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海津：《在广州的东山上》第二部:《家住梅花村》(1-9)
家住梅花村
By 钮海津
目录
第1章 梅花村的前世与今生
第2章 梅花村的村花
第3章 梅花村的颜面
第4章 梅花村的地事
第5章 梅花村的房事
第6章 我家住过陆匡文公馆
第7章 我亲爱的梅花村幼儿园
第8章 梅花村学校的演变
第9章 结语：遗失的花园 埋没的公馆
去年我于生日那天写了《家住农林上路》，事因生日那天思恋父母而到农林上路实践遗簪弊屦，彼系霜露之感。读过此篇的朋友们问何时可读到“家住梅花村”。
今年的清明节没有如旧年那样春游，假期专门就“梅花村选题”做了搜索与记忆，捡拾文史资料的前尘轶事以及录下我之镂骨的深铭童事，此系莼鲈之思。
钮海津：《在广州的东山上》第二部：《家住梅花村》（1）
第1章 梅花村的前世与今生
我幼年时就成为梅花村的居住者了，在“梅花地带”的梅花村与农林上路两头住家往返居住了多年，它开启了我初生入世的“梅花村文化”：梅花村大院，梅花村幼儿园，梅花村小学。
彼时，“龆年”初，我为住在和住过梅花村而心悦情怡。
之后，“文革”始，住在和住过梅花村被认为是可耻的。
后来，我在外阜上学时，农村籍的同学很多。那段时间我常用“我们村里是这样的”“我们村里不是这样的”作开头语，有意与农村同学拉近“距离”，希望他们接受我。许多同学当时还真以为我说的梅花村是乡间农村。呵呵我也不明说。
其实梅花村不是农村。它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的华南最大城市广州的一个政治地块——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的首个模范住宅区、广东政治权力的后花院；1947至1949年期间是中华民国行政院南撤广州的别院；1949年11月以后则是民国中央政府留给共和国广东省党政军机关的一个当时无以比拟的“政要后花园”。
1)梅花村的前世
一百年前，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令岭南城市广州进入现代化建设的转型时期。
九十年前，1921年广州市市政厅成立，孙中山之子孙科任广州市第一任市长。除了继承党务，孙科同时也是一位规划达人，他以当时欧美近代城市规划中颇为流行的“田园城市”理论，用中译名“花园都市”在自撰的《都市规划论》中首先提及。他致电广东省省长长陈炯明，建议在广州东郊地带拓展土地，进行模范住宅建设。但该计划因陈炯明“叛乱”而停顿。直至1927年林云陔上任广州市市长时才得以有系统地实施。1927年7月14日，林云陔在第108次广州市行政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模范住宅区”。
2）松岗模范住宅区更名为梅花村
1929年，执行“模范住宅区”建设的广州市第一任工务局局长程天固在一片名为松岗的区域领导开发工作。松岗开发区的范围在“东山安老院之南、广九铁路之北、东至自来水塔、西至仲恺公园”。仲恺公园就是现今的公交1路车东山总站。如此，当年这个“西至仲恺公园”的“西”，或许囊括了农林上路，即今天的中山一路北侧区域的全线。
广州市工务局局长程天固属下的工务局建筑师林克明完成了松岗住宅区全部四种独立式住宅的设计，目标住户主要是售予本地官僚政要。另有记载，设计师罗明燏和设计师陈荣枝也在该区域有设计作品。
1932年，对松岗的开发大体建成。这一年的年5月，松岗住宅区更名为梅花村。梅花村于此“诞生”。
3）梅花村居住者的年代划分
我是这样划分梅花村的居住年代的：
第一代是民国广东政府和民国政府时期；
第二代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中共广东省委时期；
第三代是中共中央中南局时期；
第四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时期；
第五代是广东省委各部委办合居时期。
（1）第一代：民国政府时期（1930-1949）
自1930年始，民国广东军政要员陆续入住“松岗模范住宅区”——梅花村。文献记载及口述记录，陈济棠、陈维周、孙科、余汉谋、孙科、缪培南、香翰屏、李汉魂、林直勉、徐景堂、林翼中、李扬敬、刘纪文、陈铭枢、林云陔、黄居素、古应芬、蒋光鼐、区芳浦、吴铁城、黄嘉松、黄文三、萧佛成、张勇斌等人曾在梅花村里建官邸、安家宅。他们开启了权贵人士集中在广州之东的东山生活，也开启了党政帮派在东山之东的梅花村生活。
梅花村第一代居住者古滂对记者表示，他儿时一些趣事仍深印脑海。古滂生于1925年出生，童年居住在“梅庐”，也就是他父亲古应芬的公馆。
记者焦向阳在他的文章中写道：“（1949年）10月2日，蒋经国向父亲蒋介石报告，苏联宣布正式承认北京的中共政权，并宣布从广州召回原驻中华民国大使罗申。（蒋经国）同时催促父亲说：‘近日广州形势很紧，不少街道贴出拥共标语。我看咱们还是及早回台湾吧!’10月3日，蒋氏父子乘飞机离开广州回台湾。”梅花村记录了蒋家王朝（在大陆）的最后溃灭。
于是之后，梅花村住户急剧演变。
（2）第二代是华南分局和广东省委时期（1949-1960）
1949年10月14日，解放军最具战斗力的第四野战军主力及第二野战军陈赓兵团自赣南、粤东两面夹击，一举攻克了华南重镇广州。一个月之前还在梅花村里坐镇指挥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以及民国政府总统李宗仁及其总统府要员已撤退。梅花村成为新政权机构的驻扎地。以叶剑英、方方为首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一百多名干部及其家属进驻梅花村办公和居住。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被改造，取而代之的是中共广东省委。叶剑英、方方迁居北京。原华南分局的居住者也大都迁出梅花村。寇庆延（居梅花村30号，一说居梅花村34号）、白修成（居梅花村12号，这座别墅曾在电影《羊城暗哨》里多次出现过）等人转迁到新河浦中共广东省委住宅区；王匡、王全国、关相生等人因在中南局有关部门任职者则仍居住在梅花村里。
（3）第三代是中南局时期（1960-1967）
经过时驻武汉的中南局对广东进行“第一次反地方主义运动”和“第二次反地方主义运动”的完结，主张和平土改的原华南分局领导层调整为中共广东省委，之后省委办公区及主官要员宿舍区也定点于距梅花村有两三公里远的新河浦。（编者注：关于“和平土改”，《羊城晚报》总编辑吴有恒在1986年10月30日有这样的文字：“1950年冬，广东全省以九个县为试点，开始搞土改。剑英同志主张参照北京郊区经验，搞得温和些。分田地，分浮财，不挖底财，不追底财。严格保护华侨，保护工商业，对华侨兼地主或地主兼华侨户，对工商业兼地主或地主兼工商业户，均不没收其属于华侨财产、工商业财产部分。剑英同志认为按当时的政治形势，鉴于广东华侨多，工商业发达这些情况，采取这种较温和的政策，既可行，又有利。当时，同志们也都赞成这样做，工作做得顺利。不料试点结束，却有人认为这是和平土改，不够猛烈。否定了试点经验，另换一套猛烈做法。现在回顾，无论怎么说也罢，我看，还是剑英同志原来的设想对。不搞得太猛烈，总不至于时过三十余年，还要做落实侨房政策，即退回被错没收的华侨房屋之类的麻烦事。当初，如继续照剑英同志的主张做，本可以不犯那些错误”。）
华南分局被“改组”和“调整”乃至“消解”后，接着是1960年中南局干部及其家属近千人陆续迁入梅花村及其周边街区。2013年间，根据中南局子弟沈长风的“老沈博园”里众多梅花村村友的共同记忆，此期间中南局陆续入住梅花村的有吴芝圃、王首道、谭余保、李一清、金明、魏伯、林仲、赵卓云、刘静波、江林、闵一帆、车学藻、张天陶、张逖、杨震、何幼琦、王世琳、萧洪达、萧殷、顾循、马晨光、范华、许建业、周光春、丁少之、吴正德、丁希凌、黄希芳、苏烈、陈希愈、金阳、李逖、茅庆官、张炳飞、董宝琴、黎振光、孟宪英、付应纲、陈醒亚、李学慎、赵瑞华、缪惠谋、贾云飞、李梅、谢非、高翔、黄书泰、白瑞民、邓望林、程里、马文、常喜生、张剑锋、郭永清、申修前、李汉卿、张日新、张炳辉……等各部委的干部。
（4）第四代是广州军区时期（1967-1990）
中南局的干部来自全国各地，当他们陆续在梅花村安居和展开了自武汉南迁广州后的各项任务不久，旋即“四清运动”的动荡及“文革”的大乱令居住在梅花村的干部大面积倒地。
在开篇那段我说的“住在和住过梅花村被认为是可耻的”的写照是，这里的户主几乎全被定位为“叛徒内奸工贼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至少亦属“群众揭发坚决批判隔离关押劳动改造以观后效”的专政对象，即使是没有被关进牛栏和牢房的干部，也大都被发配并牵儿带女地到“广东的西伯利亚”——连山上草“五·七干校”劳改。
有很长时段，梅花村的夜里一片漆黑。
“文革”初期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有“革命群众”将梅花村改名为“革命新村”。期间有各地各派“革命造反”组织接踵而来梅花村，对各个干部的家里进行抄家、抓人。梅花村成了广州话说的“冇掩鸡笼”，谁都可以进村里来打砸抢，一时间梅花村笼罩在“有色恐怖”中。梅花村第三代居住者王虹回忆说，她们经常看到在梅花村里有不同的人家被“抄家”，各家的藏书、画卷等所谓“封资修”的物品都被清理并焚烧，我家小饭厅墙上挂着的一幅齐白石画的“对虾”也被付之一炬，……，现在想来好可惜啊！在“文攻武卫”时期，为了防备来人武斗，楼洞门每天晚上都要用床板和砖头从里面堵起来。有一次居委会搞“演习”，通知各家各户敲打着脸盆、水桶，架着梯子爬到顶楼的天台上“临阵以待”，我们手里抓着小石头和砖块，准备随时痛击“来犯之敌”，老老小小的互相依偎着直至深夜方才作罢。
于是，一些中南局干部子弟组成 “护院队”保卫梅花村。梅花村第三代居住者沈长风回忆，他带着一组“护院队”为保护程里前辈的家，与来抄家的社会人员大打出手，“当时我不但带头从大门对那帮小子正面攻击，还绕着房子，砸开窗户朝里面躲藏的造反派劈头盖脸地扔砖头，印象深极啦，永世难忘”。 他说的程里，时任广东省劳动局局长。
2013年11月4日，梅花村第三代居住者顾循（时任中南局经委副主任）的女儿顾程英回忆，造反派要占用她家的房子，将顾全家赶走，来的人是梅花村对面铁路的一群来历不明者，趁“文革”之乱强占梅花村住房。第二代居住者网名“鲁冰花”回忆，梅花村新2号前面仓库里存放着中南局机关的新家具，机关工作因“文革”而彻底瘫痪后，“这个仓库的家具几乎被偷完了，开始是夜里偷，后来白天也明目张胆地从仓库的窗户往外搬，当时我们一群女孩上去制止他们，但人家根本不怕，还冲我们张牙舞爪，我们很气愤但也很无奈。那时中南局真是众人欺呀！”
中南局之所以被众人欺，这后面的背景是，1967年1月原中南局第一书记在北京被“中央文革”打倒。
由于毛号召全面夺权，全国各地的造反夺权运动如火如荼，各类机构受到严重的冲击，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管辖基本失控。面对复杂棘手的局面，1967年3月13日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宣布：“国防工地、机要、要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仓库，实行军事管制，不进行夺权，不改组领导机构”。中南局干部及家属居住的梅花村或许是因为上述原因成为军事管制目标。196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进村清宅。之后，梅花村有十数年时间成为高级军官的宅邸。
梅花村第二代居住者“yeb”（网名）回忆说，他家于1958年的七八月间由北京搬进梅花村入住6号，一住就是九年，“直到1967年在广州军区不知是啥子部队拿枪逼着，含泪才搬离了梅花村！依稀记得当时最后一天搬东西时，梅花村里三步一岗，两步一哨的站满了当兵的”。
“紫檀”（网名）回忆：“在我8岁那年，我家搬进了梅花村，住进了梅花村36号。这是一栋带私家花园的两层洋楼。花园里有鱼池，有假山，有凉亭。那时的梅花村，绿树成荫，一座一座带私家花园的洋楼，隐藏在绿树丛中。常有美院的学生来画画，也常常拍电影。当时，梅花村还是归属于广州军区司令部，梅花村也就住着多位广州军区的首长，因此梅花村有三个岗哨，有士兵背着步枪把守。洋楼里住的，同样是军政要人”。 这位“紫檀”，应是梅花村第四代居住者。
由于原中南局干部在广东省领导层里和广州市领导层里尚有决策力的负责人，所以在解放军广州军区将梅花村纳入其高级军官官邸时，部份小宅旧宅差宅还能够让没有新居可迁的原中南局部份干部继续居住下去。当然，也多有两三家搬到一起挤住的。
梅花村第三代居住者“yeb”（网名）回忆说：“不知是（19）72年还是（19）73年，可能是全家对梅花村太有感情了，所以又搬回了梅花村”。
这种高级军官和高级干部“军地同住”梅花村的现象延续到1990年前后。
自1980年至1990年期间，省委已开始有小规模的拆墅建楼的解决干部宿舍的动作。我到过我在梅花村小学的同学梁小声、梁小洁家，他两兄妹分别住在梅花村在东南处新盖的两座楼房里的小两房一厅居住。那地，原是我在梅花村小学一年（丙）班的一位同学家——独家花园内的两层西式别墅。
（5）第五代是广东省委各部委办合居时期（1990-）
到了九十年代初中期，拆墅建楼解决干部宿舍已经成为有政府批文的合法的大规模建设了。
当军队将梅花村住宅陆续退还给中共广东省委后，广东省委旋即安置原住户中南局干部和无住处的广东省委干部以及安置1949年以来历届政治运动被打倒后又平反了的干部及其家属。这边厢“要落实政策”（其实就是首先解决住处）的人太多了，而那边厢各部委入职的新干部也不断增多，梅花村开始长出“握手楼”、“接吻楼”、“贴面楼”、“子母楼”、“楼上楼”的品相：弹丸之地，负重承载。
1994年迁入梅花村居住的第五代居住者 “欠分不还”（ 网名）在2006年3月22日发文说，梅花村占地面积七万多平方米，总规划建筑面积15万多平方米，是广东省委机关系统的干部职工居住较为集中的住宅小区，由24家单位(其中19个厅级单位)组成,共有住户1700多户,居住人口约6000人。
请注意，这只是这个弹丸之地的10年前数据：24家单位(其中19个厅级单位)。所以我将梅花村第五代居住者称为广东省委各部委办合居时期。
第2章 梅花村的村花
梅花村为何名“梅花“？
发表于2012年11月13日的《东山轨迹》云，梅花村这片地最初只有一间法国天主教办的安老院，后来陈济棠在这里建公馆，公馆外筑了一条马路，路栽梅树，每到隆冬，梅花吐艳，人称“梅花村”。
2002年的《广州市东山区梅花村街志》记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梅花村马路两旁广植梅花，每逢隆冬寒天，梅花吐艳，香味飘溢，可谓环境幽雅诱人。从此人们称它为梅花村，此地名沿用至今。
近年来我还留意过本埠的三则报道。
一则是2010年6月20日《广州日报》大洋网的报道：1930年，陈济棠在其政治生涯的最高峰（期间）在梅花村大兴土木，建起了这座公馆。因为陈陈济棠酷爱梅花，在公馆门前栽梅成列，故有了梅花村的称号。
一则是2011年6月10日《信息时报》记者张玉琴的报道：1930年，陈济棠在其政治生涯的最高峰（期间）在梅花村大兴土木，建起了这座公馆。因为陈济棠酷爱梅花，在公馆门前栽梅成列，从此，人们称它为梅花村，此地名沿用至今。
一则是2012年1月10日《新快报》记者周鹏的报道：梅花村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振强介绍说，上世纪30年代左右，民国总统蒋介石倡议全国兴起的一场种植梅花的运动，这个民国“模范村”里的要员自然也要跟着种植“国花”，梅花村因此而命名。
且不说上述《梅花村街志》里面很搞笑的“每逢隆冬寒天，梅花吐艳，香味飘溢”那句话，仅其“在20世纪30年代，梅花村马路两旁广植梅花”的记载以及媒体的“陈济棠酷爱梅花，在公馆门前栽梅成列”和“这个民国模范村里的要员自然也要跟着种植国花”的报道，连同《东山轨迹》所云——或许有误。
“梅花村是没有梅花的村”，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梅花村工作和生活的大人们常说的话。至少，我的龆年——幼童时期没有看到过梅花村有梅花树和梅花，在1961年之前。
梅花村居住者江南这样作记叙文：“一年四季总有艳色可赏；花枝可撷；香气可闻；果实可採。尤其是白兰花盛开的季节，整个村子就如醉如痴地弥漫在香的气氛当中。如若，凤凰树花开，村子又会醉染在片片、层层祥云般的红霞里。唯独遗憾的是村里缺少了梅花!”
