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之一）：
２０１４年北约峰会９月５日在英国威尔士的纽波特结束，会议通过了一系列针对俄罗斯的决定。９月１１日，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宣布：欧盟对俄罗斯新制裁方案于１２日生效。普京强硬回应：报复措施随之会出台。如果没有意外，世界开始进入新冷战下的政治经济力量对峙于变迁阶段，世界政治经济面临大变局的来临。
因水平所限，花了几天时间就这个庞大的问题撰写了系列文章，尝试从产业与市场规则制定权入手，设定大变迁格局中的变数，浅谈下世界政治经济变迁的大趋势。
一、新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挑战：直面的几个问题
1、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大变迁：是否会启动？
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６日以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为起因，美欧与俄罗斯政治的对峙与经济制裁升级。世界政治经济气候会如川剧变脸，世界格局开始掀开新冷战的开端。形势会如何演变？
世界格局间的各类关系的演变重组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反恐关系、人文关系等等。当前世界上的各种力量在旧格局历史中经历深刻发酵，各国在格局中的位置与站队已勿需隐藏。新形势的变迁，已经将各方的力量、利益及其选择明晰而客观的摆上了台面。深度交融中的集团对峙中都成为显性因素，走向舞台。
那么，事态会沿着什么轨迹运行？会产生什么效果？特别是世界各方力量之间基于经济关系对于政治利益的制衡如何，彼此之间制约与制衡关系的客观现状与如何？
２、 新冷战：我国面的几个问题
影响如上几方面效果的因素包括如下几方面困扰的几个问题，它提供了各方及我国战略布局的契机与条件：
其一，欧盟在能源石油上的依赖路径是否有新的改观，特别是对2008年以来美欧“重回制造业”，以走出危机的计划带来什么影响。
其二，欧盟由于危机高烧期，对峙升级下，金融体系是否会走向崩溃，美元是否会借机美欧ＴＴＩＰ（ＴＡＰ）一体化框架，提供援助，使欧元区回到美元框架下的原点，。
其三，美欧与石油输出国组织，主要为伊斯兰世界国家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及其走向？矛盾进一步恶化或者化解方式及其结果。
其四，中亚及中东欧问题差异及其政治经济关系走向；
其五，亚太地区日本印度出牌方式及其对于新冷战两极关系，会起到什么影响。
这种形势下，战略轨迹会使博弈现状向哪个方向滚动，并产生什么后果呢？不仅使美国拟重振旧冷战时期的欧洲盟友，使北约新伤未袪，负重上阵。这种新冷战的扩大对于处于危机经济形态的北约国家，结果到底怎么样，对其时下的经济摆脱危机，会产生那些综合症或者并发症？
针对如上问题，我分几个系列一一作出浅要分析。
二、新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大变局影响因素分析：美欧“制造业回迁”计划部署及其新布局掣肘
（一）欧美“制造业回迁”：新数字技术领域重新布局传统产业链，能源与市场结构的制衡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出台《制造业促进法案》、《鼓励制造业和就业机会回国策略》等多项举措，支持制造业及就业回流; 美国地方政府也纷纷制定土地和税收优惠政策，改善投资经商环境以吸引制造商来本地投资。美国振兴制造业的“最终目的在于促使美国经济赢得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竞争制高点，引领可能到来的下一场科技革命”
２０１３年８月被谷歌收购的摩托罗拉官方发布了Moto X安卓系统智能手机，摩托罗拉称这是第一款在美国生产制造的智能手机，广告中标榜这款新手机将“你来设计，美国组装”。另外，去年５月，苹果宣布计划其Mac Pro将在美国组装。另外IBM也计划让联想将部分PC生产线搬回美国。美国“制造业回迁”战略能否让美国经济一百颓势快速复苏，重塑旧格局中的经济霸权地位，重新建立起全球市场规则框架的经济基础，其前景如何？
１、美国与欧盟“制造业回迁”计划：重新布局全球８０％产业链，引导财富回流
第一，美国制造业回迁计划：阻止财富倒流，赢得财富制高点。新冷战升级形成的世界格局对于美欧基于危机后复苏与可持续的目的，推行制造业回迁的新战略。不管在经济政治还是意识形态上的牵制，都形成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力量各方无所隐秘的格局下，任何一方都有可能成为敏感之源，都可能成为两极化集团激烈对峙瞬间显露下的系列措施（比如，日本的积极主动。。）。那么，在新冷战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趋势看，美欧以来的“制造业回迁”与“再工业化”战略会是否顺利推进，新冷战又会形成怎样的牵制与制约格局？
