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墨子源于儒家之显学：同儒家并立于世
1、墨子思想源于儒家：另立新说
墨名翟（约公元前479～前381年，春秋战国时期）为春秋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创始人。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曾学习儒术，因不满"礼"之烦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
2、墨子学说的管理主张：承殷周传统——"兼相爱，交相利
墨子承袭殷周传统思想形式，但增入"非命"与"兼爱"等内容，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差等"说，以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力主"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
处世奉行"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精神。其"非攻"思想，反映当时人民反对战争的意向，其"非乐"、"节用"、"节葬"等主张，为反对贵族"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生活。
墨子重视生产，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并提出"尚贤"、"尚同"等政治主张，以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弟子众多，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尤重艰苦实践，服从纪律。墨学于当时对思想界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
二、墨子管理思想主要内容分析：基于西方诸多行为学派思想比较
“所谓文化本体论，就是把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化现象世界看做是人的价值意识的本原，并以此说明人的存在及其本质的一种哲学理论学说。这种理论认为，人类原始价值意识的发生发展与文化世界的创造积累是交互作用的，人对外部世界进行思维肯定，也在这种肯定中把自己变为意识到的价值存在。”
1、西方主要管理流派合理内核 ：从人际关系、团体动力到社会系统学派
第一，梅奥的人际关系学说核心观点。对于社会人，梅奥认为：首先，对于社会人来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而不是人在无组织的人群中互相竞争；其次，所有的个人主要是为保护自己在集团中的地位而不是为自我的利益而行动；最后，人的思想和行动更多的是由感情而不是由逻辑来引导的。
正是由于如上结论，梅奥提出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梅奥认为，任何组织中的成员都会因价值观、文化或宗教信仰、情感关系、彼此关怀与同情的需要以及情趣等，集聚到一起，这个团体总会有受到大家欢迎的人，比如，在价值观上引导大家为大家所尊重，或者在情感上能够关怀众人，给团体成员带来心灵安慰。那么，由于这个组织并不是具有正式授权的正式组织，所以，梅奥称其为非正式组织。
梅奥认为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经理人员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一个组织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标志。他指出经理人员应该将他的下属看为一个社会群体中的社会人，而不应该看成一个群氓的个人。
梅奥认为，一个组织的领导者，如果即是正式组织的领导者，又是非正式组织的领导者，那么，这个组织的效率将会是很高的，而对于这个组织的管理亦会经常达到“有效的管理”。
第二，卢因“团体动力学”核心观点
1944年卢因首先用“团体动力学”的概念来描绘团体中人与人相互接触、影响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同一年他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团体动力理论的规范：
A、团体规范
团体成员在互相的影响中会产生一种类比的作用，即彼此接近、趋同，这是由于相互摹仿受到按时，表现出顺从的结果，这样就自动地形成了团体的规范。团体的规范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但大多数是非正式的规定。如果违反了，其他人给予指出，促使其遵守团体的规范。这种非正式的团体的规范压力往往比管理当局的官方制度来得及更为有力。
B、团体目的。这一切的行为都是为了使团体存在下去，其行为的目的性是要求团体的一致性，即团体成员的行为、情绪和态度的统一。
C、团体公式。团体动力学的行为公式：行为=F（个性×环境）其中F表示函数关系。他指出在实验室和现场进行有理论依据的实验能最好地理解人和团体中的行为。
最后，团体规模的设计上，卢因提出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有不同的规模：1/当团体的主要决策是作出高质量和复杂的决策时候最恰当的规模是7——12人，要有一个正式的领导者。2/当团体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矛盾和冲突，进行协议时候，最好是3——5人，不要正式的领导者，以便使得每一个成员都能充分地发表意见并进行讨论。3/当一个团体既要作出高质量的决议又要取得协议时候，最好成绩是5——7人组成。一般来说高效率的组织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的非正式组织。
第三，巴纳德社会系统学派的协调与控制