但是有一则对梅花之名“利好“的旁证。2012年，辛亥革命元老古应芬的儿子古滂先生向广州媒体介绍，梅花在1929年被定为中华民国的国花。同年，南京中山陵建成并购进了大批的梅花在陵园内种植。当时古应芬在南京负责管理陵园，中山陵方面把未种完的其中10株梅花赠给了古应芬。后来，古应芬将这批梅花带回广州种植，古宅由此起名为“梅庐”。“当时梅花村只有我家种植梅花”，古滂回忆道。
我分析吧，或许古家的那十株南京梅花树后来没有栽种成功，才造成梅花村里无梅花。
然而，除了没有梅花，梅花村其它花则盛开多年。梅花村予我个人的记忆中，五条干净的马路两边有树有花，而开得最多最盛的则是小朋友最难忘的“玩具”——大红花。大红花又名扶桑、佛槿、中国蔷薇。由于花色大多为红色，所以岭南一带将之俗称为大红花。大红花的花冠呈漏斗形，有我们小朋友的两个巴掌那么大，一年四季都有绿叶陪衬，栽种在各马路边的蔷薇树丛高约一两米，所以我们小朋友伸手或跳起来就能摘到大红花，并把它用在玩过家家、玩打仗、玩颁奖会等等游戏上。尤其是，把花插在胸前，大家手拉手肩并肩昂首阔步齐声高歌“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我自小就认定，大红花是梅花村的村花。
彼时的梅花村，“树多，鸟也多。每天清晨，我都是在吱吱喳喳的鸟语中醒来。我们有时还会把米粒撒在地上，看着一群的麻雀在院中欢快的啄食。欢呼雀跃这个词，也许就是这样来的”，梅花村第四代居住者、当年的儿童“紫檀”（网名）撰文回忆说：“梅花村有很多的树。最多的是白兰花树。每到白兰花开放的季节，整个梅花村都充满着白兰花香。最难得的，是有两棵大白玉兰。盛开的大白玉兰，美得如玉雕一般，香气渗人心肺。几棵一个人抱不过来的凤凰树，则在我家所在的园子里。除此之外，还有空心葡萄树，鸡蛋果树，桑树，芒果树，人参果树。所有这些树上的果实，通常都是在还没完全长大成熟时，就被淘气的男孩子打落下来。我最喜欢吃的，是人参果。只是这几棵粗大的人参果树长在警卫排驻扎的院子里，我们要偷人参果，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江南回忆他孩童时居住的情景是这样的：“梅花村必须一提的是那些葱茏、婆娑、高耸的树木。树种很多，数的出来的就有：白兰花、木棉花、荷花玉兰、紫荆花、羊蹄甲、鸡蛋花、栀子花、桂花、含笑花、凤凰树、鸡冠刺桐、泡桐、圣诞红、香樟树、南洋松、罗汉松、松树、柠檬桉、桦树桉、假槟榔、棕榈、梧桐树、榕树、尤加利、白千层、台湾相思、木麻黄、苦楝树、假肉桂、凤眼果、桑树、大树菠萝、柚子、葡萄、空心葡萄、番鬼葡萄、芒果、杨桃、山捻、番石榴、无花果、橄榄、荔枝、龙眼、黄皮、枇杷、人心果、芭蕉、香蕉、粉蕉、各色丛竹……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童年的我、紫檀、江南都有这样不可磨灭的记忆：梅花村有好多树好多花，就是没见有梅花树没见有梅花——“唯独遗憾的是村里缺少了梅花!”（江南2010年1月21日在《梅花村印记》的回忆）
梅花村的居住者说梅花村没有梅花的，不仅有早期的居民，后期也有“人证”：梅花村第五代居住者“欠分不还”（网名）于2006年3月22日说：“我是1994年从暨南大学迁移到梅花村居住的，当时对这个小区的名字误以为是区里种植了不少的梅花才叫梅花村呢，就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人回答得来，因为现在的梅花村并没有种植梅花”。
为弥补梅花村没有梅花的“缺陷”，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居民自主栽种了梅花树，但由于不懂种植，成活的很少。梅花村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振强向记者介绍说，2010年底街委在梅花村社区中栽种了80株梅花树（属木梅，会结白色的花），“我们常吃的话梅就以该种木梅果实为原料”。于是，才有了第二代的梅花村居住者王晓吟（华南分局宣传部部长王匡之女）在2010年12月10日这样一段重返梅花村的拾记：“梅花村真有梅花么？是的。白色的梅花，就像萝岗香雪那样的白梅花，朵朵一块钱硬币大小，疏密有致地缀满了一人多高的梅树枝条。梅树五步一株，列在人行道与柏油路之间，种在露出泥土的花基上，沿人行道摇曳。元旦、春节期间，满树的梅花迎着寒风开放，整个梅花村都浸润在淡淡的梅花香里，正应了那句古诗：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梅花村真的有梅花了，只是在本世纪一零年代始。
2012年1月6日，梅花村街委又从梅州选购了20株以观赏为主的“宫粉梅”。
第3章 梅花村的颜面
1）“中外格调”的区分
由梅花村幼儿园正门对着的那条南北走向的马路，我以为是小区“中外格调”的区分线——西片是具中国格调的三十来座唐楼别墅；东片是具外国格调的十来座西式别墅。
以我们儿童的眼界，梅花村只有红色的房子和黄色的房子。梅花村华洋别墅的明显区分标志是，唐楼别墅为红色外壁，它是用暗红色的方砖砌成的，刷透明的清漆；西式别墅为黄色外壁，用水泥砂灰抹贴的粗糙墙面，大人们说这叫“意大利批荡”，刷黄色的粉漆。
2）我家住在唐楼别墅
我给“唐楼别墅”定的概念就是“粤海风”——即唐楼别墅融合了岭南建筑风格（是为粤）与海外建筑风格（是为海）。
梅花村东马路以西的这片唐楼别墅群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家族团居的格式，又吸取了西式别墅的小家温馨独居的格调，因此很适合那些于内多代不分家、于外有广泛交际的官员居住，陈济棠公馆就是典型。
我家住的是红砖墙的唐楼别墅，楼里连接上层下层的楼梯是板面宽敞的涂枣红色的木质梯。这座两层别墅位于(按照2013年秋天广州的几家报刊根据古滂先生提供的资料制作的)“梅花村历史记忆图”里的编码31号别墅（匡庐，陆匡文公馆）。匡庐里面有我幼童时期的几件难以忘怀的记忆，在后面的章节再说。
3）西式别墅的温馨
梅花村东马路以东的这片西式别墅群明显地洋气和温馨，它们的院门、简道、栅栏、门脸、窗户、阳台、过道、起居、客厅、饭厅、浴室、卫间等等都与唐楼别墅具不同风格，连接上层下层的都是用钢筋或水泥做的弧形楼梯。我在梅花村小学一年级（丙）班时，曾与一位现在已记不起姓名来的同学好过一阵（那年代，孩子们之间的友谊称之为“好”，例如“我和谁谁好”、“谁谁和他好”），一天中午放学时，这位同学强烈邀请我去他家玩儿并一起吃中午饭。他家住在梅花村东马路的东南处一个独院，花园里是一座外墙为黄色意大利批荡的西式别墅，进到一楼里就是一个圆形客厅，很明亮，阳光照得花瓷地板很漂亮，一楼东南角有一条弧形楼梯通往二楼。他的弟弟——因小儿麻痹症而瘸腿的小朋友用一张矮凳做行走支助，低着头羞于看我。他家里没有玩具，没有童车，家具极少，落地窗没有窗帘，但能分配到这房子，他父亲的级别不会低。同学说他的父母出发了，这几天他兄弟俩的三餐会有一位叔叔下班后从机关食堂打来。“出发”，是现在说的出差的意思，那年代将部队的用语沿用到机关工作中来了。他带着我在楼下楼上转了一圈后，送饭的叔叔来了，带来两个花卷两碟菜两碗汤。他的弟弟用助力的矮凳当饭桌。我看饭菜少，就告辞回家了。这是我第一次未经过父母的同意就去了别人家，这在那个年代的梅花村是很忌讳的。
还有一次是进了梅花村东马路的东北处的一座西式别墅，这家要比前面那位同学家的西式别墅稍大，应当是华南分局里职位较高的领导人住处。这次是由我们梅花村小学一年（丙）班的班主任罗老师组织全班同学自带工具，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这座别墅的。我们几十位同学先是在楼里擦窗抹墙洗楼梯冲地板，然后是在院子里扫路拔草扒叶清垃圾，义务劳动了整整一个下午。这家的西洋别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很多年，每次看到西洋片里的别墅，我就会想起它，因为我一直有疑问，为什么是由罗老师来组织我们班全体同学到这家来劳动呢，这家的主人是谁呢。
以上这两座西式别墅，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被拆了。
4）绿色的梅花村
梅花村第二代居住者王晓吟（她的父亲是时任华南分局宣传部部长王匡）这样描述自己的童年记忆：
——梅花村的环境非常安宁平和，浓荫覆盖的道路上，只有阳光透下来描画出的树影，常常不见行人。极少有小汽车驶过，带起的风便卷起了一路的枯叶，欢送着打转而去。
——梅花村的布局非常规整，房子全是二三层楼、自带花园的小别墅。花园有围墙，却不是拒人千里的高墙深院，只是界定一下自家院子范围的矮墙，许多还带着通透的砖砌花样。院门大多敞开或是半掩，不设防地任由邻里的孩子们窜来窜去。
——路边有大树，院子里也有大小树木，都是广州常见的高大乔木，比如木棉、榕树、樟树、紫荆、凤凰木、白千层、罗汉松、柠檬桉，院里植的多半是龙眼、芒果、竹子、杨桃、凤眼果……甚至还有波罗蜜。别墅就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绿树之中，在大伞一样的绿叶间探出款式各异的洋楼屋顶来。
与王晓吟有同样的感触，江南在《梅花村印记》里这样回忆他童年时的梅花村：“树多自然引来的鸟就多。有相思、斑鸠，猪屎喳而麻雀是主角，偶尔会见到喜鹊和不多相识的鸟儿，白云山方向翱翔而来的鹰自是在混子的上空盘旋。一早，雀儿叽叽喳喳的伴着朝阳，成群结队地出去觅食。傍晚，又叽叽喳喳地伴着夕阳归巢休憩。每日如是。时至今日，深深收藏在我心田里的梅花村依然是那么切肤般鲜活的桃花源”。
没错，这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绿色的梅花村。
5）“东山少爷”
我在梅花村晓得了什么谓之“东山少爷”。
我父亲年少时去香港新闻学院前曾在广州越秀书院勤工俭学两年；我母亲年少时在香港纺织厂打工教书时来过广州西村分厂一年。因此少年时代的父母亲对当时广州人文风俗都颇有兴趣，他们给我说过，民国广州民谚有“西关小姐东山少爷”一说。是为民国时期，西关是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区，商贾达人的西关大屋培养出来的女儿尤为出众，尊称“西关小姐”。而东山多有高官要人的洋楼宅邸，他们的儿子因享受完整的全阶教育和继承党政资源而气质轶群，专称“东山少爷”。
一个星期天，乘父母“出发”到外地，在梅花村学校住读的八岁的哥哥钮海林回到家里，带上从梅花村幼儿园回到家来的六岁的我和四岁的弟弟钮海东，一起走到东山的三角公园乘坐公共汽车“远征”到西关“行该”（逛街），听说那里才是真正的广州城，有很多商店很多餐厅很多戏院。到达西关一条黑灰色主调的骑楼街，我们哥弟仨看到了老广州格调的木趟门和街边全是一家一户的士多，以及听到了很新奇的各色叫卖声，而这里的小朋友大都是剃圆头、光上身、打赤脚、穿短筒牛头裤的，他们说倒装句的粤语且很溜地夹带着粗口，我们哥弟仨颇感新鲜兴奋，手拉着手行左行右、东张西望。正开心着呢，听到骑楼下有大人指着我们大声说“咧呐！哩嘀奏系东山少爷喇嘛”（粤语：瞧喂！这些就是东山少爷啦），一时引来七八个光头的西关小朋友，他们先是议论着我们用蜡油梳的“三七分西装头”，然后议论我们在腰间把白衬衣掖进短西装裤的“英国阔佬派头”，然后还惊呼“哇！佢地仲束牛皮带咯添”（粤语：哎呀，他们系的还是牛皮的腰带呢），最后是我们脚上穿的雪白袜子和铮亮皮鞋惹恼了他们。见势不妙，哥哥钮海林赶紧拉着我和弟弟钮海东往街边的公共汽车停靠站跑，西关小朋友也围追过来，而且越围越多，他们中开始有人向我们吐口水了，还有喊打喊杀的——“卜扯佢地”（粤语：揍扁他们），我们万分恐慌，低着头耐心等着那辆还不快点开来的该死的公共汽车！
自此知道，在西关，“东山少爷”是个人人喊打的东西。
其实，父母亲只要在家和我们一起吃饭，就会不厌其烦地教育我们兄弟“不要居高自傲脱离群众”（才几岁的我听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要自以为是搞特殊化”（这句话我当时半懂不懂）、“时时刻刻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我当时觉得这句话很搞笑）。倒是讲给我们听的那些成语故事易懂得多，诸如“匡衡凿壁”、“磨穿铁砚”、“囊萤照读”、“负薪挂角”、“布衣韦带”等等。
那年代不知父母为什么对我们忧心忡忡。父亲深怕我们长期在机关大院里生活而滋生“干部子弟的优越感”，母亲则深怕我们长期在机关大院里生活而向往干部待遇。因此，父亲指定我们放假时去周边的福今村、水均岗村、杨箕村去见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记得有时当我们懒于做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时，父亲有时甚至会对着在梅花村马路上玩的我们叫“大少”、“二少”、“三少”、“四少”，于是我们就知道父亲在用“坏名称”提醒我们要完成家务劳动和批评我们了；后来的后来，父亲还没放过我，在我十三四岁时，他竟然提前向海南岛昌江县县委书记打招呼，请文县长做好安排待我初中一俟毕业就去该县黎族人自治的水头村做农民，锻炼一两年后再考高中（要不是“四清”和“文革”把父亲打倒在地十三年再踏上一只脚，我就要实践黎村农民了）！而母亲那几年则带我们逐一认识梅花村里的机关花匠、木匠、电工、理发师、司机和厨师，她说做这些技师“你们可以为人民服务一辈子”。母亲从小教育我们长大以后不要当干部。现在想来，是那个时代的连年运动、连坐仝人所致吧，她担心我们将来成年之后陷入政斗派争。说实话，我那时一点都不懂得妈妈的担忧。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梅花村干部年轻时是 “入党就是准备掉脑袋”时期的战争干部，这与后来“入党就是升官发财”时期的和平干部有着不同的思维和理念。
按我父亲讲解“东山少爷”的原意，应当是有气质、有志向、有修养的孩子。然而自1966年“文革”始，“东山少爷”成为嚣张、疯狂、暴力的代名词；自1978年“水货轮转”始，“东山少爷”成为批文、倒爷、走私的另一个代名词。两个字，汗颜。
第4章 梅花村的地事
1)五十年代村内的方位说和位置说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梅花村有五条马路，它们整洁，安静，绿荫。我不知道当年这五条马路有否路名。若作示意图，则可绘成横三条竖两条的格子。我们小朋友听到大人们——华南分局的叔叔阿姨是这样说方位的：
东西横向的“北边（北街）”、“中间（中街）”、“南边（南街）”。
南北纵向的“西边（西马路）”、“东边（东马路）”。
大人们说位置时则是：几号，十几号，二十几号……（指别墅的门牌号码）。
彼时华南分局在梅花村工作和居住的大人都喜欢这样说方位和位置。
梅花村有一处我小时候有疑问的地方。村的西北面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断头小路，与外面的福音路（福今路）隔开，小路蔽树遮掩、幽静荫深，住在里面那两三座别墅里的人深居简出，我觉得那里很神秘。
2）华南分局办公区在村中心
中共问鼎之后，统管广西、广东两省的华南分局总部设在广州东山的梅花村内，大部份的机构也在梅花村里办公，诸如政策研究室、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统一战线工作部、秘书处、职工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和财经工作委员会。而主要部门则集中在梅花村的“西片”，即东马路的西边。
在我母亲出发（当年称出差为“出发”）期间，弟弟钮海东留在农林上路的家里由保姆衡姨带，我则到梅花村的家里，由父亲“管理”。在梅花村幼儿园全托的哥哥钮海林如果此期间放假，也被送来梅花村与我一起“参加”父亲的“管理”。
