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关爱，预防自杀”
什么时候纳入社会公共服务？
---为9月10日世界预防自杀日而作
徐景安
2014年9月7日
自杀人数超过灾害死亡
8月3日云南省昭通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从政府到社会到民众紧急援救，救人治伤，前线与后方迅速组成救助队伍。我国对自然灾害援救的迅速与效率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誉。
但是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全社会对自杀事件表现的冷漠。我国每年自杀死亡28.7万人，大大高于交通事故死亡10万人、工伤事故死亡13万多人、各类刑事案件死亡7万人，更高于自然灾害死亡的人数。
一人自杀将对周围6个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不仅如此，自杀者有可能引起报复杀人案，更是对社会安定带来严重的威胁。2010年3月23日至4月30日不到40天连续发生5起针对学生、幼儿的凶杀惨案，造成共计10死63伤，引起全社会震惊。政府采取的对策是组织警力到校园巡逻值守。当时，我曾写文质疑，“把学校武装成堡垒，孩子在路上怎么办？孩子在其他公共场所怎么办？国家是不是给每个孩子配警察日夜守护？2009年中国各类在校学生2.5亿，我国需要配备多少警察？”本文写作期间，又发生湖北十堰校园凶杀案，造成3名学生死亡，6名学生和1名老师受伤。犯罪嫌疑人是一名学生的家长，作案动机是其女儿暑期作业没有完成，学校不让其报名。于是以给孩子报名为由进入学校后作案，行凶后跳楼身亡。这让警察怎么防备？
2005年起全国连续发生9起“公交车纵火案”，其中2013年6月7日的厦门公交车纵火案最为惨烈，造成81人伤亡。6月12日我以《当草民失去理性，有谁理性地关注》为题，指出：“预计当地政府采取一些善后措施也就了事，一切照旧，又能如何？等下一次类似事件发生，舆论又热议一下，之后依然照旧，还能怎样？付出这么多生命代价，就不能换回社会治理的一点思考与进步？”
果然，今年7月以来，杭州、广州连续发生两起公交车纵火案，造成多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作为对策深圳市首批5000名安全员在公交车内上岗。我非常不明白，采取这种措施有什么效果？作案者可选择肇事的地方很多，防得过来吗？我们的理治水平、治理能力，不能只是头痛医头、守株待兔，总该有所提高吧！
纵观自杀报复社会者，除恐怖分子以外，大体上是两类人，由于生活不如意，或者受到不公正待遇，产生厌世和愤恨，于是采取报复社会的极端手段，引起社会关注，表明他们的最后存在。
厦门公交车纵火犯陈水总，是由于户口迁移过程时派出所把他的年龄填写错误，致使他的社保不予办理，找公安改错又到处踢皮球。用他的话说就是“当官张一下嘴，草民跑断腿”。他的愤怒、怨恨、委曲，能向谁说、又有谁听？跑了22次公安局过程中他的情绪极度恶化了，当超过临界点时就爆发了，于是选择对社会伤害最大的办法来报复。公交车纵火直接造成47人死亡，其中8名考生的生命也被无辜剝夺。32年前的1981年6月24日，也是厦门的公交车曾发生124人伤亡的更大惨剧。
面对这种状况，政府的对策就是安排警力，媒体告知怎么逃生，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而我认为，这是社会认知的误区所致。
重物质而轻精神
我们是以物为中心的社会，重物质而轻精神，对待生命也是如此。由于物引起的死亡，比如饿死、烧死、撞死、炸死、压死，那很重视，地震、火灾、矿难、事故一旦发生，政府调查、媒体报道、社会救助、民众关注。可是由于精神痛苦、情感困惑发生的自杀，尽管人数大大超过前面的死亡者，全社会却没有什么反应。最多媒体报道一下某时某地某人自杀身亡，以至还发生围观跳楼、催促自杀等事件。社会可能认为，由于物引起的死亡，都是外部造成的，社会有责任救助。而自杀，是他自己的选择，与社会无关。所以政府、社会都无责任。其实，自杀者对社会造成的威胁危害更大。全国每年28.7万人自杀，如果有0.1%，即287人产生报复杀人的念头，这个社会还能安定吗？
精神上的痛苦更应重视与关注。一是普遍性。物质上需要救助的只是穷人，而精神上需要关爱的不仅是穷困潦倒者、打工失业者，也可能是腰缠万贯者、老板企业家；不仅是妇女、儿童、学生，也包括男人、成人、教师。二是严重性。精神上的痛苦、困惑得不到排解，就会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表现为自杀和犯罪。三是荫蔽性。物质上的贫困容易被察觉，没有吃的可以乞讨，还有救助站，而精神上的痛苦、困惑者不容易引起重视，一旦爆发往往会使人措手不及。
探索与困惑
在这种背景下，我创办了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2009年4月28日开通情感热线，截止2014年8月31日，免费接听了22570个电话，接待来访面询1400人次，成功处理高危事件 30起，其中企图自杀案14起，报复家人案9起，报复社会案7起。
中心规定接到欲自杀他杀者电话，立即启动应急程序，劝说求助者来中心面询，全面了解对方的境遇、情绪、动机，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劝导，并做到事中跟踪、事后回访，直到问题解决，写出结案报告。
自杀、他杀倾向的人来中心，并不寄希望于我们能解决他的实际问题，甚至也不想改变他的初衷，他只是想倾诉一下他的愤怒与怨根，让他活不下去的，不是他遇到的那个问题，而是无处发泄的情绪和不能容忍的内心。只要我们耐心、同情地倾听，关注、理解他的处境，肯定、支持他的合理成分，在这种情况下，再帮助他理性的分析，选择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会让他放弃原来的极端想法。一个企图杀两个洋人报复社会者，经我们的劝导，他痛苦流涕地说：“我并不是坏人，我从来没想过要杀人，但我实在找不到地方排泄我心中的恨，我只是想报复社会的冷漠。”
