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竖一

受贿和行贿，本质上是一体两面。因此，中国法律不仅主张要严惩受贿者，而且认为不能轻易放过行贿者。

纵观相关新闻，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毋保良获刑并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是罪有应得。尽管“从2006年到2012年，他先后将收受的1790万元交存到县招商局和县委办，用于公务开支”——毋保良历年“收”和“交”的时间、金额均对不上，也未及时交到纪检部门、廉政账户，而是交到便于控制的下级部门，且知情者极少。综合来看，毋保良形成受贿罪的所有要件，至于他将部分收受财物用于办公，属于犯罪既遂后对赃款的一种处理方式，不影响定性，只作为量刑时酌情考虑的因素。

一般而言，身在官场中的行贿者，其本身往往也是贪污受贿者。不然，通常仅够其养家糊口的那点工资，通常根本无法或者难以支持其行贿。

诚然，有关新闻报道表明， 在对毋保良的起诉书上，向其送礼的人员多达近300名，公职人员占一半以上。这些“送礼干部”又分三类：第一类是向毋保良行贿且自身亦有贪腐行为的干部，如萧县原公安局长单严法，已另案处理。换言之，并非所有的行贿者都以免职的方式了事。就此而言，官方也想利用法律武器惩处个别行贿者。这点，确实值得世人肯定。

但是，有关规定告诉我们，免职仅仅是一种行政处理措施，更接近于正常的工作调整，并不属于行政处分。也就是说，换个地方，或者假以时日，不少行贿者照样是权柄在握。如此，“中兴领袖”习近平和“铁血反腐王”王岐山等中央领导人力推的反腐倡廉，岂不是被安徽萧县给打折落实了？

不可否认，有的送礼者、行贿者，确实名为“联络感情、处好关系”，而其可能真的尚未从毋保良手里谋求到更多的现实利益。但是，就一定程度而言，正因为他们向毋保良送礼、行贿，所以才能确保固有的官位。这，本质上也是一种行贿的结果。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安徽有关官方却自欺欺人地声称，“在年节时送给毋保良“金额不大”的财物，虽不排除有谋求关照之意，但直至案发也未提出明确请托事项，故认定为“非法礼金”，但不以犯罪论处，此类款项不计入行贿数额”。

有关新闻显示，被免职的80多名干部，属于送给毋保良“非法礼金”者和“曾行贿但数额不大，且能主动交代的干部”之类的。那么，向毋保良“进贡”其他涉案公职人员，难道连最起码的免职之方式都要一脚踢开，或者另有隐情吗？

直言不讳地讲，无论是毋保良这个受贿者——是否系行贿者只有“鬼们”才知道，还是其他行贿者——包括受贿者，客观上都是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都是严重伤害普通群众和清正廉洁之官员的心。同时，也都是挑战中国法律和反腐倡廉。

概言之，笔者罗竖一认为，官方不能仅以免职方式处理行贿者。否则，诸如“依法治国”、“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取信于民”之类的，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