巴纳德的管理思想非常丰富，他认为人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互相冲突的力量，因此找出一种恰当的平衡，把各种差异结合起来，从而避免极端化。管理人员的职责在于使各种冲突的力量、各种不同的需要和目的得以维持成一种恰当的平衡。他在〈管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框架，即组织理论是以系统观念为依据的，并且可以把组织看成是一种开放的系统，进而又可以将组织进一步表述为，其中的所有人员都是寻求取得这种平衡（即达到稳定状态）的系统，他们调整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力量，不断地使整个系统维持平衡。
2、墨子基于社会秩序治理的管理思想主要内容：构建大美的社会秩序互动体系
第一，墨子“兼爱”主张的目的：社会背景。墨子生活的年代正值春秋战国时期，新旧社会交替之时，旧的奴隶制日见衰落，而新的封建制刚刚萌芽，诸侯争战，战事连绵，弱肉强食，造成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相互残杀、彼此仇视的丑恶现象。面对当时社会上这种“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许之谋愚、贵之敖贱”的情况，墨子指出造成这些丑恶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以不相爱生也”他因而提出：“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就是说，用所有的人都相互爱护同时相互给予利益的方法来改变丑恶的时弊。
第二，墨子“兼爱”主张的内涵：社会秩序治理的价值。兼爱是墨子思想的核心，是墨子学说的基本论题之一。“兼”字的本意是一只手拿两只稻穗，引申为同时涉及几种事物，即不分你我，彼此等同。墨子大力提倡兼爱，所谓兼爱，就是“周爱人”，是不分老少、贵贱的兼爱，是指普遍平等的爱，即不分血缘亲疏和等级贵贱的无差别的爱，是一种博爱。这种爱不同于儒家的偏爱，即局部的、有差别的爱。因此墨子提出用兼爱代替偏爱。
墨子说：“兼即仁矣，义矣。”[1]后期的墨家学者也说：“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者。”[2]这是说真正的仁爱一定要爱人如爱己，再把每个人都看成是与自己一样的主体，而不是像牛马那样仅仅是供人使用的工具。这就明确地强调了人道主义原则，即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墨子认为即使“贱人”也要实行“兼爱”的原则。
只有用兼爱的原则来治理国家，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墨子认为“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自身，尤有不孝者乎？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3]“做有利他人之事，并不意味着只利于他人，其实利益是相互的，因而决不可做牺牲他人的事情。牺牲他人利益的同时亦将损害自己。只有人们各不相害，彼此相利，把个人利益建立在整体利益之中，并把两者糅和在一起，才能实现富国安民之愿望。”墨子认为整体利益是个人利益实现的保障，因为只有在整体利益实现的基础上，个人利益才有实现的可能。在处理各种社会利益时，应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集体利益放在第二位，最后才是个人利益。天下人若都能兼爱，相互间不再因利益关系而产生冲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么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因此墨子得出结论：“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4]墨子的意思是，不可以不劝人互相亲爱，道理就在天下所有的人都互相相爱，国家就可以治理得秩序井然，否则就会天下大乱。
第三，兼爱的合理性：社会秩序治理的客观性。在墨子看来，人与人之间应该相爱，因为“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5]墨子的意思是说：凡是天下的灾祸、篡夺、埋怨、仇恨，其所以产生的原因，都是因为人们不能相爱而产生的，因此有仁德的人都指责人们不相爱。“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墨子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既然已指责人们不相爱，那么用什么来改变它呢？用同时都相爱，交互都有利的办法来改变它。墨子不仅谈爱，还谈利，认为爱和利是因果关系，兼相爱必然导致交相利的结果，而交相利又是兼相爱的物质基础。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兼相爱，交相利”呢？墨子认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就是说，看待别人的国家，好象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别人的家族，好象看待自己的家族，看待别人的身体，好象看待自己的身体一样。可见兼爱即是爱人如己，爱无差等，“视人若己”，对待别人就要象对待自己一样，多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从对方的立场来看待问题，这样可以增加相互间的理解，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消除冲突。
第四，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治理体系：世界大美的美好理想
正因为人们 “兼相爱交相利”，才能做到“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 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贤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④就是说，诸侯之间相爱，就不会野战；家主之间相爰，就不会互相篡夺；人与人之间相爱，而不再会互相残害；君臣之间相爱，就会变得仁惠、忠诚；父子之间相爱，就会变得慈爱、孝敬；兄弟之间相爱，就使得相互关系变得和谐、协调。天下的人都相爱，强者就不再会控制弱者，人多就不会掠劫人少的，富裕的就不会欺侮贫穷的，尊贵的就不会傲视低贱的，狡诈的就不会欺骗愚笨的。凡是天下所有的灾祸、篡夺、埋怨、仇恨等都不再产生的原因，是因为相爱而产生的，因此有仁德的人都赞誉人们之间能相爱。