中心的工作受到市民的赞誉和社会的肯定。一位姓
中心成为2011年深圳公益创新十佳项目， 2012年获中国社会创新奖入围奖，2012年为广东社会观察项目，2013年评为广东社会创新实验基地。
实践证明，中心对稳定社会、化解矛盾、思想引导、培育心态具有积极作用，是保障精神健康、促进精神文明的好形式。
中心对市民的服务是免费的，靠政府和社会支持。2009年市民政局拨付开办费24万，2010年福彩公益金支持50万、市民政局项目款43.2万。此后获社会捐助360万。今年筹资没着落，明年将断粮关门。
社会认知滞后
2013年深圳人均GDP22113美元，为我国大城市之首。2014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规模达到2000多亿，除了用于康宁医院的基建支出与运行费用外，没有将市民的精神健康纳入预算。叫了多年的政府购买服务，扶助社会组织，只听楼梯响，没见人下来。深圳有一笔福彩公益金，2010至2011年曾用来资助社会组织，本中心曾得到50万的资助。可是在深圳号召大力发展社会组织之后却冻结使用至今。目前正在制定《福彩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使用的范围限定于扶老、助残、济孤、救困，停留在物质救助的范围内，将精神抚慰、情感关爱、心理疏导排除在外。
作为社会组织的基金会也缺乏关注。据对非公募基金会的统计，教育1054家、扶贫193家、文化167家、医疗161家、环境55家、体育20家。由于精神关爱没有纳入基金会的资助范围，中心筹资十分困难。
从根本上来说，这取决于对我国社会发展目标的反思、感悟和调整。我们的目标与理念应该是，不仅要关心人的物质，也要关心人的精神；不仅要发展经济，也要社会安宁；不仅要生活富裕，更要精神愉悦。一个自杀严重、精神不宁的社会，不应该是我们的选择。
把保障民众的精神健康作为社会发展目标，把降低精神障碍率与自杀率纳入政府规划，整合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建立起预防自杀、情感关爱的体系，一定能起到有效的作用。
社会治理的缺陷
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严重缺陷是，民众由于社会不公、工作压力、人际矛盾产生的怨恨、愤怒、委曲、厌世、抑郁而没有渠道倾诉、排解、抚慰。我国有利益调节系统，但不是所有的利益诉求都能滿足，有的诉求不合理不能解决，有的诉求合理而由于制度不合理或官僚作风没能解决。这就需要情感疏导和情绪排解。
我国的信访系统应该引入情感疏导功能。我们专门考察过信访部门，按国务院信访条例规定：信访工作主要是受理、交办、转送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而信访人大多数是经过各种努力、诉求不能满足跑来的，他们带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带着急迫、期待、冤屈、无助、愤怒的各种负面情绪，其中还有一部人存在人格障碍、心理疾病。在这种情况下，信访工作釆取“门诊挂号”法，要信访人转找有权处理的部门，往往不能为信访人理解与接受。于是有的破口大骂，有的就地打滚，有的甚至发生暴力倾向。为此，我写了“情感护理进信访”的报告，有关领导批示：“用情感护理的方法介入信访问题的处理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实践。”。可惜，没有实施。各地政府都设立了12345市民热线，主要是解决民生问题，可考虑加设一条情感分线，可以起情感的抚慰与疏导作用。更重要的是政府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扶助社会组织提供咨询服务，并引导公益基金向精神关爱倾斜。
有政策需落实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广东省《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建立健全事故灾难、 突发事件心理干预机制和公众情绪评估预警机制。做好重点人群心理疏导。实施公民心理健康工程加强心理服务机构及队伍建设,引导社会成员快乐工作、幸福生活。”
《广东省社会建设规划纲要（2012－2020年）》提出：“依托社会组织建立市民情感护理中心，通过热线电话约谈、事中跟踪、事后回访等方式解决情绪危机问题，通过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等实践宣扬‘情感护理’理念。建立和完善社会安抚机制，培育和发展专业社会安抚服务机构。 ”
2011年8月30日《深圳经济特区心理卫生条例》第五条规定：“心理卫生工作应当作为特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市、区政府应当加强对心理卫生工作的组织领导，确立心理卫生工作经费保障制度。”
中央文件、省的规划、市的条例都把精神健康列为政府的公共服务，全部问题在于没有落实到哪个部门主管与负责？我们把精神健康解读为心理卫生，而心理卫生，只能划给卫生部门管，医疗机构的管理已让卫生部门焦头烂额，哪有精力管心理卫生？最后归到康宁医院，而康宁医院治疗精神病人都忙不过来，怎么有精力管心理卫生？最终，心理卫生没有一个部门真正负责。
那么，精神健康应该由哪个部门管呢？按现有的党政部门，由市精神文明办主管是最合适的。精神文明应该包括精神健康，精神健康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和前提，精神不健康，谈何精神文明？建议由市文明办牵头，建立精神健康指导委员会，由发改、财政、卫生、公安、民政、教育、宣传、关爱办、工青妇、残联等参加。由市文明办归总，提出精神健康预算，纳入市财政。
总之，深圳作为最富有的城市，应该有条件关心市民的精神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