的不同。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布局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与研究的。

（１）日本二战后全盘“西化”措施：难以消失的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日本二战后在美军占领下强行推行的全盘“西化”的国民经济运行模式之时，经济学家应该注意到全盘西方化的“经济秩序”并未能在日本获得完整的建立。比如，我们在认识日本的时候会发觉，二战后的日本在美国“全盘西化”改造的过程中，在解散大企业推动市场竞争充分性的目的下，却伴随着由传统封建文化因素干预下形成的封建资本的再次整合，日本不仅重新组合了传统系企业财阀并支持了独立系企业才发的发展，同时还唯独保留下了代表封建财伐的银行资本，并以其为主体构建了当今的日本的主银行体系。、

（２）日本全盘“西化”经济模式中对传统文化布局的妥协：“东亚模式”为代表独特的风景。由于处于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在生产力发展及其经济增长中，社会群体某些特征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有某种共性，即，社会更关注并依靠于政府的干预及其刻意推动的力量，这也形成了日本超越发展中的独特风景，比如：战后政府推定的十几个“国民经济倍增计划”，以及“产学研”一体模式等等。这种情况，基于历史的分析，社会对这种“权威”的尊从代表了日本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于传统封建文化及其固有的社会经济秩序的一种妥协。

 对于这种妥协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发觉，与其说是日本政府对社会传统文化布局不能消逝的无奈，不如说是基于封建文化基础上的主动适应。传统社会是不会消逝的，不管如何，这种矛盾依然存在，并且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化其矛盾越来越突出。

 

2、后发展历程国家探索未来之路对传统文化布局的正确认识：人文社会价值体系

 

（１）如何将市场制度化体系推行作为文化布局中的一环：国家治理中不可忽视人文社会体系。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的战略模式）治理模式的建立，考虑的问题首先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运行规律中的自然运行机制。事实上，市场体系的关系本身属于人文社会体系中的一环，而市场机制与制度提供了我们制度化交易与活动的环节，但是，我们忽视了关键的前提因素就是，任何工具化的市场活动不肯能抛弃掉文明的积淀与文化社会体系的传统布局，就如子系统不可摆脱母系统而存在。

所以，在战略治理中纳入价值评判具有战略意义。比如，经济发展道路与模式是否吻合该区域的人文社会体系运行特征？是否符合社会群体的价值模式需求？这时候，我们可能都清楚，我们率先考虑的是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来源于文明发展中文化意识本体化的存在，而人文社会环境、群体价值模式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则决定着这种价值判断需要将未来发展之路引向何方？

（２）发展模式与道路需纳入新视角的考量：大文化大社会的视野。我们更多需要意识到的是经济发展中影响未来发展之路中，如何更多考量人文社会体系中社会价值判断基础的群体愿景因素，并提供破除先入为主的框架束缚。这样，从人文社会秩序出发来分析该社会的经济发展秩序及其治理的本质特点与未来之路，会获得大文化大社会视角下符合经济未来发展规律，并融合文明积淀与优秀文化传统实现良性互动的独立而客观的发展路径。

 

四、后发展历程国家传统文化布局与文明积淀与经济发展不是矛盾运动的过程：如何获得功能性协调与发展的考量

 

１、日本的经验与教训：文化的抛弃与调节能力的困境

　日本虽在“东亚模式”的建立、完善与发展中充分动员了社会资源，并对此有所应用，在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得到适应与“契合”，但日本的强势政府结合封建文化因素，通过各种政府干预社会传统秩序，在一定时期获得跨越性发展，但是，在传统文化与“全盘西化”模式之间的抛弃与妥协中不断形成的弊端，使其亦形成文化自信的丧失与创新驱动的不足，必然使这种矛盾在不断积聚中陷入发展与自我调节能力的“困境”。

 

２、我们看到了什么：“东亚模式”的挣扎与衰落。

　从根本上说，“东亚模式”一方面体现日本在经济“西化”改造的特定历程中再挣扎的艰难境地中形成，另一方面也体现政府干预在努力适应这种不可消逝的社会传统文化秩序，所做出的一种妥协形态。从本质上说，日本历史的强政府干预与全盘西化模式的整合与协调并非代表一种文化与生产力的进步，而更多体现为从封建文化角度与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工业化过程中做出妥协性的结合。“东亚模式”干预的方式并未跨出试图以先入为主的““全盘西化市场模式”的束缚，因为它忽视了基于独立的文化判断对未来之路的选择、调节与发展能力，从而也亦彻底抛弃了基于未来发展基础上通过重视文明遗产与文化协调来解决国际事物的能力。　

 

３、后发展历程国家通往自由之路：经验与教训评价

不管各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体系或社会意识形态具有怎样的特点，工业化阶段成功的市场模式并不代表未来之路，特别是工业化阶段工具化文明的冲击及其带给后发展历程国家的激烈冲突，往往使这种矛盾引入强烈对抗危机爆发的边缘。

诚如我们所认识到，市场关系本身只作为人类文化发展关系中的一部分，社会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如何可以令后发展国家彻底抛弃文化共性的存在，以及以文化解决冲突的共同经济利益机制的存在？所以，一个国家未来发展需要考量文明积淀的因素，在考量文化价值模式及其价值判断基础上，在发展模式上融入更多文明的愿景，并带代表群体价值模式愿景利益基础上，使未来发展之路与社会人文体系保持良性互动，在经济发展模式中完成功能性适应的基础上，走向代表真正的“自由、公平、正义与福祉”的“自由之路”。

所以，社会形态因素的各异性与经济发展模式不是矛盾运动的过程，而是站在文明积淀基础上（不是抛弃），摆脱先入为主模式的束缚，而获得更广阔的视野，实现走向自由之路的未来发展中的功能性协调与互动发展的良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