近几年，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制造业回归计划不断强化，也影响了美国许多跨国传统制造业与新技术产业纷纷回迁，成为美国新一轮复苏所依赖的一个理想化的单方愿景。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出台《制造业促进法案》、《鼓励制造业和就业机会回国策略》等多项举措，支持制造业及就业回流; 美国地方政府也纷纷制定土地和税收优惠政策，改善投资经商环境以吸引制造商来本地投资。美国振兴制造业的“最终目的在于促使美国经济赢得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竞争制高点，引领可能到来的下一场科技革命”
“据波士顿咨询集团( BCG) 的一项最新调查，总部设在美国的制造业高管超过 1/3 的人计划将生产从中国转回美国，或正在考虑这种做法”。波士顿咨询集团在 2011年发表的一份名为《美国制造复兴: 为什么制造业将重返美国》的报告中也提出: ＂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使美国正在变为“较低生产成本国家”，外资公司不应再将投资中国视为默认选项＂。
第二，欧盟“再工业化”部署：参与全球８０％跨国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与利益分割
以提升“再工业化”进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法国政府筹资 2 亿欧元直接向制造企业发放《再工业化》援助资金; 英国出台了“制造业振兴”、“促进高端工程制造业”等政策举措; 一贯重视制造业的德国，通过政府扶持和补贴等手段尽量维持了制造业的就业稳定，从而使德国的研发密集型制造业迅速恢复” 。
对于美国的战略，欧盟多数会基于自身利益加以配合的。当然，更多因素上存有搭便车获取自身利益的考虑，如，在亚太问题上，虽欧盟并无美国推行TPP战略独立能力，但，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使其乐于跟随。
所以，美国确立回迁制造业以后，欧盟也着手工业政策方向与目标的调整。鼓励跨国公司产业链回归则是整个战略的关键一环。因为跨国公司承载着全球 80% 以上科技与工艺流程的创新活动，跨国公司产业链能否重构与回归，关乎再工业化战略的成败。欧盟与美国一样，其战略重点提倡促进创新，为此成立欧洲研究理事会、建立欧洲创新技术学院、实施联合技术倡议，研发如卫星监测环境与地球安全、微电子工艺燃料电池、药物创新等技术与工艺等等。
当前，无论美国还是欧盟，对于跨国公司产业链回归后，抱着如下看法，即：依托本国新兴技术，搭建工业化产品的数字化设计与集聚化生产的金字塔，并形成对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美欧在技术前沿性、前瞻性及环保要素等多方面综合竞争优势，要远远领先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当然，其重新分割全球产业链在”财富倒流“下的利益，使财富回归，从理论上讲，其战略的成功执行，能够获得的附加值也会是全球最高的。因此，美欧“再工业化”战略位后发展历程的新兴经济体带来了隐忧。
2、美欧“制造业回迁”的瓶颈：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担忧与制衡因素分析
第一，美欧“制造业回迁”覆盖范围：短期刺激美国经济小幅回升
美欧制造业回迁波及范围很广，这实际完全是私人企业自主主体所决定，它需要从哪里回迁其企业与投资。所以，制造业回归美国是全球性的，即便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墨西哥亦不例外。拿美国通用电器ＧＥ为例：“2012 年，通用将其原本在墨西哥生产的底部冷冻室生产线转移到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2014 年其投资达 8 亿美元。为此，肯塔基州和路易斯维尔市给予通用总共3700 万美元的奖励，公司另外还获得了联邦减税 2480万美元”。
事实上，这确实对促进美国经济复苏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硅谷《圣荷西水星报》题为 “湾区制造”( Made inthe Bay Area) 的专题指出：“尽管一方面机器取代人工使人均劳动力效率提高，但另一方面美国制造业整体规模也因此增长，湾区工厂工作人数已由两年前的 7900 人上升至 16． 2 万人”。“2012 年 11 月，刚刚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召集 14 家企业负责人在白宫举行主题为“内包美国就业机会”的圆桌会议，敦促企业将更多海外岗位带回美国本土，以推动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以美国 ABC News 牵头的“Made in USA”运动也从几个州逐步蔓延至美国大部，且从“空讲”慢慢转变到“实做”层面⑥。
