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回到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个话题上。以国民现时的文化素养、道德操守、创新意识、民族秉性、爱国情怀，实在是不太适合让所有国有企业私有化。另外在法律程序的界定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一旦国有企业私有化了，公众如何去界定国企在这个私有化进程中能不能像之前一样，为市场经济建设基础，会不会让一些个体中饱私囊，是不是会损害公众利益，甚至是国家的利益。一切都无法预料，一切都是未知数。我们知道改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改革历史来看，循序渐进一直是政府所采用的方式。凡是改革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一旦进行大跨越式的激进改革，最终承受这个代价的还是我们每一个普通老百姓。
最近，世界银行出了一份《2030年的中国》的报告，即将卸任的行长佐利克还亲自跑到中国来做宣传。他认为中国面临来自境内外的各种风险，过去直线式的增长不可持续；中国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的战略转变，并为中国今后20年的发展开出了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等六个药方，头一条“良方”就是打破国企垄断。佐利克表示：“中国的国企从很多方面得到了很多收益，包括廉价的融资、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大量的收益留存等，但国企没有让老百姓更多地获利。要想降低中国的储蓄率，使中国老百姓更多地获益，国企应把更多的红利返还给社会，需要实行一些结构调整，从而建立良好社会保障体制。”
诚然行长先生说的句句在理，但却忽略了一点：中国人的文化。储蓄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最热衷的一件事。在中国大城市中，你随便拉出10个人来问他们，什么是负利率？至少会有一半人答非所问。不明真相的群众是不会明白消费和储蓄之间会有什么内在联系，你让国企分红给个体百姓？我这里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佐利克先生，中国的老百姓拿到这份红利后的第一件事，既不是去消费、也不会去投资，而是去存银行。分红的行为只会增加社会储蓄量，M2和M1之间的差量会越走越高。降低社会储蓄率的方法恰恰不是所谓的分红利，而是做好各级社会保障，如再就业工程、教育、医疗、住房等等，只有让民众无了后顾之忧，才会放开手脚去消费。光一个分红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的。
很多时候提出一个好的建议容易，往往不能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去“因地制宜”，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再比如这份世行报告中提出“....反思并调整企业工资政策；形成可在全国范围内转移的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看似不错的建议，可有没有想过，中国巨大的东西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差异，会给这种看似“明智”的做法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这份世行报告权当是作为理论参考资料，很多地方是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