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胡适代表北大应邀前往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会。9月17日的午餐会上，胡作为致辞者之一，宣称“中国的大学，依照古历的算法，是排行第一古老的大学体系。”据当日《公论报》记载，各国代表初闻此言时，皆是倘然大笑状。江勇振先生在其考证中推测，胡适之所以有此论调，是因着彼时中国大学所得排名之落后的缘故，是自作辩护的举动。与会的505个大学及学术团体中，即便是外办的燕京学堂，也不过392号的顺次。吴文藻先生作为燕京的代表，不知心里又是怎样的滋味。
午餐会时，吴文藻于列席中，并排坐在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身旁。前者是中国人类学的奠基者，自始便致力于“中国学派”的培养和发展，后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赴美代表、社会学系功能学派的创始人。此二人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对象，交谈之时甚是投机。末了，吴文藻拿出一本随身携带的论文计划，向马氏指出，此文的参与者之一乃自己的一位学生，叫做费孝通，现正于伦敦政经求学，若是方便，希望马氏能够多加照顾。
费孝通最初抵达英国时，值1936年夏，期间，马氏正往美国去的途中，二人并未碰面。据费孝通回忆，彼时的LSE（LSE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英文缩写）“的门面实在没有什么气派可言”，整个校园犹如“我们解放前上海的弄堂大学”。“它的大门是在荷尔本商业区的一条小巷里，大门旁就是一些茶馆，学生们可以在这里喝茶和吃饭。”如今看来，LSE的外观建设即便于先贤眼中，也是不过如此的。
根据当时的校制，博士课程的选择是不加限制的，比起当下苛责的定式选课制，实在自由许多。当然，校内亦有不成文的规矩。注册入学时，博士待位生会与某特定业师（Director）相配对，后者根据前者的情况，通常会系统地向其推荐一列课程，以供选择。依照1930年代的学术规范，新入学的博士待位生只能由Reader等级或在其以下的讲师指导，得拜教授为师的案例虽然时时有之，却不占主流。最初，费孝通被分至Raymond Firth的学门之下。Firth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大弟子，初遇费孝通时虽不过Reader梯队的讲师，但其一生的学术成果颇为显赫，是为英国的经济人类学的开创者，实属一名出色的社会民族学家。
费孝通前来英国前，曾在瑶山的调研中遇险受伤，费先生之妻王同慧女士因此落难，两人的婚姻不过一百三十日之长。1930年代伦敦的气候，对费孝通的旧伤十分不利。最初与Firth相遇时，费曾因背痛而表现得“很不理想”。据其回忆：
“我相信我给他最初的印象是很不妙的。那时，由于伦敦的气候关系，我的背伤又发作，精神很不振作。一口苏州音的英文，加上了紧张，大概话都说不清楚。”
次日，费孝通前去参加英文测试，合格之后又与Firth面谈。期间，费描述了自己于瑶山和江村两地的实证调研经历，由于Firth本人的方法论十分看重实地取材的过程，二人此次谈话似更为顺利。Firth凭借其敏锐的学术直觉，发现江村的可述性颇有研究价值，又经过几次会面后，便为费孝通敲定了论文题目，即《中国农民的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此论文经再三编稿缮形，将于未来更名为《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奠定其国际学术地位的重要作品。
30年代伦敦政经的授课制度由教师本人决定。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课，基本以讲座形式进行，“登台念讲稿，一字不漏，讲完一个课程就出一本书。”马林诺夫斯基则倾向于Seminar形式的讲授过程，据费孝通回忆：
“他有他一定的座位，其他人各自就座，年轻的大多躲在墙角里。这里没有禁止吸烟的告示，因而烟雾腾腾，加上这位老先生最怕风，不准开窗，所以烟雾之浓常常和窗外有名的伦敦大雾相媲美。 ”
马氏的课对所有人开放，无论是否在本校注册过，也无论人类学基础如何，若想来，便能来。费孝通与马林诺夫斯基相遇，最初便是在后者的Seminar课堂中。第一次上课时，碍于生疏的缘故，费孝通蹲坐在房间的后排。Firth向马氏诸人介绍道，费是中国来的小伙子。当时，与费并排端坐着的，是一位黑人青年，名叫乔莫•肯雅塔(Kenyatta, Jomo)。乔莫热情地与费孝通打招呼，两人很快便熟络起来。据晚年的费孝通回忆，乔莫于自己便像“老大哥”一般，十分亲切。费毕业28年后，乔莫•肯雅塔当选为肯尼亚第一任总统，他的儿子乌胡鲁·肯雅塔（Uhuru Muigai Kenyatta）是如今肯尼亚的第四任总统。
课毕，马林诺夫斯基邀请费孝通稍作停留，待他休息时间可一同品尝伦敦的下午茶。此时的马氏从哈佛返校不过数日，吴文藻先生的嘱咐当然是没有忘记的。