据波士顿咨询集团( BCG) 的一项最新调查，总部设在美国的制造业高管超过 1/3 的人计划将生产从中国转回美国，或正在考虑这种做法。这些公司的年销售额都在 10 亿美元以上，其中 67%的橡胶和塑料制品企业、42% 的机械制造企业、41% 的电子制造企业、40% 的计算机制造企业、35% 的金属制品企业表示，期望将企业从中国迁回美国。
第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担忧： 美欧新游戏规则实为产业链重构基础的“财富阻击”
A、新兴经济体的担忧：在工业化发展轨迹重返贫困。这使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产生担心。担心美欧国家推行“回归制造业”与“再工业化”计划，会将制造业召回国内，以解决发达国家危机凋敝缠身的经济，但是，却遏制了新兴市场话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并使其工业化过程中资源与劳动力优势被抵消与替代，使其重回贫困。事实上，这策略较之美国“金融游戏”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重新部署跨国公司已经完成布局并占据全球８０％的产业链，并设计财富流动新机制，获取财富回流的游戏规则。
确实，美欧对此报以极大期望。它包括四大类内容：一是传统跨国产业链的回迁，解决居高劳动力失业问题，缓解财政货币政策压力；二是开拓新技术领域，形成诸如新材料等的一系列替代技术产业链，作为刺激新增长的动力；三是促进更具效率的数字化集成技术采用，影响产业链返回本国集成，并期望变革组织运营模式变革；四是机器人在诸如制造业焊接组装等领域替代人工，使回迁产业的劳动力成本大幅下降。这四点内容是有针对性的，足以替代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所依赖的本土廉价要素与资源优势。
欧美国家认为：跨国公司可以借新科技革命为产业回流本国提供机遇，使跨国公司几十年来业已形成的跨国产业链完成重新布局，即：实现转变从新兴国家产业链的外包，转移到国内新技术革命带来优势的产业链布局上来，完成产业本国回移的“内包”。这些领域包括新材料、新工艺、数字制造、机器人自动化技术及生物技术等领域。他们认为这些领域会不仅会催生全新的工业制造体系，还会更新数字集成性生产经营方式，而新技术的升级与数字化集成则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无力为之的。那么，这种基于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财富倒流（倒流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就会被改变。整个产业链在全流程的盈利环节即会获得重新的安排。
Ｂ、美国的“一箭双雕”战略方案设计：“司马昭之心”焉有久蔽之理？
美欧“制造业回迁”计划认为，新的技术革命为此产业数字化集成管理提供了机会。以数字化集成管理来说，如：3D 打印技术对原材料投入的精确控制大大减少了生产浪费，无疑在产业链流程上是一个重大变革。“一旦完成回迁，这些企业还将享受诸如减少供应链中间环节、节约物流成本与时间成本等好处，甚至包括本国政府所给予的税收等政策优惠。这一进行中的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将颠覆迄今为止由低工资决定的海外设厂模式。
另外，在这些高端制造业的数字化发展使机器人将被广泛使用，在美欧的优势平衡与成本核算中普遍认为：机器人在数字技术中的综合使用，使产业链模式发生巨大变化，它不仅大大改变了生产成本构成，亦使得使制造业中所需劳动力的投入减少，劳动力成本在整个生产成本中的比例随之下降，甚至不再成为生产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新科技革命由于大幅度降低了制造成本特别是人工成本，从而在根本上消除了制造业回流的障碍，因而完全有可能帮助一些制造业工作岗位回流到发达国家。
第三，美欧新发展模式的转型的瓶颈：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迁中的制衡评价