父亲自天津南下广州后，分别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工作过的部委有政策研究室（主任陈冰）、土改委员会（主任方方、副主任李坚真）、组织部（部长林李明、杨一辰、区梦觉）。父亲以及一些伯伯叔叔阿姨有时会在晚饭后带我到他们的工作区旁边遛弯儿，我因此知道了华南分局主要工作区就在中街和南街之间的那两排别墅里。按照2013年秋天广州的几家报刊根据古滂先生提供的资料制作的“梅花村历史记忆图”，华南分局主要工作区就是面向中街的19号（刘纪文公馆）、32号（黄文三公馆、黄居素公馆）、28号和30号（黄嘉松公馆、吴铁城公馆）等部门办公的地方。
在中街和南街之间的那两排别墅的中间，有一个防空洞。梅花村居住者江南在2010年1月21日写的《梅花村印记》里回忆说，防空洞两端高出了地面两三米的出入口，派上了用场，演变成我们“攻守山头”的“练兵”场，混凝土浇铸而成的弧形斜面，任由发小们用自家鞋底、裤子磨蹭成“光可鉴人”的镜面。无独有偶，梅花村第二代居住者王虹在2012年5月写的《寻找童年的记忆——重返梅花村》里也回忆到这个境地：“防空洞高高的洞口门头是我们的大玩具，先远远地助跑——猛冲上去，再欢呼大叫几声，像滑滑梯一样坐着滑下来，……，几乎每天我们都乐此不疲，硬是将防空洞的水泥坡面磨的亮可鉴人！在我的印象中，那防空洞门头非常之高！可是这次回去看到的不过比我的个头高不了多少！难道是我记错了？还是地面被填高了？原来的一大片青草、土堆被栋栋高楼所替代，先生帮我寻了好一会儿也只找到了下图这一个防空洞洞口，另一个呢？不知所踪？防空洞还能进入吗？不得而知！”
予我深刻的幼年记忆里还留有这个场面：在中街的32号门前有一个专门供干部们休息时做锻炼的沙池。这个沙池只有两张大床那么大，立有一个单杠，还有一副石担。这是华南分局机关总部唯一的（连乒乓球桌也没有的）体育设施。每次父亲自己在单杠上面拉伸几下后，就把我举起来也让我意思一下，我只能象征性地用小手握紧横杠，还握不满。而那副石担，则是父亲和几位伯伯叔叔经常“比试”的重器。石担就是将两块石头凿制成重量相等的磨盘形，中间凿成洞，固定在一根竹杠两端，供华南分局的干部们挺举用。这副石担有多重我不得而知，只见这些曾在武装部队担任过师团级军官的中山装干部举得面红耳赤，我很害怕。另外一个比试是，大人们站到沙池边下蹲，在“一二三”的口令下，用力弹起往沙池对面跃过去，比一比谁立定跳远的距离远。
我长大后，来我们家坐的原华南分局的大人们告诉我，我小时候长得很胖，刚能呀呀步行时，就学着父亲把手背在身后，昂起头跟在父亲后面走，像个小官僚。这可笑场面，经常引得大人们哈笑，成为华南分局办公区的一个节目。叶剑英听人说后，也来看笑话，并在我的小屁股上拍了一下。
只有五条马路和四十多座别墅的梅花村不大，其边沿多是用竹篱笆做成的围墙，一些竹篱笆绿藤上开着喇叭花。紫色的喇叭花是我们小朋友的最爱。
其时梅花村还是广州东山的远郊（其实从东山口经过农林上路路口到梅花村路口总共还不到一公里远），“村”外的东南西北也是零散的建筑和物体，远未城市化。
下面说说华南分局外部也即梅花村周边的东南西北。
（1）梅花村村边的南面
梅花村的村口是在西马路的南头，五十年代初期，村口的两側草地上安置了几门高射炮（后来是一门），每天有武装战士在炮位上严阵以待，时刻防止经常从台湾飞来广州袭击华南分局的国民党战机，也曾以密集炮火射向空中的国民党战机。村口的左侧是一个类似篮球场的操场，是警卫部队出操、练兵的地方，后来警卫部队不来这个场地操练了。我两三岁期间，早巳撤离大陆的国民党飞机仍经常来轰炸广州，轰炸的目标之一就是梅花村，因此梅花村四周驻有解放军的高射炮部队。只要警报一拉响，一门门炮筒就从绿色掩体里矗起来，对着天空上的飞机咚咚直叫。国民党的飞机慑于梅花村的炮火，因此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均未能冲破防线向梅花村里掷中一颗炸弹。但愈是掷不中它愈要飞来掷，双方那轰隆隆的声势把我们这些刚懂事的幼儿吓得屁滚尿流。一次行到西马路的村口时突然又警报空袭了。村口的高射炮竖起准备射击。母亲赶紧把我抱入高炮身旁的掩体里蹲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突然轰隆一声膛里的炮弹射向了天空。我当即不醒人事，震昏的。国民党的飞机返航许久了，我才苏醒过来。睁开眼睛后我就嚎开。炮兵叔叔们哈哈大笑，我母亲擦着眼泪也很尴尬地笑着。这事成为梅花村的一个笑话，讲了好几年。
出村口，南面是中山一路东头的起始地，由这里向西，经东山口连接中山二路、中山三路，直至遥远的中山八路。从梅花村的村口横跨中山一路下坡十几步就是紧挨着的广九铁路，父母告诉我坐火车走这条铁路可通向新界到达九龙，然后就可坐船过海到香港了。父母的少年和青年时期在香港度过，并在那里加入了一个“入党就意味着会被港英当局和国民党抓去坐牢杀头并可能遭到满门抄斩”的地下组织，但我的父母还是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的中共（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若越过村口前并列的中山一路和港九铁路，往南走就是好大的铁路新村，一座座新盖的红瓦白墙的短平房整齐地排列在鲜艳的黄土上。在梅花村小学上图画课时，我就画过铁路新村的一幅水彩画。
继续往西南方向走，可以去到位于达道路的广州军区我父亲当年的警卫员专仔叔叔家，他那时已是少校军官了，那里有一统的带院子的黄色平房。
绕过广州军区，就是美华路中共广东省委，这一片叫新河浦，父母亲的许多战友都住在那一遛唐楼别墅里。新河浦的唐楼别墅比梅花村和农林上路的别墅要小，但数量却远远超过后两者，这是因为民国广州建洋楼时，新河浦多是侨商建住的，他们来自全球各地的侨居国以及珠三角地区，因此在人的数量上远比以官僚为主的梅花村和农林上路要多，但侨商能得到政府批予的土地面积较少。据2012年11月13日的《东山轨迹》云，到1949年时，华侨在东山建筑的洋楼达1139座。
新河浦是一个有小河涌、大湖面、宽江水的好地方，梅花村第二代居住者王晓吟回忆说：“那也是我们小孩经常去的地方。那时省委和珠岛之间的水域与珠江相通，用木头围起来就是一个游泳场。涨潮时清凉的江水激荡着堤岸，堤上大榕树如伞似盖。我们去省委游泳，要从梅花村顶着烈日步行。这条路很长，也很乏味。路的两旁有很多带花园的小洋房，用绿色灌木围成围墙，竹木做的小门关着，不能随便进去。有的门上贴出小纸条‘有木瓜卖’，这是最高兴的事了。一毛钱可以买个香甜的‘树上熟’木瓜，切开来大家分食，再走这路便不觉得乏味和遥远。在（新河浦的）恤孤院（路）一带，围墙围起的小洋房一幢紧挨着一幢，这些年格局没有大变化。老住户回到这里还是很容易认出当年居住的宅院，追溯到昔日的宁静光阴”。
（2）梅花村村边的东面
梅花村村口的中山一路的东头是中山一路的柏油马路和郊区的泥沙公路的连接处，出泥沙公路就是“出城”，进柏油马路就是“进城”。有一路公共汽车来往东西方向，当它很久很久才经过我们面前时，等候良久的我们就从草丛里跳出来兴奋地齐声高叫“公共汽车就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就公共汽车！……”，像一群小疯子，喊得热血沸腾，直到它嗷嗷嗷远行、声音远去。
东面一望无际的田园风光很美丽，入眼的农田全是绿和黄的颜色。梅花村幼儿园的黄娟老师喜欢带我们班的小朋友坐到泥沙公路和铁路之间的草坡上看田园风景，我对坡上的含羞草和含羞叶发生极大的兴趣，总会捉几只蚂蚁去“羞羞”它。
有时黄娟老师也会要求我们紧紧地拽着前面小朋友的衣服后角，深一脚浅一脚地 One by one ，“远征”到东边一两百米外的一座短短的铁路桥看小溪，我就是在铁路桥下的水面上亲眼看到“小蝌蚪找妈妈”的。我们小朋友很害怕那年代的蒸汽机车的大火车头，当它疯嚷着呜呜呜呜地冲过这铁路桥时，我们会提前捂住耳朵对着小溪大声喊：“小蝌蚪快跑快跑快跑！”呵呵爱心浩荡呢。
再往东走，就是东郊农村，“羊鸡村（杨箕村）”、“险村（冼村）”、 “食棑村（石牌村）”，还有听说过但从未去过的“列得村（猎德村）”和“神村（岑村）”。我长大后识全字了，才知道这些村子的正名。那些在“大田”里带着竹笠、穿着斗篷、光着脚丫、肤呈古铜色的“农民伯伯”是我们小朋友既尊敬又害怕的人物，他们劳作时的工具有锄头、扁担、柴刀、木铲，大型工具则是安有长壶嘴的一挑浇菜大木桶、大犁耙和大水牛。他们大声地说丢拿孖，大口地嚼甘蔗，大力地扛塘泥。我们按照阿姨老师的指示，齐声喊：“农民伯伯好！农民伯伯好！”只过了十年光景，我也成为了他们的一员，不过不是在梅花村，而是在海南岛。
梅花村外的东北处有一片小腿粗的树木组成的小片树林，经常有一辆单人驾驶的拖拉机在推树挖树，但它总是病殃殃的，阿姨老师说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应是我人生学到的第一个长句谚语）。大人们说那里将要盖高楼大厦……，可是直至我离开梅花村，还没有看到一栋楼在那里杵着。
（3）梅花村村边的北面
要看梅花村外的北面有什么东东，最好站到梅花村幼儿园礼堂的天台上。那里看北面可一览无遗，可见气象局的办公楼，可见气象站的四五个方块草地及白色箱子，可见广东师范学院的楼和树，可见福今村的水田水牛水车草房瓦屋和劳作的农民，还可见蓝天白云小鸟飞机降落伞和黄埔大道。尤其是，气象员放飞的巨型气球缓缓升空时，那是我们小朋友鼓掌的节目。
（4）梅花村村边的西面
梅花村小学位于梅花村的西南面，从梅花村的西马路有一个小铁门可进入校园，平时是紧闭并有校工看守的，以防学生逃学溜进小区内。
梅花村小学的西墙外是福音路（现为福今路），福音路当时还是黄泥马路。福音路与中山一路拐角的第一个院子是广州铁路幼儿园。我们梅花村幼儿园每个班级每周有一傍晚可出村遛弯儿。遛弯儿时，我院队伍既整齐有序，也有礼热情，一遇到铁路幼儿园小朋友们也排着队出来遛弯儿，双方的老师阿姨就带领我们互相高喊“铁路小朋友好！”、“梅花村小朋友好！”，叫声此起彼伏，而且最后总是我们梅花村幼儿园这边以压倒之势取得“胜利’,老师对我们轻轻笑言：“当然啦，我们是幼师毕业的，她们是铁路家属”。这句话我长好大了才听懂。
福音路从中山一路拐角数过来第二个院子是广东省冶金工业厅宿舍大院，门牌号码竟然是“梅花村40号”！ 第三个门碑上刻着“通园”的院子，门牌号码竟然是“梅花村39号”！小时候不明，现在知道了。前面我提到过，1929年，执行“模范住宅区”建设的广州市工务局在松岗区域领导开发工作。松岗开发区的范围在“东山安老院之南、广九铁路之北、东至自来水塔、西至仲恺公园”。仲恺公园就是现今的公交1路车东山总站。那么位于中间地带的“冶金院”和“通园”也就属于松岗开发区一隅了。松岗开发区的建设完成后于1932年更名为梅花村。所以当其时，福音路的院宅标有梅花村门牌是理所当然的。
在福音路转中山一路的拐角，每天都有两三个挑担子的小贩早早就到那等梅花村小学的我们帮衬。我帮衬过卖麦芽糖的、卖豆腐花的、卖甜甘榄的、卖糖黄豆的、卖番石榴的，买木瓜的，卖芝麻糖的……，最低交易价为两分钱，或者一枚牙膏皮替代也行，它等同人民币两分钱。我就干过把家里的满装牙膏挤尽拿去和小贩换吃的这种坏事。梅花村西边的这条福音路，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改为福今路的。
第5章 梅花村的房事
1）刘纪文公馆的故事
（刘纪文全家照，1949年）
按照2013年秋天广州的几家报刊根据古滂先生提供的资料制作的“梅花村历史记忆图”，19号编码是刘纪文公馆。
这栋由民国时期的建筑师林克明设计、建成于1933年的住宅，设有地下防空洞。据《中国著名建筑师林克明》云，林克明1933年设计了梅花村中的林直勉公馆、李扬敬公馆、黄居素公馆、蒋光鼐公馆和刘纪文公馆。无独有偶，林克明1935年在越秀北路394号也建了防空洞，这显示了林克明那个年代的建筑师具有处在国内外战乱时期的“深挖洞”的设计思维。
刘纪文（1890-1957），祖籍广东省东莞县横沥镇下车岗村，在广东省顺德县出生和成长，家境清贫。他于1910年加入同盟会。在留学日本期间加入中华革命党，任总务部干事。历任陆军军需处处长、国民政府南京特别市市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陪都重庆建设计划委员、特考典试委员长等职。刘纪文在1932年至1936年任广州市市长期间，就居住在梅花村。
看了“梅花村历史记忆图”，我清楚地记得刘纪文公馆就是我父亲在华南分局工作时期的主要办公场所，我曾对它的北座“上下其手”多次。记得北座一楼的长方形房间还是人们最常去的服务社，即华南分局机关小卖部。那时期梅花村的“男大人”（我的儿语）都爱抽烟。往来服务社的“男大人”们没有什么消费，只是多有买烟，买“百雀”、“金钟”、“劳动”、“大重九”、“大前门”，我跟在伯伯叔叔们的后面，希望他们能将空的烟盒赠送给我。
记得有一次母亲出差上海，父亲只好在周末的晚饭后为从幼儿院归来的我和哥哥钮海林讲故事。当讲到蒙古童话《马头琴的故事》那匹可爱的小马痛苦地死去时，父亲的烟抽完了，让我下楼去马路对面的华南分局机关小卖部买一包烟。我拿着纸票在小卖部的门口躲了许久，不知为什么没有勇气进去讲“叔叔您好，我要买一包百雀”这句话。空手回到楼上后，父亲大笑，叫哥哥去买。哥哥爽快地蹦到楼下。我追随下去，在小卖部门外看着哥哥大声地说“叔叔您好，我要买一包百雀”这句话，取了烟以后兴冲冲地掠过我身边穿越马路奔回家。我追着哥哥，默默地坐回到父亲身旁听故事。
再后来我敢进小卖部了。那位站在货柜后面的服务员叔叔（售货员）热情敏捷，声音洪亮，看见我就用客家普通话喝道“飞灾奶落（肥仔来啦）”。我一个月可以有一次用零花钱来幸福一次，在买一粒玻璃纸包装的软糖呢抑或是买三粒纸包装的硬糖呢之间纠结。小卖部到晚上九点钟关门，那是我的圣地，只要是我一个人在家，我会时不时到面向中街的二楼小阳台上看谁家小朋友也去那幸福了，关注至它熄灯。
很多年以后，九十年代吧，我父亲在香港新闻学院上学时的入党介绍人吴有恒，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磨难而于1979年被省委任命为羊城晚报总编辑，并从陋室解放出来安置在梅花村19号即刘纪文公馆居住。吴有恒是三十年代的中共香港市委书记，我父母均是市委的两条单线下级（我父母几乎天天与市委联络，两人却相互不认识）。1937年的“七·七”事变前后，吴有恒和我父母都先后被派遣回到内地参加抗战，他们都是血火时期的战友，连年的政治运动都没有切断他们自青少年就建立起来的友谊，到晚年时还常互访互助，在母亲腿脚不灵的时期，我还曾两次陪同她来梅花村19号看望吴有恒、曾珍夫妇，他们去世以后我还为他们撰写了《四位香港青年在血火年代的友谊》的记述文。
关于刘纪文公馆的主人刘纪文，广州没有忘记他。2012年10月19日，《刘纪文先生生平展》在广州市海珠区的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开幕，展览有几十件珍贵文献资料及200多张历史图片，再现了民国广州市长刘纪文的一生。当日下午，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在市政府大楼会见了刘纪文的后人，陈市长高度评价了刘纪文任职广州市长期间的功劳，并接受了刘氏后人赠给市政府、由胡汉民手书的《海珠桥》墨宝。民国年间，广州市长从孙科开始，共有十多位，以第13任（其中孙科、林云陔均各有3任）市长刘纪文任职时间（1932年-1936年）最长。
刘纪文担任国民政府南京特别市市长和广州市市长，都发生在“民国黄金十年”期间，是他的政绩之峰：