马林诺夫斯基重新询问了费孝通行前所做的实地调查工作，听闻他与Firth已确定了论文题目后，便随手拿起电话，“话很简单，只是说以后[费]的事由他来管了。”自此，费孝通正式拜马氏为师，成为人类社会学第一代功能学派的接班人。
马氏问及费孝通在伦敦的生活情况，得知其住宿环境有待改善时，主动要求费搬家至他的一位友人的居所内。“他介绍我去住的是他的一位朋友的家。这位朋友是一位40多岁的夫人。她父亲是位人类学家，而且是个贵族，写过很有名的著作，名叫John Lubbock Averbury。”费的新家位于“下栖道”，笔者按照1940年伦敦市政府的地图一一比对过去，并没有发现十分符合此处之音译的街名。依费老本人的回忆，“下栖道是个文化艺术家聚集之区。一座房屋有四层楼，雇有厨师、女仆和管家。在英国社会里，不算阔绰，属于中上，或是上下的那一阶层。”
费孝通本人并不很喜欢下栖道的生活，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上的窘迫与生活习惯上的不适。房东老太太按照英国统治阶级的标准对费的衣食住行有着“不合情理” 的安排：
“她心目中英国文化是最高的，有意识地要我“英国化”。她请客时我得和她的家人一样参预其间；她有朋友来喝茶，我也要侍坐在旁。而我这个人生性就不喜欢这一套，在这种场合里总是别扭得发慌。记得有一次，她约我去她娘家的乡间一个别墅，我听说在那里晚上吃饭要换礼服，而我哪里有这一种东西呢，拒绝她又不成，只能临时托故不去。她竟怒形于色。自从这一次之后，大概她觉得“孺子不可教”了，对我也放松了一些。 ”
卢沟桥事变期间，费托辞公费的变数问题，总算是搬回了普通的寄寓里去。
费孝通对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教学有较为详细的记述。Seminar课间，马氏的角色便如讨论会的主持人一般，提出基本的要求与即日的讨论范围后，再不多做发言，只是以插话的方式，对各人的思路进行引导，以便最大发挥到场诸人各自的知识储备，达到互相启发的效果。
马氏的学生有确实的机会参与他老人家著述的过程。老先生是个鳏夫，生活十分孤独，且没有规律。学生到他家去，有时会帮着“搞搞卫生工作”。马林诺夫斯基的双眼高度近视，已损坏到不能工作的程度。著文期间，老先生只做口述，一切笔头上的记录交由秘书与学生处理，成稿之后再念给他本人听，一来一去，便是所谓的修稿了。
费孝通曾记到，马林诺夫斯基的Semniar是从没有指定的书单配对的。“念书在他看来是每个学生自己的事。他也从来不考问[费]任何书本上的知识，他似乎假定学生都已经知道了似的。”相较于如今的教授，马氏是一位“性情中人”。“大发雷霆”一类的姿态，时时都是可见的。但无论怎样，老先生对待学术的态度，实在不苟一丝：
“当我写论文时，写完了一章就到他床前去念，他用白布把双眼蒙起，躺在床上，我在旁边念，有时我想他是睡着了，但是还是不敢停。他有时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说我哪一段写得不够，哪一段说得不对头，直把我吓得不知所措。总的说来他不是一个暴躁的人，最善诙谐，谈笑风生。他用的字，据说比一般英国人还俏皮和尖刻。”
在英国的教育体制下，费孝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霸”。他的英语实在是不过关的。马氏的Seminar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学者，口音各自不一，据费本人回忆，他是在即将离开学校的关头才真正有能力参与基本的课堂讨论的。因着英语水平的落差，马林诺夫斯基经常斥责费孝通，称其为“懒汉”。费的论文临近终稿时，语法表述方面是假手一位讲师助其修缮完成的。此位讲师便是之后著述Victorian Childhood的Janet Sacks。
费的毕业论文考试，说来是颇滑稽的一段轶事。马林诺夫斯基由于战事相关的原因，于1938年春计划赶往美国，临行前他急着要费孝通完成论文，以至于最后的答辩，不过是“走走形式”。考试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家中举行，考官为SOAS第一任校长Edward Denison Ross。据费孝通回忆，Ross抵达后，立即同马氏喝起酒来，直到临走前才想起“考试”这一回事，便随意地在审定书上签过自己的名字，欣欣然离开了。
费孝通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就《江村经济》一书说来，实地调查的方法论的“叠面附用”是为最重要的创新之举。《江》之前，人类社会学中“民族志”、或“田野报告”的实地调查方法被认为只适用于原始的、未经工业开化的待发展地区。费将此方法用于历史脉络复杂不一的中国农村，是人类学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经济生活”的崭新尝试。《江》之后，费孝通的学术原创力蓬勃不止，“差序格局”的概念、“熟人社会”的理论创新、“文化自觉”的先验性研究框架等等，均是影响深远的学术贡献。