当然，我们暂且认为，美欧拟获得传统工业回迁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计划，在理论上暂且可行。就是说，假设我们认为，在其规划分析中所涉及到的几项要素（劳动力、新兴技术、数字化技术集成、机器人替代等方面）为确定性成长要素。但是，如果仅仅从确定性的内生因素上判断问题，不过是一个短视的方案，指向错误的结论。因为，时下世界格局的变迁已经形成诸多新型的合作规则在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展开，特别是新冷战的演变下会使更多规则之外的显性因素进一步脱离旧格局（脱离旧格局下美国所制定的规则）的规则。
所以，旧格局下这些规划中的内生因素是否会发挥作用，往往有赖考量于新的世界格局中众多外生因素提供的条件，我们可称为各类“非确定性“因素。那么，如果我们将其放置于新冷战后的世界大变局中考查，各项内生因素往往不仅难以提供新产业链重构与运行的条件，结果往往会连同美国的国民经济一同拉向深渊！
那么，我们将美欧制造业回迁规划的封闭运行放置于变迁中的世界经济格局中来看，问题显得并不容乐观。
事实上，简要的看，它受到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至少两项经济制衡因素的制约，一个是能源，一个是市场制度。当然，如果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纵向的政治权力、宗教文化权利等更多维度看，这两类制约因素僵局的存在，不仅不容乐观，而且对欧美计划可以说是个难破的“迷局“。不过，现实却是，能源这个市场，从来未形成过允许自由投资与能源资源自由配置的一体化区域或市场，如美欧想象中：它在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公共资源或国有资源属性，可以如商品与要素般自由流动与自由配置。事实上，一直以来，它是一个受主权国家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宗教文化等因素影响的，一个极其不稳定的最为不可控的市场。
3、美欧重回地缘政治与区域文化制衡“困局”：忽视亨廷顿忠告的后果——新格局不确定性会很漫长
第一，忽视亨廷顿忠告的后果：以政治制度框定，理想的一体化神话缘何走向破灭。 实际上，美欧一直以来试图通过政治权力与宗教文化两个维度爬到金字塔的顶端，而决定能源与市场，从而”迷局“也就破了。但是，不幸的是：问题却更为复杂，甚至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就能源需求为例。传统制造业回流即使完成信息化的改造，（亦包括：数字集成提高效率及通过机器人完成替代劳动力问题）获得产业低成本优势以及节约生产内部供应链环节，确是个好办法。但是工业体系成长中的能源投入比事实亦会发生巨大逆转，发生供需关系极其巨大的变化。它不仅需要保证并替代旧有的产业链全球布局中，原有产业受资的东道国的能源资源往来安全通道，同时还需要考虑原有的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双边与多边市场关系下形成的产业链长期互补基础，以及产业供给条件与区域收入需求彼此之间依存的客观环境。特别是双边或多边历史上基于多元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考虑形成的协议、制度框架，以及一体化合作方式及其协定，与彼此之间的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密切相关，创造越来愈贫困的落后国家，其发展能力与购买力，不会创造任何一方的发展奇迹的。
所以，而对新格局下的新机制的构建，或者说：在短期内形成的新的产业链的大修补是不可能的，除非历史重演，将发展中国家踢出历史舞台。
从现实角度看，美欧大规模的传统产业回迁，无疑会面临能源（石油、天然气及煤炭等能源）的需求弹性的大幅度反弹。与传统农业来与服务业不同，能源对于第二产业来说，弹性需求差异巨大。这个工业可持续的“血脉“缺口需要长期安全稳定的渠道加以弥补。当然，是否能够建立安全与长期的安排，由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决定。不过，无疑的是，美欧需要修补这个“缺陷”，则需要一个彻底开放的高度一体化市场，而一直以来美国强硬的政治制度推动并未能打开中东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这扇能源大门。而美国对于中东等伊斯兰世界国家一直以来的军事介入与强硬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改造，已经使其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神话复活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二，塞缪尔两类对立的社会体系：美欧战略上的忽视，后果自负！