——在南京，刘纪文上任伊始就提出宏大的建设计划，要“变荒凉不振之南京而为庄严灿烂之首都”。到1930年他离任时，南京已奠定了现代都市的基础，开辟中山大道，以之为中心建设城市道路系统。他在路边广栽的悬铃木（法国梧桐），被西方称为“世界一流”，真正做到了“甘棠留荫后人看”。建设高度开放的五洲公园（今玄武湖公园），还为那些古老的城门改名，请党国要人题写名字。这些都体现出他的现代理念与政治技巧。据文献，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是蒋介石力荐刘纪文担任南京特别市首任市长的。刘纪文在《市政府宣言》中说：为改变南京“教育之幼稚，实业之凋敝，市廛之湫隘，道路之不平”状况，他计划在南京辟建马路，改善交通；端正人心，建造公园。时至今日，刘纪文在任时开辟的那条长12公里、宽40米的沥青“中山大道”和广征世界物产、在玄武湖边创设的“五洲公园”（今玄武湖公园），仍被视为南京人的骄傲。在南京，刘纪文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他娶到了“上海闺秀，攻读甚勤，成绩优异，喜欢校园，清静自修，装束雅淡，美貌多才，和蔼有加，语多谦词，彬彬有礼，书法秀丽，人见人爱”的许淑珍。据说当时追求许淑珍的“高富帅”不少，但她最后选择了比自己年长17岁的刘纪文。1928年10月18日，刘、许先于南京市府大礼堂举行婚礼，蒋介石、谭延闿为证婚人；后至南京圣公会礼拜堂举行基督教仪式，婚礼办得气派豪华，“新夫人穿25元一双的丝袜”成一时新闻。
——在广州，担任市长的刘纪文成立城市建设委员会，致力于城建总体规划。他顺利地完成了海珠桥、市政府合署等重大工程。此后市内道路建设逐年按规划进行。每年开辟一条新路，都要由工务局作具体测量和完成技术设计工作才能动工。市政方面的政绩更是为人所乐道，无论是广州市政府大楼、中山图书馆、海珠大桥、长堤大马路等经典工程的修建，还是在广州首创100所六年制国民义务教育学校，以及800多间免费公厕的兴建，都使城市的现代气象与日俱增。1932年5月，甫上任广州市市长的刘纪文就强调“公正廉明”，他说这四个字是公务员必要遵守的纪律，是自古至今为公服务人士的美德。他在市府“总理纪念周”大会上，说要与大家共勉“服务精神”。刘纪文说，我们服务于政府，首先要认识服务的意义，即为公众谋利益，把自己全部能力贡献给政府。服务政府就应该勤勉尽职，纵使牺牲性命也要努力完成。政府给公务员发薪俸，不过是一种生活费用，并不是服务的真正代价，若误会薪俸便是工作的代价，就不会明白服务的意义，而且会感觉代价太低而失望。
1936年7月广东省主席陈济棠下台后，刘纪文的市长一职也被他人取代。离任后，刘纪文感觉宦海浮沉，时有退归林泉之想。文献说他在东山建一书楼，名曰“三思”。三思楼建成后，他花7000多元搜集海内著述秘本及名人书传，客人一入书楼，目不暇给。楼中布置现代，墙壁挂满名人字画，还有古玩瓷器，古色古香。
我回想，“他在东山建一书楼”，应是（按照2013年秋天广州的几家报刊根据古滂先生提供的资料制作的)“梅花村历史记忆图”中的梅花村19号北座。我依稀记得北座里面不像那种有主卧客厅饭厅厨房厕所的居住楼，与华南分局机关小卖部的格局相似。
传说刘纪文平日注重形象，文质彬彬，神采奕奕，英俊儒雅，与汪精卫等人并称政坛“四大美男子”，坊间遂有“宋美龄初恋情人”的传闻：“1914年夏季的一个周日，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门前。宋美龄正在图书馆门前的台阶上等哥哥宋子文出来接她，迎面走过来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国留学生。此人亦是宋子文班上的同学，长得一表人才，且气质非凡，名字叫做刘纪文”。标题是《宋美龄的甜蜜初恋:与刘纪文拥抱私定终身》。梅花村的第一代居住者古滂先生对此加以否认。古滂说，刘纪文最初的未婚妻是古应芬之女古婉仪，也即古滂的姐姐。古婉仪未过门即不幸病逝，刘纪文仍以翁婿之礼待古应芬，两家人往来不绝，继续保持亲戚关系。1932年古应芬逝世一周年纪念时，刘纪文亲书纪念联，仍尊称古应芬为“勷勤岳丈”(《古湘芹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专刊》)。
刘纪文于1949年退居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57年4月在美国病逝。刘纪文公馆也于多年前毁灭。“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乡思》宋·李觏），此诗可作刘纪文别言。
2）陈济棠公馆的故事
我之所以说梅花村是民国广东的“政要后花园”，是因为民国的广东政要官员多有在梅花村立宅安家，诸如陈济棠公馆、孙科公馆、林直勉公馆、徐景堂公馆、李扬敬公馆、刘纪文公馆、蒋光鼎公馆、黄居素公馆、黄嘉松公馆、吴铁城公馆、古应芬公馆、陆匡文公馆、陆幼刚公馆、萧佛成公馆、林云陔公馆、区芳浦公馆、林冀中公馆……等等，还有给公馆起了雅号的，比如“梅庐”、“匡庐”。而在梅花村的众多显赫公馆里，陈济棠公馆是梅花村的馆王，或曰村酋。
梅花村的“村酋”陈济棠（1890-1954）是广东省防城县（今广西区防城港）人，中华民国一级上将，他曾长时间主政广东。发表于2012年11月13日的《东山轨迹》云，梅花村是达官贵人聚居的地方，初称“模范村”。最初，这里（只）有一间法国天主教办的安老院，后来陈济棠在这里建公馆。他的公馆占地5610平方米，里面有四幢洋楼，院内有大片草地，设置假山和六角亭等，环境幽静别致。陈济棠还专门在公馆外筑了一条马路，路栽梅树，每到隆冬，梅花吐艳，人称“梅花村”。
后尾那句“每到隆冬梅花吐艳”，哈哈搞笑。
媒体刊载，位于北街与西马路连接处的陈济棠公馆建于1930年，由工务局技师罗明燏先生设计，它是一座砖混结构、外墙红砖砌筑的两层半高的唐楼别墅，内里连接楼下楼上的是木质楼梯。别墅坐北向南，院门朝东，面积是梅花村里最大的，分有主楼、后楼、东楼和西楼，中间用天桥连接，主楼正面旁边的墙上刻有“陈济棠公馆”五字，主楼前建有传统中国园林的石山鱼池、六角凉亭。
这中间我要插一段介绍陈济棠公馆的设计师的介绍。《南方都市报》记者吴瑶、刘黎霞报道说，早在1928年底，罗明燏受陈济棠委托，主持了梅花村10多幢建筑的设计工程，其中包括这占地4000多平方米、用柚木作地板、没有栋没有梁的三层半楼房——陈济棠公馆。罗明燏早年考入唐山工学院土木系，师从当代土木建 筑 界泰斗茅以升；后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密歇根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等留学，在建筑、结构、力学、造船和飞机设计等领域均有建树。1949年以后，罗明燏受命担任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前身)筹委会主任。1955年，经时任广东省主席叶剑英的推荐，罗明燏被国务院任命为华南工学院首任院长，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任命文件。罗明燏担任校长一职直至1968年。作为当时广东工科的领军人物，罗明燏为广东解决了大量工程实际问题。中共军队进入广州前夕，珠江两岸唯一陆上通道的海珠桥被国民党炸毁，广州人民政府成立后，罗明燏临危受命，承担起重新设计桥梁的任务，他从“骑马斗牛牛”的游戏中获得灵感，为新桥设计出重实的桥墩，配以半拱形桥身。海珠桥的钢铁桁架化身为一种典型的地标，成为广州的城市记忆，迄今为止没有一座新桥能做到这一点。曾经是广州地标建筑的南方大厦在1954年被焚毁，面临着拆掉的命运。我父亲曾带着我哥哥钮海林和我从梅花村“远征”到沿江西路的南方大厦废墟转了一圈，观摩被烧毁的南天第一商厦，在场的一位普通话不太灵光的叔叔向父亲介绍了南方大厦的设计格局和设计师，我听到那设计师叫“摞命郁”。我因为尿急，在得到父亲的准许后，我和哥哥钮海林对着“摞命郁”设计的南方大厦废墟尿了一泡，呵呵对不起。后来，罗明燏不愿看到南方大厦消失，他协助市建筑工程局制定了周详的修建工程计划，采取先进的方法修补和加固梁柱居然让南方大厦“起死回生”了。罗明燏的校友们回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罗明燏为国家设计完成200多项工程项目，绝大部分都是广东的重要工程，罗明燏全部都是无偿贡献，分文不取。前几年，华南理工大学举办了首任院长罗明燏教授诞辰105周年纪念的座谈会，来自海内外的校友缅怀这位传奇老院长的生平往事。
除了说陈济棠公馆是罗明燏设计的，还有文献说陈济棠公馆是经过陈济棠本人精心布局和设计的，说陈济棠相信风水，所以他的公馆布局按照“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堪舆四灵兽模式设计，主楼前原有的石山鱼池是“朱雀”、后楼是“玄武”、东面（林直勉公馆）为“青龙”、西面（陈济棠公馆自身）是“白虎”。我和小朋友们进陈济棠公馆玩儿的时候，我公开表示“这院子我不喜欢，长得像个庙”。
回说陈济棠。1929年时蒋介石任命陈济棠为广东编遣区特派员，负责广东军队的整编，有了军权的陈济棠自此成为称霸一方的“南天王”。 陈济棠主政广东时期，在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方面有颇多建设。据说陈济棠就是在陈济棠公馆里编制了《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的，并常在公馆里与幕僚密晤。在其政治生涯中曾公开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对抗。广州的文史家叶曙明先生在《广州旧事•陈济棠的神话》一文说：“上世纪30年代初，把东山称为广州政治权力的后院，可谓恰如其份。那时陈济棠住在梅花村，独揽党政军大权，他经常在家里开会，听取大小官员们的汇报，因此大家便走马灯似的往梅花村跑。许多关于广州建设的方针大计，最后都是在梅花村一锤定音的”。此话源于在陈济棠同期兴建梅花村别墅的，还有十多位国民党要员和民国政府高官。他们是鼎力帮助陈济棠成就“南天王”霸业的古应芬、林云陔、陆匡文和陆幼刚兄弟、刘纪文、林翼中、李扬敬、区芳浦、林直勉等人，尤其是紧贴陈济棠公馆周边的嫡系——“四大星馆”林翼中公馆、李扬敬公馆、区芳浦公馆、陈维周公馆，形成梅花村宅邸的“众星拱月”之势，铮亮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广州城市建设的黄金时代。同时，梅花村也实质上形成了广东政要的后花院。
林翼中、林云陔、陆匡文和陆幼刚能与陈济棠合作无间，个中因素是他们都是粤西籍人，同乡加同志。以往，广东官方人才原以珠江三角洲、粤东地区较为兴盛；由于陈铭枢、陈济棠、林云陔、林翼中等粤西籍人的崛起，为粤西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机缘。
据说陈济棠下野之后，他于1940年代将陈济棠公馆让给了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居住（宋子文在梅花村西面的农林上路二横路1号建有西式别墅大院，是东山的别墅王，时称宋公馆）。后来，或是因为陈济棠让馆于宋子文，传说宋子文的妹夫蒋介石也因此在陈济棠公馆居住过。
陈济棠有一个哥哥叫陈维周。据“老沈博园”博客里面的梅花村“村友”说，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住在原梅花村39号“通园”，即现今的福今路7号，与往昔的陈济棠公馆仅隔一墙一街。“村友”说，陈维周年轻时当过算命先生，对阴阳术数入迷，陈济棠关键时刻的决策都有他的影子。2013年11月11日《信息时报》这样描述：陈济棠对术数的兴趣受到乃兄陈维周影响。江湖传闻，他得到“机不可失”的乩语而决定起兵反蒋，不料广东空军驾机集体投蒋，反蒋未能成功。
“通园” （原梅花村39号）我小时候经过N次，就是没有进过去。据说里面的建筑、装饰与陈济棠公馆同一等级。
回到陈济棠公馆。有文献说，“新中国成立时蒋介石很可能藏身广州梅花村”，依据是：
——《广东民国大事记》记载：1949年9月22日下午，蒋介石“偕张群、蒋经国等离昆明飞抵广州，李宗仁、阎锡山等往迎，寓于梅花村20号”。点评：这座梅花村20号在哪？不可能是（按照2013年秋天广州的几家报刊根据古滂先生提供的资料制作的)“梅花村历史记忆图”中的梅花村20号吧，这座房子背面紧挨通衢大道——中山一路，不符合战乱时期领袖住处的安保原则。
——梅花村街道党工委书记宋文祥曾向广州媒体记者提供的一份陈济棠公馆档案上的一段文字：“1949年7月至9月，解放军渡江后，蒋介石曾在此召开一连串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并与李宗仁密商策划坚守大陆的大计”。点评：按照战乱时期领袖住处的安保原则，中常会在梅花村中心地带的陈济棠公馆召开是合理的。
——2003年2月印刷出版的《梅花村街志》中有这样一段文字：“1949年9月29日，蒋介石在梅花村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及中政、中监会议，呼吁国民党员支持李宗仁、阎锡山领导‘为国服务'。10月1日上午，李宗仁在东山梅花村会见蒋介石。”点评：按照战乱时期领袖住处的安保原则，蒋介石在梅花村中心地带的陈济棠公馆与李宗仁会面是合理的。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往事:1949写真》书中，作者这样写道：“1949年10月1日，是蒋介石最为难过的一天……当时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就在广州，住在广州东山梅花村陈济棠公馆。这是蒋介石在广州常住的居所。……这一天，下野八个多月的蒋介石在园子里踱着方步，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虽然刚才留声机中称他为‘蒋贼介石'，使他听了非常生气，但他更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唯一要做的事情，是尽快复职就任总统，依靠广州或台湾，与共产党、解放军一决高下。可是代总统李宗仁就是不交权，把蒋介石气得肺都要炸了……”。点评：这种用小说的写法，不评罢了。
（陈济棠全家合影）
史记，1949年10月14日那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主力及第二野战军陈赓兵团自赣南、粤东两路夹击，一举攻克了华南重镇广州。而此前，蒋氏父子已于10月3日黯然飞往台湾，再也没有回到梅花村。
之后，就是中共官员开启居住陈济棠公馆的时代了。
前面说到，陈济棠公馆的面积是梅花村里最大的，院门朝东，分有主楼、后楼、东楼和西楼，中间用天桥连接。五十年代初，陈济棠公馆是作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安排一时还未分配到住宅的干部及家属临时居住的，它具有军区的兵站和分局的招待所的共同功能。中共进入广州市后，国民党留下了多股武装特务组织。听父亲说过，华南分局将陈济棠公馆的西楼隔开，一部份划（西南院）给华南分局建立子弟学校（即梅花村中小学），校门口开在南面的中山一路上；为安全起见，另一部份（西院）划给华南分局妇女工作委员会（即现今的省妇联），妇委的门口就开在西面的福今路上。而中间用墙将通畅的马路隔开，这样，陈济棠公馆的主楼和东楼等别墅就组成了一座较安全的围院，门口开在东面的西马路上。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临时居住过具有军区兵站和分局招待所的共同功能的陈济棠公馆的华南分局干部（及其家属）记有：
叶剑英，他南下担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时曾在陈济棠公馆短暂居住过。
