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城市化的现实需要和规划意识、理念、政策、技术等方面的匮乏，使规划缺乏和乱规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特别是“规划跟着项目走”和“根据投资需要调整和修编”，对很多城市已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与损失。最大的后遗症是城市空间形态的同质化和城市经济功能的批量复制。新世纪以来，在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教训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城市的规划意识不断得到强化。但受城市综合素质和发展水平的局限，特别是在实际操作中“换得太快、操之过急”，以“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图”和各种“雷人”规划的频繁出台为代表，中国城市正迅速地由“规划不足”走向“规划过度”的另一个极端。

　　

　　　　问题在于，尽管城市规划在爆炸式地增长，但由于在论证、编制、出台和实施过程中缺乏有效的评估和监管程序，众多的规划并没有引导城市走向理性的增长，反使城市频繁陷入新一轮的大拆大建中。而规划的数量越多，更换越频繁，对原有规划的否定越彻底，其危害也会同样呈几何级数地增长。如成都倾资40亿元打造新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使原建于2007年的老园仅仅三年就弃之不用。而西安耗资400亿元的大明宫遗址公园，尚未开园就面临着要被拆除的命运。由此带来一个新的经验教训是，不仅规划不足或不科学会影响城市发展，过度规划同样也会影响与干扰城市的健康发展。

　　

　　　　与以往无规划或缺乏规划的“绝对贫困”不同，当下的“规划过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富裕的贫困”，由于理念太杂、数量太多和相互因袭，表面上十分繁荣和众多的规划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粗放发展模式，相反却使中国城市陷入“恰似暴富儿，颇为用钱苦”的尴尬和困境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介异化”。

　　

　　　　规划本应是因地制宜和适度超前的统一，这需要认真研究城市发展的现有基础和资源条件，依据世界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规律制定相关目标。但在“媒介社会”背景下，原本作为指导城市科学发展纲领的规划沦为吸引眼球的城市形象炒作或信息社会背景下的直观政绩形态。这是各种“雷人”规划在当下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在“媒介异化”中颠倒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不少城市规划多半属于徒有其表的面子工程。表现在具体的规划中就是内容上的雷同和相互因袭，除了常见的主题公园、文化产业园区、市民广场、商业一条街、名胜风景旅游区、城市标志性建筑等，2010年以来最值得关注的是，城市规划上的内容因袭已由单体城市蔓延到城市群中。如珠三角和京津冀在“十二五”规划中均提出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战略，但实际上，以央视等媒体频繁曝光的中国物流业为例，真正影响城市间物质与人口交流的，并不是高速公路、运输工具等基础设施和设备，而恰恰是建立在其上的交通运输管理和服务体系。又如中国主要的城市群都有文化产业战略规划。发展文化产业当然是对的，但问题在于，像这种一哄而上、大略相同的文化产业战略规划，不仅与“十一五”期间很多城市以集成电路、纳米材料、计算机网络、软件、石化、汽车、通信等为主要内容的高新技术产业规划“貌离神合”，同时与城市群的本义——建立区域内合理的层级分工体系及解决单体城市间的恶性竞争——也是背道而驰的，并有可能在文化产业上重蹈高新科技产业的产业同构与同质竞争的覆辙。

　　

　　　　“规划过度”与“内容因袭”正成为影响中国都市化进程和城市发展质量的主要矛盾之一。2010年以来，中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风云突起，不仅上海、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沈阳等已正式启动，不少大中城市因为发展需要也酝酿调整行政区划，由此可预见“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将出现新一轮的规划热。如果说，“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是对一个建筑的要求，那么对于城市空间而言，则可以说“千年大计，规划第一”。因为规划一旦完成和实施，一个城市的结构和功能就基本确定，如果不是遭遇大的自然与社会灾难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中国城市在当下发展的过热和过快，特别是大城市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和都市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于城市规划本身的问题直接带来的，认真研究中国城市规划存在的问题并以制度建设的方式提升其质量，无疑可为中国城市的科学发展起到重要的调节和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