欧盟则试图转向地缘政治与区域政治安全角度加以解决，这似乎成为欧盟政治困境中无可选择的经济战略。但是，美欧在地缘政治与区域经济安全等问题上解决的方针，一直是“意识形态＋经贸合作”双内容。而美国的强硬方式，在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产油国以及亚太拉美等新兴经济体的市场制度协调上，却一直很糟糕，特别是在处理以中东为核心的伊斯兰教世界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问题上，遗留下难以化解的矛盾与难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塞缪尔 亨廷顿曾在《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一书中谈到两类对立的社会体系：一类是传统的社会文化布局，一类是现代化（实际为西方的工业化民主）的意识形态布局。他认为：后发展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化过程中，传统文化布局并不是消逝的过程，他将传统文化布局解释为某些新兴市场国家飞速发展的重要变项，为此，它特别提到世界传统文明区域的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问题。但是，其并未明确告知美欧在与后发展历程的新兴市场国家应该建立怎样的经济协调机制与制度化合作框架，抑或如美欧军事干预来改变一个宗教的亲美政权？！
三、美欧寻求“解困”与中国赢得优势的逆转：“能源＋市场制度”在地缘政治缘何“自伤三份”？！
1、新冷战下美欧的 “自伤三分”：环伊斯兰区域的地缘政治——中国战略优势逆转
诚如我们所知，美国在区域政治与地缘政治战略上包含齐头并进的两个内容，即“意识形态+经贸合作“双内容策略。不过，这个曾经以全球霸权地位制定了时下的市场规则，并在意识形态“超越遏制”屡创佳绩的精英政府，在新格局变迁中却从来未能如现今一样，面临进退维谷的窘迫。
中东问题曾一度与美国陷入观点分裂的欧盟，在新冷战开始前，其在北约阵营的战略不得不做出新的部署，即，关注到与欧洲接壤的伊斯兰世界中亚等国家的战略合作（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中东问题上虽然美欧曾出现过严重分歧）。而这种部署则第一次开始使欧盟试图暂时放弃美国一度强硬主导的”双内容“的齐头并进政策，而只谈“经贸合作”，当然，这种政治姿态的暂时放弃完全是一种自保行为。相反，中国则不同，这时，中国则可以在受到东道国欢迎的格局下，与中亚及各类新兴经济体及市场，包括中东、拉美与非洲等国家，谈文化谈意识形态领域的合作，同时彼此谈经贸合作。这种情势与位置正好做出了反转。这时，中国与其他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开始同时具有了开展”双内容” 即“意识形态+经贸合作“互惠交流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这样看来，美国经常会好心做出 “自相矛盾”的举动，令其“矛不伤人”“盾不自防”，却自伤三分了，结果却“还施彼身”！所以，美国人是很难明白传统文明区域的文化与文明的力量的。
2、美国人是很难明白传统区域文明的力量：跨国产业帝国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政治交锋
事实上，当前的国际形势与旧冷战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冷战结束以来，西进东退伴随着美国的资本伴随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和“增长的全球化”（grobalization）将世界经济政治版图重新分割。微软、ＩＢＭ、英特尔在全世界打造了信息产业帝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在世界各地的东道国打造了产业帝国；即使是“麦当劳化”与“可口可乐化”却亦能一统世界食品与饮料市场，使世界不同文化信仰国家的人民喝起味道一样的水来解渴。似乎给世人以政治与文化宗教信仰自此会形成一统的端倪。
不过，确实他们不应该忽视塞缪尔 亨廷顿的话“文明的冲突，传统文化布局不是消逝的过程”。好景不长，美欧所依赖的资本于后发展国家产业中移植，并附加以政治条件与意识形态因素同化因素来推进一致的政体与一体化市场的方式，最终与各主权国家的传统政治、旧政治体系、历史宗教传统及文化体系遭遇，双方开始了交锋。这似乎是社会发展问题中一个终极命题，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政治集团及不同区域的文化群体的协同发展与市场治理，难以在现代化(即，亨廷顿所说的“西化”)工业化框架加以框定。
那么，美欧受到重回制造业经济发展的“能源+市场制度”的新格局变迁的制衡，如何处理好这“一地鸡毛”，稳定伊斯兰教世界的地缘区域安全与战略区域的经济安全，成为美欧至今一项难以化解的难题与“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