方方，他担任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时曾在陈济棠公馆短暂居住过。
古大存，他南下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时曾在陈济棠公馆短暂居住过。
……
杨应彬，他担任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的政治秘书时，将粤东大浦县老家的老人孩子接来广州，他们一大家子曾在陈济棠公馆的西楼短暂居住过。方方担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主任期间，杨应彬兼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调研处处长，与时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秘书长的我父亲是同事。后来杨应彬到华南分局党校教育部工作时和在华南分局党校组织部工作的我母亲同一个大院办公。之后杨应彬和我父亲又是前后两任的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后来，我哥哥钮海林和杨小村是中学的同班同学。再后来，我和杨小杨是大学的同学。再再后来，我哥哥钮海林和杨小斌是省外贸总公司的同事。因为两家交集甚多且各有四个儿子，杨家的称“四小羊”（杨小斌、杨小青、杨小村、杨小杨），我家的称“四小牛”（钮海宁、钮海林、钮海津、钮海东）。双方父母见面时都会互提“四小羊”什么的、“四小牛”什么的。
父亲还说过好几位曾在陈济棠公馆短暂居住过的干部，我记不起他们的姓名来了。
五十年代，由毛定调的中南局部署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地方主义运动”激烈异常，经过近十年的时间，主张“和平土改”的叶方古冯主持的原华南分局终于势弱、消解、结束，广东上万名干部被批斗和降职以及下放到底层。由改组为新班子的广东省委取代华南分局，期间梅花村的住户只出不入。
六十年代初，中共中央中南局重新组建，由武汉搬进广州梅花村及其附近街区。临时居住过陈济棠公馆的中南局干部（及其家属）有：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王首道家、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吴芝圃家、中南局常委谭余保家……。
六十年代中期起，中央在各省区开展了干部斗干部的“四清运动”和紧接着扫荡全国“走资派”的“文革运动”，中南局全线沉没，陈济棠公馆也就另行分配工作了。
1949年以来，陈济棠公馆的门牌编码换过几次，如今是“梅花村3号”，进驻单位是广东省妇女联合委员会。依稀的印象，我记得妇联入住陈济棠公馆办公的时间应是1980年那前后两三年吧。
1980年9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从美国回国参观的陈济棠第十子陈树柏教授时，曾说了一段颇令陈树柏意外的话：“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传说邓小平还亲笔书写鲁迅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赠与陈树柏。
有人将陈济棠的十个儿子的名字列了出来：树恒，树中，树杰，树家，树润，树柄，树苍，树坤，树苍（已故），树柏（美国博士、教授）。而“不安逸的跳骚”（网名）2011年1月12日说，陈济棠家中一共有18个儿女。三子陈树桓是1950年代香港政界人物，曾加入香港革新会，在1956年当选香港市政局议员，后因革新会内政敌、英籍律师贝纳祺查出其选举帐目超资，再加上陈树桓多次高调表示，中华民国蒋中正总统会在反攻大陆后，将广东省政交托予他，故此陈仓皇逃离香港；十子陈树柏在1994年9月在美国硅谷成功创办了美国国际科技大学；十二子陈树杰则现为香港利苑饮食集团主席。
《广州市东山区侨务志》记载，1998年11月中共东山区委书记龙建安，区长武延军，区侨办领导马德彬、杨小玲、陈国添陪同原国民党广东省委员会主席陈济棠的三个儿子及夫人参观梅花村陈济棠公馆，他们是特地从美国和香港回来参观故居的。
陈济棠的三个儿子及夫人参观梅花村陈济棠公馆后说了些什么，我查不到记载。不过，2011年6月10日《信息时报》记者张玉琴报道，“梅花村陈济棠公馆迎来大修，这是陈济棠公馆至1930年建成以来首次大规模修缮”。
根据陈济棠公馆修缮的招标公告显示，保护修缮的范围包括陈公馆东附楼及大院改造面积约4000平方米，招标控制价人民币6552030.58元。该报道透露，广东省妇联入驻的陈济棠公馆，一楼设有省妇联的信访室和心理咨询室，二楼是妇女权益维护等部门，而陈济棠公馆的附楼大部分空着，门口的六角亭也是关着门，东边的附楼与居民楼比肩而立。2011年6月，有记者勘察了陈济棠公馆之后写道，陈济棠公馆的“房子墙壁已略显陈旧，高大的窗户，漆色斑驳，露出褐色的木质，上楼的木质楼梯踩起来咯吱咯吱地响”。
还好啦，陈公馆还能够咯吱咯吱地响，梅花村里诸多公馆连影儿都没有了，更遑论咯吱咯吱。
3）陆幼刚公馆还“健在”
有报道说梅花村29号（按照2013年秋天广州的几家报刊根据古滂先生提供的资料制作的“梅花村历史记忆图”的编码）是英国乡村别墅式建筑，是经国民党元老古应芬的儿子古滂先生的现场指认为陆幼刚公馆。
梅花村29号陆幼刚公馆，我的印象，它是红墙的唐楼别墅。
陆幼刚（1892-1983），广东省信宜县水口镇人。1910年加入同盟会。他于1911年参加高州起义后，前往北京大学深造并毕业。1922年，孙中山讨伐陈炯明之役军费无着，陆幼刚从香港紧急筹款亲自送到前线，解了燃眉之急。1922年他担任大元帅府秘书、法制委员会委员。1925年后任鹤山县长，江门市长。因与陈济棠同乡且同志，1930年起任广州市政府教育局长，市政府秘书长兼土地局长、广东省政府秘书长、代理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要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军风纪巡察团中将委员。抗战胜利后，1946年当选广州市参议会议长，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移居香港，创办培知中学并任董事长。后赴美国讲学，曾任罗省中学校长。1983年在美国病逝。陆幼刚公馀之暇从事著述，先后写成《国父史略》、《中国大学制度考》、《广州革命史迹》、《广州文教史》、《幼刚书画集》等著作和图书。
陆幼刚公馆的主楼后面一座简易小楼。梅花村第一代居住者古滂介绍，这栋小楼是1949年陆家临时加建的。其时民国政府自南京迁至广州，各“中央机关”在广州急急忙忙寻找落脚点，联勤总部高价租用了主楼，陆家则在庭院后面加建了小楼自住。
陆幼刚是民国时期时任广州市市长林云陔的同乡，也是林的内弟。林云陔升任广东省主席后，陆幼刚随之出任省政府秘书长。据古滂介绍，陆幼刚的姐姐陆景贤是当时民国广州市市长林云陔的妻子。
陆幼刚于1928年任广州市教育局长时，曾提议将五层楼（越秀山镇海楼）开辟为广州市市立博物院，后其建议获得市长林云陔通过，一直延续至中共执政都未改变。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一天，父亲带我到越秀山镇海楼观摩文物，馆长叔叔亲自为我们讲解广州历史，很开眼界，很长知识，那天我很有收获。第二天，当我们经过梅花村的中街的一座别墅时，父亲告诉我昨天我们到五层楼看的博物馆就是以前住这房子的人搞的，我惊喜地说是吗是吗？！
梅花村第一代居住者古滂说，当年的老房子除了陈济棠公馆，能得到完好保留的恐怕只剩梅花村29号的陆幼刚公馆。谈及其中因由，古滂说起一段古（粤语：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黎子流任广州市长时，陆幼刚之子陆景文在美国做土木工程师，当时市政府计划在环市东路建设世界贸易大厦。陆景文从美国归来进行投资，并设计世贸大厦的基础工程。世贸大厦顺利落成后，作为交换，广州市市政府把梅花村陆幼刚公馆发还给陆家，陆幼刚公馆因此得以保留至今。
有意思，陆幼刚之子陆景文用他的建筑设计技术服务换回了中共军队用枪炮取得的战利品梅花村陆幼刚公馆，这不是美元和人民币价格兑换的问题，是时间和空间交换的问题。
有记者这样写道：“陆幼刚公馆是一座英式乡村风格别墅，淡黄色的二层洋楼掩映在浓郁的花木林荫下，充满田园韵味。别墅东侧的两层有清水红砖墙和水刷石砌成的外廊，砌法富有装饰性，坡屋顶的屋面瓦是陶制菱形平板瓦，是英式瓦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二楼窗户的顶部抹了圆角，别具心思”。我的回忆，这座别墅原本是红砖墙的，你说的“淡黄色”，或许是这些年才刷上去的。你说它“田园韵味”，我视其几近残垣。
中南局宣传部的文艺处处长肖殷（1915-1983）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南局进驻梅花村后，由中南局安排居住到梅花村29号的（一说是4号和35号）。肖殷应是梅花村第三代居住者。肖殷是我十分敬重的前辈，他主编《花城》的时期是我收入不丰却连年订阅《花城》的时期。关于肖殷与梅花村29号，有过这样的讨论。2012年6月7日，民间文保人士“中国俊才”（网名）在其豆瓣相册上发布了一所住宅照片，直接称梅花村29号（也即陆幼刚公馆）为“肖殷故居”。梅花村第一代居住者古滂也在2013年10月30日《广州日报》刊载的《揭秘广州梅花村》一文里提出，说梅花村29号是肖殷故居，这说法不对。《省城风物》的成员陈晓平表示，按“名从主人”的原则，梅花村29号也只能称为“陆幼刚公馆”。
4）林翼中公馆曾是梅花村小学的男生宿舍
梅花村第一代居住者古滂指认，林翼中公馆在陈济棠公馆的正南面（按照2013年秋天广州的几家报刊根据古滂先生提供的资料制作的“梅花村历史记忆图”是梅花村2号）。
晚年热衷办学的林翼中（1887年－1984年）是广东省合浦县（今广西区合浦县）白沙镇油行岭村客家人（一说广东茂名人），有“文胆”之称。他在家乡毕业于廉州中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率众在廉州起义响应。1915年毕业于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大和中大的前身）。林翼中曾参加讨袁驱龙（济光）运动，以粤西同乡关系结识时任连长的陈济棠，经常义务为陈济棠代写文书。1925年陈济棠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师长，他念及老友仍是穷书生一个，遂提携林翼中为该师政治部主任。1929年陈济棠掌权后，林翼中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不久兼任民政厅长，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林翼中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西南执行部委员、广东省党部执委等。1935年任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委。1936年林翼中随陈济棠赴欧洲游历。1937年归国后，林翼中历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三青团中央团部干事兼海外团务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训练团指导员、内政部禁烟委员会常委、农林部政务次长、监察院监察委员、广东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议长、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委。抗战胜利后，林翼中于1945年曾任广东省参议会首任会长、监察委员等，参与创办私立珠海大学。林冀中于1949年移居香港，任珠海书院监督、崇正总会副理事长。1984年11月20日林冀中在香港病逝。林冀中著有《苏俄现状一瞥》《广东地方纪要》等书。
我哥哥钮海林在林翼中公馆住过六个学期——
与梅花村西马路一墙之隔的是哥哥钮海林住读的梅花村小学（当时的名称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干部子弟学校），位于梅花村西马路的西南边，华南分局把原属陈济棠公馆南面的两座别墅划给了小学校区，即李扬敬公馆和林翼中公馆。
一天，父母亲拉着我的手送哥哥到梅花村学校的大门口。我这才知道他要上小学并住校了。看到哥哥梳着新式的小分头，提着一只书藤篮，神气十足地挺起胸在高声念新生分班名单上的大字报：“一年丙班钮海林！”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知道今后哥哥不会再和我一起读梅花村幼儿园了。记得那次我哭得很伤心，连梅花村学校的校长也走了过来安慰我：“你以后也考我们学校嘛，这样不是可以和你哥哥又在一起了吗？”
我哥哥钮海林在梅花村学校上学时，校方规定初小部（一年级至三年级）的学生必须住校。父亲在一次晚饭后带我去看望哥哥钮海林，我们从中街走到西马路，再从西马路西边上的一个铁门穿过后，眼前就是一株遮天大树和一座红墙绿瓦的别墅，全校住读的男生都在里边，传出来各种儿歌声、打闹声和碰撞声，如同儿童战场。哥哥钮海林住在二楼，他听到校工的通知，从阳台上露个脸后，就飞快地从楼上冲了下来，拉着父亲的手臂喊爸爸爸爸爸爸。以后的几次看望，哥哥钮海林才慢慢没那么激动。
哥哥钮海林他们那几届初小生住的这座红墙绿瓦别墅，据梅花村的第一代居住者古滂指认是林翼中公馆。林翼中是陈济棠最为倚重的助手，有“文胆”之称。文胆，是粤语指专门为高级政治人物草拟撰写各种文告、演讲稿、新闻稿等文案，并出谋划策的幕僚人员。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林翼中未去台湾而选择移居香港。晚年的林翼中在他的自述中写道：“自大陆变色，违难来港，是时。与友人创办之广州珠海大学，亦迁来此复校，易名珠海书院，被推选任监督，以迄今兹。年来又面崇正总会设立之崇正学校董事会推举为中小学校监督，虽终日忙碌，亦颇觉恰然。……忆余曾任国立中山大学董事，广东国民大学董事及劝勤大学董事时，虽政事丛集，犹尽力以图贡献，期于教育有所裨补”。那么，在中共军队赶走民国中央政府后进驻梅花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就在村里建立了学校，并安排学生们住进了“文胆”的公馆，林翼中先生也或略有裨补了吧？
5）梅花村1号：梅花村小学的女生宿舍
我在看望哥哥钮海林住的男生宿舍楼林翼中公馆时，旁边紧挨着那栋别墅则发出很闹的女声喧哗——传出来各种尖叫声、儿歌声、吵架声和水喉声，如同女孩乐园。按照2013年秋天广州的几家报刊根据古滂先生提供的资料制作的“梅花村历史记忆图”，这座别墅是梅花村1号李扬敬公馆。