第四，墨子管理思想的逻辑结论：一种理想的行为机制。在墨子看来，由于人们“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的一切祸患都可以得以清除；由于人们 “兼相爱”，每个人都能“视人若己”，这样就能协调好人际关系，在“兼爱”的基础上建立和谐社会。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对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塑造成功的企业文化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柔性管理，它通过人们之间的互动的相爱，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人们既能‘自爱’又能‘爱人’，从而创造一种社会秩序治理的一种理想的行为机制。
3、墨子的管理实践与制度实施主张：尚同是为政之本
第一、墨子尚同思想：上之所是，必皆是之
尚，崇尚、尊敬的意思，“尚与上同”，同，同一，即统一的意思。“尚同”是说人们关于是非善恶的意见，都要统一于他们的上级，最后统一于天子，统一于天。墨子认为，上同而下不比（结党），是避免社会纷乱，使社会、国家安定、和平得到治理的根本措施。
墨子提出的“尚同”[6]思想实际上就是“上同”思想。《墨子·尚同上》云：“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 ……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意思是说，上司所认为是正确的，必须都要认为是正确的；上司所以认为是错误的，必须都要认为是错误的；……与上司保持高度同一，而不与下面朋比结党，这是上司所要奖赏的，而且也是下面所要赞誉的。统治者的意志和是非标准，就是被统治者的意志和是非标准，被统治者应和统治者保持高度的一致，服从统治者的一切命令。墨子的“尚同”思想与孙子的“上下同欲者胜” [7]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墨子的尚同思想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被统治者也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独立人，他们的思想不可能一直与上司保持一致。
第二，墨子的管理实践：为政之本
《墨子•尚同上》云：“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墨子的意思是说，首先选择天下最贤能且可胜任的人为天子，天子立，认为他的力量不够充足，次而选择天下之贤能之人而且能够胜任的人，把他们立为三公 ，天子、三公既已立，认为天下博大，对于边远国家、异邦的百姓、是非、利害的分辨，不可能一是一，二是二地明白、知晓，因此划分为万国，设立诸侯国君主。诸侯国君主已立，但认为他们的力量不足，最后选择诸侯国之贤能人士立为政长。墨子按照人的贤能程度来设立职位，让最贤能的人担任最重要的职务，然后选择贤能程度略逊一筹抽调人担任次一级的职务，然后再选择贤能程度更低一等的人担任其下的职务，依此类推。
第三，孟子治理的理想之道：制度实施及效果
那么怎样来统一天下所有人的思想呢？《墨子•尚同中》云：“上有隐事遗利，不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积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数千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 ’先王之言曰：‘非神也，人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谈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即举其事速成矣。”
三、孟子的尚贤思想的战略价值：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
二十世纪后叶，东方国家的经济出现获得飞速发展。这一现象引起了世界各国经济专家的高度重视和浓厚兴趣，人们开始对东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墨子思想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墨学的越来越多。
人本主义学说是近二十年西方管理新思潮的一个独特趋势。墨子从修身，到爱人，利他，为人等方面提出了一个机制性的框架。。
尚贤思想是墨子思想体系在其治国体系中具有战略地位。尚，崇尚、尊敬的意思；贤，则是贤人、有才德之人，即德才兼备之人。所谓“贤人”就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人，是德行宽厚、言谈雄辩、博悟道术的人，即德才兼备的能人。因此，“尚贤”的意思就是尊重贤人并努力使之向上处于政府的高位。 墨子对于贤能人才的价值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认为尚贤是管理国家的根本。《墨子•亲士》篇云：“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意思是说，到一个国家主政却不能蓄纳贤士，那就要亡国了。发现贤人却不急于举用，贤人就会怠慢其国君。没有贤才就不能处理危难，没有贤才就不能与之谋虑国事。怠慢贤才、忘记良士，而能使其国家保存的事，从未有过。贤人对于国家如雨水对于大树根基般的财富。
（内容整合来源于：
苏东水 著：《东方管理》，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版；
王力 赵渤 编著：《管理学流派思想评注图鉴：历史、方法、趋势》，２０１１年３月版；
苏东水 苏宗伟 赵渤 等 编著《中国管理学书思想史》，２０１４年１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