1981年，费孝通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最高奖项赫胥黎奖，受邀再访伦敦。接待他的，是年近80的Firth，此时后者已有了爵士头衔。据张冠生先生著《费孝通传》，81年是费最后一次来访伦敦，但据LSE历史档案记载，1986年费曾在校内办过讲座，由Maurice Bloch教授主持。依照剑桥大学图书馆藏《费孝通年谱》，86年的费老先生往返于温州等地，其活动范围仅限于国内。各史料于此时间段互相驳斥，以至笔者无法清晰地明确费孝通先生来访英国的具体数次。据Bloch教授本人回忆，费在毕业后，一共来了2次LSE，但却不知，Bloch先生所指的“这两次”，是81年与86年，还是46年与81年？
费孝通1946年来访伦敦一事，并没有史料方面的争议。彼时，李公仆、闻一多于国内惨遭暗杀，费作为民盟的一员危在旦夕，不得已赶来英国“避难”。《重访英伦》中，开篇第一句话，费老是如此写下的：“这是很痛苦的，当一个骄傲的灵魂，活在一个瘫痪的躯体里。”
青年时期，费孝通受“五四”精神影响，“进步观念”在他的文刊中多有明显的反映。国民党在20年代初对其好友的虐杀更使费先生在思想上偏向于“民主改革”的理念。闻一多死时，费曾一度藏身美国大使馆，待英国诸事安排妥当后，才终得脱身。
建国前后，即便是民盟内部也有诸多分歧。费老一批知识分子的愿景，在于“为王者师”，所要求的是“民主议政”，而非“革命重建”。民盟中另一派的思想，则显得更为激进，其代表人物亦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名为罗隆基。
《纽约时报》曾评价建国前的费孝通先生为中国“最厉害的Columnist（专栏作家）”，可见，当时费老于学术之外的影响力亦不容小视。费孝通的信息来源十分广泛，这多是因为LSE费边学社的帮助。49年之前，英国的“援外派”十分赏识费孝通先生的文笔，伦敦政经的左派政治分子，更是每星期以航空邮寄的形式，将国外资源送达至费的笔边。其时，费孝通的文章多发表于《观察》，而此文刊的创办人，亦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名为储安平。储曾因政治原因藏身于费孝通家中，此时间前后，正是1949年元月上下。期间，费孝通与张东荪先生一齐前往西柏坡拜会毛泽东，阐述“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此事或为其之后的政治遭遇埋下了伏笔。
1950年初，思想改造风气弥漫，费孝通着笔写下《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以客观主义阐述其“渐进改造”的想法。据乔清举先生著，“客观主义”方法论在当时已无法满足官方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鼓吹的“捧场效果”，而仍以此为主要论调的费老先生，便被政治敌手抓住了把柄，于1957年被打为“右派”。此中原因，也有费孝通之学术方面的考量。在《重返江村》一书中，费对于“农民团体的贫穷现状”做出了“问题出在副业上”的解释，受到一众“经济学家”的指责，称其“在副业上大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
“文革”前，费孝通先生由于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其中多有李维汉的周旋与协调），物质条件并不如其他“右派分子”一般不堪设想。与费孝通比邻而居的另一位社会学大家潘光旦先生，在“三反”前后所遭受的待遇不忍回想。相比之下，费孝通的经历或要“幸运”许多。即是如此，费本人对于各项“政治任务”并无怠慢，曾着笔写下《清洗自己，站进人民队伍》如此一文，其内容之荒唐，已由历史归正：
“我感谢这次‘三反’运动，把我震醒，使我反省。我不但认识了我过去犯了这样多、这样大的错误，而且一直到现在在思想上还存在着这样多的肮脏东西。我必须下决心，否定过去，批判改良主义，斩断与英美帝国主义的思想联系，克服个人打算，加强政治学习，更重要的是倚靠组织，在同志们经常的督促下，老老实实的做一个人民的勤务员。”
直至1980年平反之前，据费孝通回忆，生活上是“连一张书桌都没有”的。此23年时光，本是学者的黄金时期，落得如此下场，实在令人唏嘘。
文章末尾，无以总结，抄来1946年费孝通先生的一段话语以共勉。其时，费望见一圈人群，于街头一旁围观壁报，争论不一，颇似“海德公园内两党之间的公开辩论”：
“从城北坐上公共汽车，停在近日楼的附近，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铁栅东边，四季不断的鲜花，常引起我一种幻想：我想这天赋独美的南国只要政治一清明，经济一繁荣，遍地的鲜花，黄的迎春，红的山茶，足够把这历史上的抗战名城打扮得妖娆迷人。我的幻想总有一天会实现的罢？我自己问着自己。有时，为了路旁垂死的瘦骨和南屏街高楼对照得太明显，也使我不敢再看那些无邪的鲜花，可是也不愿放过一些可以支持我这幻想的证据。那天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被近日楼下看壁报的群众吸引到了他们里面，这一刹那间，我觉得一种愉快，似乎是说我这久存的幻想有了实现的消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