只当过八天广州市市长的李扬敬（1894-1988）是广东省东莞县人，他是李章达的族弟。1912年李扬敬入读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科，与陈济棠是同学。李扬敬于1917年入保定军校第六期辎重科并于1919年毕业，再转入北京大学预科就读（他好喜欢读书呀）。1921年李扬敬任孙中山总统府警卫团连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时，李扬敬率部力拒叛军，护送孙夫人脱险。1927年李扬敬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兼入伍生部部长。1929年李扬敬任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部参谋长，兼广东省党部组织部秘书；8月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六十三师师长，参加内战。1932年1月李扬敬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委员兼广东东区绥靖委员，参加“剿共”。1938年李扬敬与陈诚、陈立夫筹组“三青团”。抗战胜利后，李扬敬历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广东省政府秘书长。1949年10月6日李扬敬任广州市市长，同月退守海南岛任海南防卫副总司令兼参谋长。1950年5月到台湾，历任台湾当局“国防部”中将参议，“总统府”国策顾问，“国大”代表，“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还担任台北市东莞同乡会名誉会长，台北市私立珠海中学兼珠海书院董事长等职。
前述，林冀中与友人在广州创办了珠海大学，撤退到香港后亦迁来此复校，易名为珠海书院，并被推选担任监督。不知林冀中这家香港“珠海书院”与李扬敬的那家台北“珠海书院”是什么关系。
传说李扬敬是陈济棠的“武胆”，以作战勇猛著称，他的公馆就建在陈济棠公馆南面。还有传说李扬敬作战英勇、为人耿直，敢于向陈济棠提出不同意见，曾被陈济棠打入冷宫。1936年余汉谋、李汉魂等投靠蒋介石迫陈济棠下野时，惟有李扬敬始终忠于“陈老总”，可惜陈济棠大势已去，李扬敬无力回天。
李扬敬于1988年7月20日逝于台北，其留在梅花村的公馆我上梅花村小学（广东省育才学校小学部）时去过，已经作为中小学的教师宿舍了。
6）“财神爷”区芳浦公馆
（梅花村第一代居住者“四大佬”合影）
区芳浦公馆的位置，按照2013年秋天广州的几家报刊根据古滂先生提供的资料制作的“梅花村历史记忆图”，是在北街穿过西马路的北街西边的梅花村61号和62号。
也可这么说，区芳浦公馆位居陈济棠公馆的正北面，紧挨着馆王之地。
担任民国广东财政厅厅长的区芳浦（1891-1951）是广东省南海县人。两广高等工业学堂毕业（一说是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供职德庆、东莞、五华诸县府，旋任教省立第一中学等校。1925年（一说1926年）后入陈济棠幕下。传说区芳浦是林翼中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时的同学，区芳浦被林翼中介绍进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政治部当秘书，从此官运亨通，继林翼中之后当上第一集团军政治部主任，还兼任广西省梧州市市长，并办民声通讯社，自任社长；后来，有一个叫冯祝万的财政厅长被陈济棠是蒋介石派来的“卧底”，遂于1932年把他撤职，由区芳浦出任广东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兼财政部广东财政特派员。区芳浦理财有方，经他大力整理，广东省财政收入从每月500万元增加到800万元，为陈济棠推行广东建设提供了财源。抗日战争时期，区芳浦任农林部高等顾问兼总务司司长，逾年辞职。1949年春，再任广东财政厅厅长，旋因病辞职，赴美求医。区芳浦于1951年病逝，生前著有《读书札记》、《见闻杂录》、《澹园吟草》、《澹园文集》。
我小时候在整个梅花村转悠时，位于陈济棠公馆的正北面、西马路西北端的区芳浦公馆那条短街是最神秘的地方，我就几乎没有看到那里有大人和小孩出入，幽静得令人窒息。父亲说，西面的这条街以前是一条完整的长街，后来从中间砌了一道墙，隔成东西两半：东头这半条街与梅花村西马路相通，留给两座别墅做出口，直行可去到北街的幼儿园大门口，右转可进西马路并由此出村口；隔墙西头那半条街与村外的福音路（今福今路）相通。当年由于为梅花村内的安全尤其是陈济棠公馆的安全，陈济棠公馆的西楼已被隔离，西头那半条街就成为陈济棠公馆西楼的出口了。当时在陈济棠公馆西楼和院子办公的是华南分局妇女工作委员会。后来“沧海桑田”，五十年代中后期华南分局改为中共广东省省委（同属华南分局的广西省脱离华南分局改为广西僮族自治区），而中共广东省省委的办公院和主要干部宿舍区已在广州新河浦驻扎，梅花村的安全问题已不再重要了。如今，这条西面的街已在多年前重新打通，早已可以从梅花村的北街或西马路直接经过它而西抵福今路了，那边有着较完善的商业服务。
7）形象代表梅庐已“逝世”
梅庐昔日景光（古滂供图）
传说中的“梅庐”，按照2013年秋天广州的几家报刊根据古滂先生提供的资料制作的“梅花村历史记忆图”就是编码27号这座别墅。
曾有人这样撰写“梅花村村名的由来”：“梅花村因为陈济棠酷爱梅花，所以在公馆门前栽梅成列而得名”。而2013年秋天广州的几家媒体在采访辛亥革命元老古应芬的儿子古滂先生并重游梅花村时，这位梅花村第一代居住者拿出一张老照片，讲述了另一版本的梅花村村名的由来：“如今梅花村27号梅花村派出所就是先父古应芬宅邸所在的位置”，他指着梅花村派出所的方向说道：“1984年前这里是梅花村1号，梅庐就是照片上的房子”，为何称之为“梅庐”，其时，广州市市长林云陔正打算推行松岗模范住宅区（后称梅花村）建设。古滂拿出一封林云陔在1930年前后写给古应芬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新住宅区已稍具规模”，还设有派出所，驻有民国警察20名，治安良好。写信时林云陔已经搬入住宅区有两个星期了，林市长还亲自作担保向广州市市立银行贷款15000元为古应芬建造宅邸。
“梅庐”的设计者是陈荣枝，他正是广州沿江路爱群大厦的设计师。古滂提到，“梅庐”分前后两座，均为两层高，前座是居所，后座特辟为书库之用。古应芬在梅花村的宅邸建好后，就在后花园种植从南京运回来的十株梅花，古宅也改名为“梅庐”。 这位梅花村第一代居住者特别强调：“当时梅花村只有我家种植梅花”。
我注意到古滂所说的“梅庐分前后两座，均为两层高”这句话，或许是这样，我小时候没有看到梅花村有梅花树，是因为梅花树栽种在梅庐的内花园并被两层高的前后座档了起来。更可能的是，梅庐的梅花树早于1950年之前就已“逝世”，否则华南分局的大人们不会在回答小朋友关于梅花村有无梅花时回答说“梅花村是没有梅花的村”的。
古滂于1925年出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梅花村的第一代居住者之一，“梅庐”就是他父亲古应芬的公馆。古滂对记者表示，他儿时一些趣事仍深印脑海。他透露，陈济棠夫人莫秀英，他们圈子里的人都称呼为“五姑”，得病需要虎血治疗。陈济棠带兵到从化山区寻得一虎，打伤以后用几根钢管锁在敞篷的军用汽车上运回梅花村，让附近的村民前往参观。据说，“老虎猛力挣扎，把钢管都绷弯了”。
广州的媒体记者根据 “老沈博园”里众多梅花村“村友”提供的线索“宋美龄曾在梅庐住过”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证实。古滂先生回忆，他成年后往上海读书，广州东山梅花村的“梅庐”先后出租给一些大人物居住。抗战胜利后，广东省银行行长杜梅和曾住过一段时间；杜梅和说他的名字中间有个“梅”字，住在“梅庐”正好名实相符。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要人相继南下广州，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租用了“梅庐”。周至柔是蒋介石的嫡系心腹，他用自己名义租下“梅庐”之后交给蒋介石夫妇居住，此信息可与《民国广东大事记》的记载相印证。由于陈济棠公馆的目标太大，蒋介石担心被反蒋势力谋害，而住到陈济棠公馆对面的“梅庐”也在情理之中。
“先父58岁时因罹患牙疾，于1931年不幸英年早逝。我在1930年至1938年就住在梅庐，1938年日军进犯广州时搬离，我前往香港”，古滂说，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武汉大学调任广州中山大学任校长的王星拱先生把“梅庐”作为校长宿舍，入住“梅庐”约有三年光景。新中国成立后，房屋被中南局（注：应是华南分局）接收。
“梅庐”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遭遇“正当理由、领导批准”的拆毁。它的旧址建起了一座宽大的七八层高的四方型楼房，南面向中街的第一层是梅花村派出所接待大厅，三楼以上是广东省档案局的宿舍。
8）入住梅花村的第一户：林云陔公馆
按照2013年秋天广州的几家报刊根据古滂先生提供的资料制作的“梅花村历史记忆图”，编码33-35号是林云陔公馆。
我注意到古滂先生说的一句话，林云陔是梅花村的第一个住户。
与陈济棠一起统治广东并相伴始终的林云陔，原先并非陈济棠的嫡系，但陈济棠对林云陔始终信任，让他主持广东经济、教育的建设，而林云陔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曾三次担任广州市市长的海归硕士林云陔（1883-1948）原名林公竞，广东省信宜县人，是辛亥革命高州起义的领袖。他和同乡陆幼刚、陆匡文兄弟在胜利推翻清朝之后没有出来做官，而是选择继续深造。林云陔远赴美国留学了6年，获硕士学位，于1917年回国，跟随孙中山工作。
1923至1928年间林云陔曾三次担任广州市市长，是奠定广州市建成山水城市和现代都市的有功者。他率先引进了“田园城市”和“模范住宅区”的城市建设概念，使梅花村和农林上路成为民国的首个成功的模范住宅区。在他的领导下，广州市大规模扩充园林绿化，并一下子增辟了白云山公园、河南公园、西关公园等五个公园，重修了五层楼（越秀山镇海楼）。他提出和建成了具有格局开阔、传统结构、红墙红柱、绿琉瓦顶、翰墨池塘、百年古树的广州市市立中山图书馆、文献馆。以及建成了与中山纪念堂同轴线、同风格的传统宫殿、斗拱挑檐、琉璃瓦顶的广州市府大楼。据《广州市志》，1929年8月广州市政府行政会议议决，确定建筑市区马路61条，共长80多公里，分三期建筑。
在经济建设方面，林云陔还创立了市立银行、市立医院，建筑了珠江边的海珠新堤，并开辟了广州内港，启动了海珠铁桥的建设。1929年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期间，林云陔抓住欧美厂商急于抛售的心理，以半价购进最先进的成套设备，并要求对方派出工程师，负责筹建、安装、调试直到正常生产。用这种方法，林云陔在两三年内建成多个糖厂、纺织厂、士敏土厂（水泥厂）、化肥厂、饮料厂、硫酸厂，并基本完成了亚洲最先进的广东省省营制纸厂(今广州造纸厂)的筹建。林云陔的经济措施有力地遏止了资金外流，创造了利税和就业机会，奠定了广东的工业基础。
林云陔深具世界视野，同时又脚踏实地，他力图以最少的付出取得最大建设成效，有人说：“其经验至今仍可借鉴”。也有人说：“1931年至1936年，是民国时代广东最安定的几年。这几年，广东省的经济建设有一定的发展。而这个时期担任广东省主席的林云陔功不可没”。还有人给他的品性总结了三条：勤俭笃实的生活；刚毅果为的处事；为政不在多言的作风。
文献上有“林云陔是历史上最清廉为民的广州市长”一说。
故事一：抗战末期，汽油紧缺，当时有“一滴汽油一滴血”之谚，林云陔为了节省汽油，自购一匹马，日常往来住处与办公地点，均以马代步，汽车则放在车库中不用，有朋友问林为什么以马代车，林云陔不希望标新立异，过于招摇，就称是为了锻炼身体。曾任孙中山代行大元帅及兼任广东省省长的胡汉民称赞林云陔在革命党中风格至高上。
故事二：林云陔任广州市长时，曾因公晋京，乘坐的是海轮三等客位。航程中有两个盗贼劫到他的铺位时，林云陔乘机开导他们，据说林云陔的一番教诲把盗贼感动得泪流满面。
故事三：林云陔就任省政府主席的那天，时间定在10点，可他9点40分还在家里给儿子修理脚踏车。有人见而惊曰：你不记得今天就职吗? 林云陔淡淡地说：时间到了就去上工便是。
故事四：林云陔在当选广东省主席以后，仍旧过着学生时代的清苦生活，林的妻子常感腰痛，就医诊治，被诊断为营养不良，医生说只要多吃鸡蛋多喝鸡汤就可痊愈。而林夫人不但缺乏营养，而且操劳过度，家里只有一个男工帮手，其余家务全由妻子料理。林云陔自己也经常擦窗、洗地。当时外出做大官的人，多数在家乡买田置地，或者在国外留有存款，林云陔则没有做这些事。
这位曾三次担任广州市市长的林云陔于1948年10月病逝于广州。
林云陔公馆位于陈济棠公馆东面，在东马路和中街的拐角，即中街的最东头，同一行座位的陆匡文公馆、陆幼刚公馆、古应芬公馆都在中街比邻。小时候，我在家里二楼的东间（父亲的房间）和二楼的阳台都能看到一墙之隔（其实是一行矮墙基的竹篱笆）的林云陔公馆全貌。
还有，我在梅花村幼儿园的一天，我们班的小朋友聚在幼儿园主楼南面的阳台上观看院墙外的北街，我指着街对面的我家（陆匡文公馆）告诉同班的好朋友陈东东和李明：“那是我的家！”，不记得是陈冬冬还是李明，她俩其中一人指着我家隔壁东邻那座别墅（林云陔公馆）说：“这是我的家！”我当时高兴极了：“哇我们是邻居呀！”我现在记不起来她俩是谁的家住过林云陔公馆了（陈冬冬的父亲陈越平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和华南分局办公厅主任；李明的父亲李汉兴时任华南分局组织部副部长）。
关于李明，她是我在梅花村幼儿园小朋友里的友谊延续最久的一位，我在外阜上学时，因想多读不同版本的《高等数学》和《复变函数》，还数次请她在上海学校里的书店找到并邮寄给我。特别要提的是，李明的姐姐李小玲就是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0·17”惨案的牺牲者——1970年10月17日凌晨，六师二团畜牧连（海南岛晨星农场）遭遇了山洪袭击，全连28名成员中，22人被洪水吞噬。与李小玲一起牺牲的还有梁愉辛，她的父亲梁奇达和我父亲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地下党的中山地区中心县委常委会分别担任组织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两家人结下很深的情谊，在梁愉辛牺牲后，正在困于政暴囹圄的梁家委托在海南枫木五七干校劳改的我母亲前往晨星农场代表家长安置梁愉辛后事，我母亲同时也以与李汉兴陈逸玲的老战友身份参与了李小玲的后事。之后，我和梁愉辛的弟弟梁海鹰分别在团部请假，一起去六师二团看望了李小玲、李明的弟弟李青。多年后我毕业回广州工作，两次去新河浦看望李明，她们家还未摆脱“10·17”的阴霾情绪，过去在梅花村幼儿园里那个最开心最朗笑的李明，变得沉默寡言，我也就不再去打扰了。
9）张发奎弟弟的公馆
1949年11月前，国民党陆军上将张发奎的弟弟在梅花村有一座公馆。按照2013年秋天广州的几家报刊根据古滂先生提供的资料制作的“梅花村历史记忆图”标示，是编码34号的那座别墅。
政治上“半红半黑”的张发奎（1896-1980）是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的客家人。他1912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参加中国同盟会。1925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12师师长，次年参加北伐战争，在攻占汀泗桥、武昌城等作战中，因有战功升任被誉为铁军的第四军军长。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集团军总司令、兵团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方面军司令官等职，率部参加过淞沪、武汉、昆仑关等战役，被授予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抗战胜利后，任广州行营（后改行辕）主任，1947年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9年3月任陆军总司令，7月辞职，去香港定居，至1980年3日10日病逝，终年85岁。
有关张发奎弟弟张勇斌的记载很少。公开的记载是张发奎多次要求率部援黑龙江省打击日本侵略军，蒋介石又不允，反将其调往江西“剿共”。张发奎痛感国事危急而报国无门，于是只身出国游历欧美。张发奎在国外宣传抗日救国受各地华侨欢迎。在伦敦，张发奎发表谈话说：“如有机会，余愿率一旅之孤军奋起抗敌，期有报国仇于万一也。”在美国，一位医生名叫雅仑，他用一个传家之宝的酒杯盛满白兰地对张发奎说：“在我有生之年，如你能打败日本，情愿把这杯子送给你”。张发奎毫不犹豫接过杯子一饮而尽。抗战胜利后，雅仑医生找到张发奎的弟弟张勇斌，“果然把酒杯交其带回”。
籍此资讯，梅花村34号可称为张勇斌公馆。
但是还有另一说，梅花村34号“也可能是抗日战争中国将领、军事家薛岳的故居”。
上世纪五十年代有部“国产反特故事片”——《羊城暗哨》就是在梅花村34号取景的。我们学校组织过全校看过这部电影，当梅花村这座别墅出现时我们很雀跃。
六十年代后入住梅花村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子弟沈长风（网名“老沈博园”）是梅花村第三代居住者，他提到，六十年代梅花村34号曾做过华南协作区办公楼；1971年至1972年左右，不知什么原因，这栋楼住了很多黑人（留学生）；原广东省副省长寇庆延也住过此楼。
在“老沈博园”里，有梅花村第三代居住者说，按照2013年秋天广州的几家报刊根据古滂先生提供的资料制作的“梅花村历史记忆图”标示的梅花村34号，原是“梅花村12号，原来是华南协作区的办公楼，后成立中南协作区后好像也在此短暂办公。梅花村11号与12号的院子相通，当年这院子还有不少的故事。大跃进时，干部在这里建了个小高炉，用各家各户拆了的铁门窗炼钢。困难时期，干部们在这里架起了大铁锅，用各家各户的捐出来的米炒熟了送到困难地区救灾。小时候，一帮村里的小孩在院子里的水池边上坐成一溜等着老沈（沈长风为发小们）剃寸头”。
有记者在报道里这样描述梅花村34号，它是一座两层半高的别墅，由于时间的洗礼，老房子显得陈旧，白色外墙开始斑驳剥落。老房子阳台采用的波浪纹造型给人以深刻印象，老宅的木窗户仍是当年原汁原味的构件，“却自有一种老者的威仪”。
10）萧佛成公馆的主人曾在1926年上书“将共产派根本剷除”
按照2013年秋天广州的几家报刊根据古滂先生提供的资料制作的“梅花村历史记忆图”，编码36号是萧佛成公馆。萧佛成公馆是一座带花园的三层楼，有卷云飞檐的古典凉亭，浑然圆润的欧式鱼池，花径满庭，假山嶙峋。据广州市东山区政协介绍，别墅为水泥、砖、木混合框架结构的两层楼房，坐南朝北，长方形，占地面积135平方米，两层总面积270平方米，每层有3间房，木门框、木窗框、木楼梯扶手。大门前是花园，有两个风雨亭和一个喷水池。
国民党元老萧佛成（1862-1940）是福建省南靖县人，生于暹罗（今泰国）的华侨家庭。萧佛成早年在当地任律师，1888年加入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三合会。1905年与孙中山在香港所办的《中国日报》建立联系，在曼谷和陈景华共同创办《华暹日报》。1908年建立同盟会暹罗分会，当选为会长。1912年任国民党暹罗总支部长。1926年初，回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6月上书国民党中央要求“将共产派根本剷除”。1927年4月，他支持并参加蒋介石建立的南京政府，被派为中央政治会议政治委员。随又组织“海外清党委员会”，办理国民党海外各支部的“清党”事宜。国民党宁、沪、汉三派合流后，任中央党部海外部委员，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29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监察委员。1931年3月胡汉民被蒋介石扣押后，赴广州参加反蒋的“非常会议”，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同年秋宁粤合作后，又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萧佛成返回暹罗侨居。1940年5月，萧佛成病死于曼谷。
历经民国政府、华南分局、中南局、广州军区四个居住时代后，到了1983年，萧佛成公馆住进了一位中共厅级干部。广东省委把梅花村36号（萧佛成公馆）分配给广东省文联主席欧阳山居住，他成为了梅花村第四代居住者。欧阳山将别墅首层用于陈列图书、会客和创作，他晚年在此主要从事散文创作。第二层作为卧室。欧阳山非常喜欢萧佛成公馆的院子，很多时间都在院子里活动，阅读报刊，晒太阳、散步、浇花、种草，包括接待客人来访。
从此，萧佛成公馆贵客如鲫。2008年12月24日，田海蓝在《羊城晚报》撰文《欧阳山与梅花村36号》一文里说，国内外的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周扬、林默涵、周而复、吴冷西、刘白羽、程代熙、关山月、红线女、周国瑾、潘鹤等，以及国际友人多田正子女士等都是梅花村36号的座上客。1994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到梅花村36号看望欧阳山。胡对老人说：“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您的《三家巷》、《苦斗》，这些作品影响了整整几代人！”杨尚昆、习仲勋、李铁映、胡乔木、叶选平等也曾经来拜访过老人。这里，曾经举办过多次重要的不拘一格的文学作品研讨会；这里，曾经是20世纪80至90年代广东省文学艺术思想交流的中心。而欧阳山就在这个他十分喜爱的环境中，陆续写出了《一代风流》的后三部；杂文集《广语丝》1至3集；并且校改了《一代风流》全书，重新命名为《三家巷》。
梅花村第四代居住者“紫檀”（网名）在2009年1月14日博文里说，我家住在二楼，有一个弧形的大阳台，常能看到欧阳山在院子里散步，常能看到他的名人朋友们来访。最记得的是红线女。因为我爸爸是粤剧迷，红线女到访，我当然要一睹这个国宝级大师的芳容。十几年邻居，直到我工作后搬离梅花村，欧阳山还是住在36号。
1999年夏天，欧阳山搬进了广东省委新建的梅花村22号的16层公寓里。欧阳山在梅花村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25个年头。
2005年春天，就在欧阳山逝世五周年后，广东省文联、广州市原东山区委宣传部、东山区文化局、梅花村街道党工委、梅花村街道办事处共同筹集20万元，由欧阳山的学生、雕塑家潘鹤教授精心创作了2.5米高的欧阳山纪念头像，就在梅花村36号——萧佛成公馆的旧院址上赫然矗立起来，并将此命名为“欧阳山广场”和“欧阳山故居”。
11）我对蒋光鼎公馆的疑惑
按照2013年秋天广州的几家报刊根据古滂先生提供的资料制作的“梅花村历史记忆图”，编号37的这座别墅是蒋光鼎公馆。它就在梅花村幼儿园大门口的左前方。
中国著名的爱国抗日将领蒋光鼐（1888—1967）是广东省东莞县虎门镇人南栅村人，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国民革命军师长，第十一军副军长，参加中原大战。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兼淞沪警备司令。1932年1月28日，率领十九路军抗击日军的侵略。蒋光鼐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等职。1967年6月8日逝于北京。
梅花村第二代居住者华南分局宣传部部长王匡之女王晓吟说，我常常想到上个世纪40年代末，蒋光鼐先生为了解决在广州的东莞籍人士子女读书问题，筹办莞旅中学时，捐出了他在荔湾逢源路87号的房屋作校舍。从可容纳一家30多人居住的西关大屋，搬到梅花村37号两层楼的小洋房里，算上附楼总共也只有七八间房，实在不够住。蒋光鼐让他念书的孩子们都到了培正、培英这些寄宿学校去住，又让成了家的大儿子回到虎门的老家去住，大的房间里架上三四张床，才勉强把家人都安置下来。从繁华热闹的西关，搬到僻远、交通不便的梅花村，家里的人都很想不通。蒋光鼐为了培养祖国年轻一代殚精竭虑，作了很大的牺牲。
王晓吟说，蒋光鼐于1952年调到北京，担任国家纺织工业部部长，举家迁往北京后，蒋光鼐公馆也捐给了国家。
我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1958年的一个星期六下午，这个时候是家长来梅花村幼儿园接小朋友回家的开放日，我和弟弟钮海东在园里玩着玩着就走出幼儿园门口了，乍见“梅花村历史记忆图”编号37的这座别墅的地面竟然已是一片修整过的黄土平地，原来的两层别墅不见了！但四周的绿围还在，我便和弟弟钮海东在这块新平地上转悠玩耍够了才回家。一起在这块新平地上玩的，还有邻班的两位女小朋友，一位姓崔。
关于这块空地，梅花村第二代居住者“hf0208”（网名）和二宝表示还记得：“当时那块地已经是一个篮球场，周围种着竹子，根本沒有建筑。后来改建成一栋楼房，编为新6号”。
梅花村第二代居住者华南分局宣传部部长王匡之子王晓培说，他们王家在梅花村住过蒋光鼐公馆。
我的疑惑是，原梅花村37号——蒋光鼎公馆为何在1958年就拆了？
第6章 我家住过陆匡文公馆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家住在陆匡文公馆。按照2013年秋天广州的几家报刊根据古滂先生提供的资料制作的“梅花村历史记忆图”里，梅花村31号即是陆匡文公馆，别号“匡庐”。
“匡庐”是坐落在梅花村中街北面的大院子里的一座两层唐楼别墅。
曾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及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的陆匡文（1892-1964）是广东省信宜县水口镇人，1908年加入同盟会并担任同盟会信宜会长。他参加过讨袁（ 世凯）讨（龙济光）护法诸役，是林云陔领导高州起义的得力助手。民国成立后他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专业。1923年起历任广州大元帅府法律委员会秘书、广东南路财政处长、禁烟处长、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简任参事以及广东省立勷勤大学秘书长兼教授。1945年起任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政务处中将处长，广州行辕民事处中将处长，广州绥靖公署中将秘书长，并兼广东省政府委员及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1947年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到台湾，续任“ 国大”代表，任“ 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1964年9月5日在台湾逝世。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主政华南分局工作的叶剑英、方方多次要求中央将分配在北方工作的广东北撤干部调回广东和广西充实各部门，于是在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父母就得以先后南下回到广州。回粤的第一份工作，组织上安排我父亲在梅花村的华南分局政策研究室，安排我母亲在农林下路的华南分局党校。由于我父母天天早出晚归、工作繁忙、出差频繁，组织上就分配了两个住所给我父母，因此我们就有了两个家，一头是农林上路，另一头就是梅花村31号——陆匡文公馆。当母亲出差时，我就到梅花村这边来住，前面说到，由父亲来“管理”我。
五十年代初期，早巳撤离大陆的国民党飞机仍经常来轰炸广州，轰炸的目标之一就是梅花村。每当敌机空袭时，父亲牵着大我两岁的哥哥、母亲抱着我，匆匆往附近的防空洞奔去。但空袭次数多了，大人们也就不是每次空袭就去防空洞。有人告诉我母亲，楼房里最坚固的地方是楼梯，飞机空袭时最好将孩子搁到楼梯转角处。于是，每当躲空袭时，母亲就把我抱到楼梯转角处，叮嘱我坐好，不要出声，不要走动。母亲则回到房间继续写她的东西，她大概是躲空袭的次数多了，不觉得国民党飞机能怎么样。我呢，乖乖地坐在楼梯的阶梯上，静静地一个人数手指，从一数到十，可我总是在数到五至七之间时数错，又从头来。如是反复多次，直至解除空袭警报的汽笛声响起，母亲出来接我回房间玩。
我两岁前就在陆匡文公馆里学打呼噜了。只要父亲没出差，他就会在机关食堂中午饭后回家午睡一会，而这时，是陆匡文公馆二楼的东间鼾声大震的场面，整个楼里都可以“传达”到父亲的呼噜。哥哥钮海林就带着我悄悄地立在东间门外，哥哥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学得炉火纯青了，他和着父亲的鼾声高高低低长长短短，那声音太像，把我乐得捂住嘴快笑死了。一开头我怎么也学不会，拉不响鼾。经过多次实地练习，已经能和着父亲的呼噜声高高低低长长短短了，到小朋友圈里显摆时老鼻子威了。这是我住在陆匡文公馆里最有成就的事。
我家居住的陆匡文公馆的主人陆匡文于1964年9月5日在海外逝世。几十年后，陆匡文有一个儿子陆景武这些年回到大陆任教，人称陆教授。1930年8月陆景武生于广州东山梅花村，他同时也是林云陔的侄子。陆景武1948年考入广东的一所法学院经济系，不久转入岭南大学经济系，后先后赴香港大学、夏威夷大学、加州州立理工大学、英国雪利大学求学，学成后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台湾大学、东海大学、逢甲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台湾多所高校任教，退休后在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菲律宾大学、日本立教大学、琉球大学等高校任客座教授。上世纪九十年代拆毁梅花村诸公馆后，陆匡文公馆已不复再。时至今日，原屋主陆匡文的后人若再返梅花村念旧，或是只能望址咏叹《还旧居》了吧：“……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陶渊明诗）。
多年前，陆匡文公馆已经被拆毁了。
第7章 我亲爱的梅花村幼儿园
1）梅花村幼儿园的“婴儿期”
我一直以为儿时的梅花村幼儿园所在地原是修女院，或者是一些文献说的它是“法国天主教安老院”。这些天才知道原来那个院子是“加拿大籍管理的老人院”。
中共军队于1949年10月14日解放广州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进驻梅花村。由于华南分局管辖广东和广西两省，干部出差频繁，家庭事务及子女保育教育都难以照顾，这种困难一时困扰各级干部，迫切需要办托儿所以解决后顾之忧，让干部们安心工作。而华南分局在问鼎两广之前对此已有准备。
莫婉雯在她的《建国初期广州市托儿机构的接管与改造》一文里回顾：“早在1949年初，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先后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加紧准备城市接收的工作，培训接管城市的干部。当时还设在香港的华南分局要求香港党组织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培训干部，为解放接管广州作好准备。为此，华南分局群众工作委员会以香港女青年会的名义，在香港举办保育训练班，招收党员、团员、干部、进步学生为学员。聘请具有幼儿教育专业知识的中国留学生、名牌大学毕业生担任教师，开设儿童生理、心理、儿童饮食卫生、儿童文学、托儿行政管理，美术、图画、音乐、游戏课程。学习时间六个月。第一批学员30人，先后于1949年7月至10月分三批回广州，其中学员黄剑雄、司徒虹、黄洁、叶晖、桂侣、邓贞、梁燕玲、郭巾英、李平、黄茵等10人到广州市妇女工作委员会工作（即广州市妇联的前身），成为当时接管改造广州市托儿机构骨干力量。1950年，广州市妇联派干部郭巾英、黄洁、宁燕玲协助广东省妇联筹办华南分局托儿所，即现在的广东省委机关托儿所”。
莫文里说的“华南分局托儿所”，就是梅花村幼儿园的婴儿期，副科级单位。其实，“梅花村幼儿园”只是人们的口头称呼，它的正名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干部子弟幼儿园，正科级单位；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华南分局调整为中共广东省委员会，1956年定名为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幼儿院，副处级事业单位。
我关注和回忆的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即1950年至1959年期间的梅花村幼儿园。
梅花村幼儿园官网介绍：1950年初，梅花村幼儿园选址在梅花村25号，由郭巾英、梁燕玲、黄洁等同志筹办托儿所，招收科级以上干部的孩子，实行供给制，孩子的饮食、衣被、鞋袜全部由国家供给。同年3月，受广州“三·三大轰炸”影响，为了孩子们的安全，老师们带着孩子到西关一带暂避。托儿所于1950年5月正式成立，共有大中小三个班、几十个孩子。为防止流寇、土匪和国民党特务的暗杀破坏活动，幼儿园在西关期间的对外名称为“青海部托儿所”。现在看来，华南分局负责安保的干部还挺有防范意识的，起了一个与共产党毫无关联的托儿所名字:青海部。像是国军“西北王”马步芳、马鸿逵部的后属。
时任广东省公安厅人事处干部科长的姜鹏在她的《我和谭政文》里回忆：解放初期，大批反革命分子散布在全省各个角落，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和敌特分子勾结，频频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严重威胁新生的人民政权。她说，那时广东全省的散兵游勇就有五万之众。广州市内土匪横行，一位民主人士在一条街上坐（着）数，一上午就发生十几起抢劫。南下的干部刚进住东亚酒店，土匪随后就开抢。我们的警卫班被敌特伏击，甚至堵在公安局治安处的门口，公然与我们对射。市政管理也很混乱，汽车撞死了人，两三天无人收尸。1950年，将黄沙车站炸平了的“三·三大轰炸”，特务的信号弹满天飞。
敌特活动十分猖狂的这种情况令经常出差在外的华南分局的干部们尤为担心。正好，位于梅花村北片的加拿大籍管理的老人院（又称安老院）撤销，于是“青海部托儿所”从西关搬迁至梅花村幼儿院现址。梅花村幼儿园官网介绍：“1952年，郭巾英同志参加土改，调徐英代任所长，并根据中央行政区域划分将托儿所更名为中共华南分局幼儿院。1956年定名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幼儿院，招收华南分局和省委机关干部职工的孩子。此后，办院规模逐步扩大，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已有9个全托班，幼儿近300人，教职员工80多人，在抗美援朝、土改等大潮中，孩子们的父母下乡的下乡、打仗的打仗，为让领导、干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孩子们吃住在幼儿院，教职员工和孩子都以院为家。为了让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全院教职员工秉承一切为了孩子的办院宗旨，辛勤工作，精心育苗。老师们利旧利废自己动手做玩具教具、木偶、黑板等，业余时间帮孩子理发、补衣服。解放初期，卫生条件差，传染病流行，幼儿院自办隔离室，老师们轮班照顾，没有休息日，但老师们毫无怨言，依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
几年下来，梅花村幼儿园的各项工作就走上了正轨，莫婉雯回顾了建院初期建立的各种规章制度：“学习制度：建国初期，教职员工每天学习时事政治两小时，后改为一小时。会议制度：每学期召开两次全体教职员工园务会议，讨论学期计划总结，增置设备及园内一切行政事宜；每两周召开一次全体教职员工教导会议，内容为汇报教学及讨论教学一切事宜；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每学期召开一次，开展互相帮助，共同提高；财经审查委员会议，每学期召开两次，由保育工作者代表、家长代表和财务人员组成。但是在执行会议制度过程中，有一部分幼儿园因教学工作或政治运动的开展，常常没有完全按计划进行。卫生制度：保教人员对幼儿每天检查卫生一次，并将检查结果作出记录，每星期通知家长；每月为幼儿度高磅重一次，每星期全园大扫除一次。儿童请假制度：儿童因病因事请假，家长必须通知园方负责人。值日制度：每天由一教养员值日，负责当日园内伤发事件，当值教养员不得随便离园及迟到早退。点名制度：每天上、下午检查出缺席幼儿。与家长联系制度：每学期召开家长会议两次，每学期每小孩家访一至两次，特殊情况随时与家长联系。”。我就是在梅花村幼儿园走上了正轨这段时间入读的。
2）我的花园我的学园我的乐园
住梅花村期间，父亲后来在村里上班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不仅是因为出差，还临时到江门、湛江挂职工作。而母亲则到华东党校、华北党校等地以进修的方式为华南党校取经。于是家里在我两岁时就把我”扔”到梅花村幼儿园。此前，我哥哥钮海林已入读梅花村幼儿园两三年了，每次都看到他在周一时都哭着喊不去不去不去呀，这对我很有些影响，觉得梅花村幼儿园里很恐怖。以后我才知道，他们班里有一对来自北方军干家庭的两兄弟很凶悍，打遍全院男女生，阿姨老师都怕他们三分。我哥钮海林是个活泼听话、斯文漂亮的孩子，自是老师阿姨的宠爱孩子，他也就成为那两兄弟狂扁的重点对象。看着这两兄弟欺负我哥时，站在一旁的我握紧粉拳，幼小的心呐喊着等我长力气了就狠揍你们！
我入读梅花村幼儿园后，在很短时间就喜欢上了这个大家庭，受到阿姨、老师、院长的多次表扬，之后还一度成为“大王”，其中也不乏用拳头镇压顽劣童生。于是家里每周一早上就出现这样的情景：哥哥想尽法子哭闹着不肯上梅花村幼儿园，而我则整装待发高兴地催林叔叔快点出发。
（1）初入小小班
初进梅花村幼儿园那时期，父母常常是两三个月不来接我们回家，我记得有一次长达一个学期，妈妈说没这么长。当星期六晚上小朋友们都回家全院只剩下无家长来接的孩子时，我们就会被集中到后院的那列平房里度过周末之夜和周日全天，可凄凉了。我和哥哥钮海林手拉着手围着幼儿园的围墙走啊走啊，哭啊哭啊，叫了千百声妈妈，妈妈总不来！我们哥俩喊妈妈的地方在幼儿园的那架滑滑梯上的小平台，只能站着两人，但眼睛的视线可以高过院墙。我俩望着对面只有十几二十米开外的家——陆匡文公馆二楼的后阳台，希望母亲和父亲听到我们的哭喊声能出来。通常，十次总能遇到一次，穿着洗得发白军装的妈妈会出现在阳台，向涕飞泪洒的哥俩招手，这是最幸福的梦想实现时刻！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干部们对外保家卫国、建设政权，废寝忘食；对内三反五反、运动连年，没完没了。有时妈妈在中午的一个小时里从农林上路的华南分局党校跑来梅花村幼儿园看我们，抱我们，问我们，这种天伦，也仅仅是一会儿，当我们对着她匆匆离去的背影嚎淘大哭时，妈妈比我们还要伤心。
我还记得进梅花村幼儿园第一天的情景。先是报到，办完手续后由院办老师带我到幼儿园最大那座幼儿楼的一楼的小小班，有一位阿姨照顾我们。小小班第一天只有四五个小朋友报到，整个教室兼寝室空空荡荡的，只有几双刚发下来的黄胶拖鞋和几个大小便的痰盂，阿姨说的话小朋友都听不懂，小朋友们说的话阿姨也听不懂，一出鸡同鸭讲的混乱剧。我们在阿姨用动作的指挥下边哭边参观了一楼小班吃饭、二楼中班游戏、三楼大班跳舞。我高兴地看到哥哥在歌咏组里唱歌！然后我们被阿姨带回“地下”（粤港人称一楼为地下），边哭边练习排队，边哭边学习礼仪，边哭边学吃份餐，晚上早早地被阿姨摁到小床上，小朋友在蚊帐里大哭大喊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母亲在我入托前已经教育过我：“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小海军战士你能做到吗”，穿着海军童装的我立正、挺胸、吸气，响亮地回答：“能！”，所以坚持不哭，我只是用枕头捂住嘴悄悄地流泪想妈妈。
第二天，又来了几个新小朋友们，依然是边哭边玩，边哭边练习排队，边哭边学习礼仪，边哭边学吃份餐，晚上早早地被阿姨摁到小床上，小朋友在蚊帐里大哭大喊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
这样边哭边玩了许多天，越来越多小朋友报到了。后来终于听阿姨说“到齐了”，老师才闪亮出场，一身的苏式列宁装。因为我前段时间表现坚强，不怎么哭，还安慰伤心欲绝的小朋友，还领着大家玩游戏，所以被老师“任命”为班长（这班长一直当到小班、中班、大班、预备班）。老师明显比阿姨水平高，带着我们欢天喜地唱唱跳跳，她讲的故事能把小朋友们带到莫斯科和哥本哈根。
我在小小班学的第一个集体舞是《找朋友》：“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笑嘻嘻呀点点头，大家一起跳舞，再见！”老师以欧洲集体舞男女分列排两队的方式指挥我们，唱每一句时都要做规定的舞蹈动作，走两步转一圈儿，走两步转一圈儿，这些我都努力使劲地做到了，唯有唱到“再见”这句时要原地绷起跳到另一行，与对面的女小朋友换一个位置，我每次“再见”都蹦不起来，肥头重身，笨手笨脚，不够气力，被几位女小朋友放声大笑了N次。唉，这是我在梅花村幼儿园的首届挫折，终身不忘。
后来，我在中班时成为全院跑的最快的小朋友之一，每个学期的围绕梅花村幼儿园礼堂前面的大花园跑圈比赛，我总能名列前茅，在终点线获得献花。记得，给我送大红花戴的漂亮女小朋友有陈冬冬、李明、唐……唐什么忘名字了呵呵，她母亲也是华南分局党校的干部。
（2）学习有序的快乐生活
每当梅花村天亮的时候，我们就要在楼里的西走廊里学习用牙膏、牙刷来洁牙，用一杯温热的盐水漱口，用一片小毛巾自上而下、从左到右、由里及外地擦脸颊抠鼻孔挖耳朵，然后发给每位小朋友一个绿色的瓷痰盂让我们拉屎，拉完屎的就撅起屁股喊一声阿姨我好啦，阿姨就过来飞快地用一小张黄色的草纸抹我们的屁眼。接下来是在东走廊里对着太阳三二三四地做早操、集体进晨餐、集体听课、集体游戏。离午饭前的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很疯的室外自由活动，男欢地草，女逐蝶花。
午睡是必须的，必须睡三小时。睡不着的可以玩手指。起床后是集体大洗澡，赤条条地列队由数名阿姨淋水、擦皂、抹身、淋水、干身、穿农，然后在我们小屁股上一拍，又是个下午的自由活动。满院子窜的是精力过剩、好奇心大的孩子，静静地在教室里、宿舍里、玩具室里过家家的又是另一种类型的孩子。
晚餐后有一段集体活动，或是全院小朋友到与大楼连接的礼堂里看电影幻灯木偶戏，或各班小朋友自己小结一天的优缺点，或由老师、我们中的一位小朋友讲一两个故事，或教小朋友们叠衣服铺被盖摆蚊帐，或大声通知明天是穿列宁装校服还是穿水手装校服。最后，再放一次羊(室内自由活动)。
我在小小班时，小朋友们上床后就要根据站在宿舍当中的值夜阿姨口述的要领去作息——“身子往右侧躺，双腿微曲，两只小手放在右脸下，眼睛闭上，嘴上要微笑。好，静静地睡下去，不要想爸爸妈妈，他们的工作很忙。爸爸妈妈要是知道你们乖，就会很高兴的。小朋友们晚安!”我们齐声答；“阿姨晚安!”一觉醒来又是另一个太阳升起的天了。
（3）可敬的周阿姨
这样的睡前教育我记得整整经历了一年期的小小班。然而我们岂是小兔子?骚动得很!每当值夜的阿姨一熄灯离开，我们便制造各种各样的活动：借着走廊射进来的明亮叠纸飞机往蚊帐外扔啦，哼当天学到的《我是一个兵》之类的军歌啦，学电影里扎白头巾的土八路打扮啦，抱起脚丫嗅那股不同于手掌的异味啦，甚至还有放声哭爹哭娘的啦.凡此种种，均受到一位专职值夜班的周阿姨的坚决“镇压”。
周阿姨嗓门大、气势凶，手段也是好吓人的。她先是在门外洞察秋毫，待探明内情后即跳入堂中一拉亮大灯(制造紧张气氛)、喊打喊杀(压住混乱状况)、逮捕“首犯”(擒贼先擒王)、绕场一周(镇慑其他“从犯”)。然后，她操起广州味儿的普通话，一边喊叙作为，一边示范表演：咪你的耳仔(揪“首犯”的耳朵)，拉你到角落头(把“首犯”推入门后角)，用哩扇门迫死你(用手推门板假作用力状)。首犯大哭：“不敢啦不敢啦”。小朋友们蒙头在被盖里哆哆嗦嗦。一晚，抓了一个女“首犯”，夜尿者大增。
斯大林逝世了，举国震惊，大人们好悲痛的。我们梅花村幼儿园也在院内礼堂南侧的小广场上立起了这位共产主义阵营首脑的遗像。全体老师，全体阿姨，全体工人，全体小朋友列队集合在遗像前。院长声泪俱下致悼词，几位老师不请自上、诉发内心。老师们讲毕，周阿姨自上。但见她语未出已号响起，由嗷嗷至啕啕，最后倒地不能自已。老师与阿姨们手脚大乱。
不懂得场合、严肃、悲痛的我们哗起，长期受惊怕的情绪突然一解而放。我曾当过给周阿姨揪出来的“首犯”，一种莫明的劲儿令我情不自禁地拍起巴掌来。小朋友们也跟着拍起来，两三百个小朋友!
斯大林悼念会之后，周阿姨换若他人，待我们很好，很好。每天晚上，直至毕业。长好大了，仍深切怀念这位严师周阿姨，尤其是她对领袖的爱，我认为有顶峰的感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步入少年及青年。周阿姨，您还健在吗？
（4）哥哥骑猪
在梅花村幼儿园，哥哥钮海林是我的家长。由于那时父母们出奇地忙，幼儿园一个月才放小朋友回家一天，所以我很沾哥哥，只要是自由活动的时间，我就满院子去找他。而哥哥总是摆大男孩架子，不愿意自己屁股后面有一条小尾巴。我不管，反正我就跟着。有一天哥哥很亢奋，不管是上滑滑梯，还是荡秋千，还是走独木桥，还是爬高杆，还是上西院那座独立厕所，他都边玩边溜达边反复高唱“红旗飘舞迎朝阳，我们的歌声多嘹亮，人民海军向前进，保卫祖国海洋斗志昂……”，他走哪我跟哪，在他后面也就很快学会哼这首《人民海军进行曲》了。哥哥钮海林今天为什么这般亢奋，我当然知道的，昨天下午院长邀请了一个家庭杂技团来我们梅花村幼儿园做表演，其中以《人民海军进行曲》做压轴节目的主题曲，高班的小朋友可喜欢这首歌了。
能一准儿找到哥哥所在的地方，大多是后院斜坡上那爿屠房。每天上午十点半，正好是自由活动的启点，好多男孩子就溜进屠房，观看惊心动魄的每日杀一猪。
当梅花村幼儿园的屠夫们把喊得撕心裂肺的一头大猪押往两平方米的水泥地板上时，哥哥钮海林的眼睛发直发亮他很兴奋地看着屠夫手持尖刀往猪脖子上捅的动作。听妈妈告诉我，当年在天津市，哥哥与几位小朋友看了部队饮事兵杀猪的情景后，跑回家把不满一岁的我押上长椅，用军刀剐我。我居然一声不吭，肥肥地任由他们宰割。不知是他们的力不足还是刃不利，结果是刀不血刃。也许是哥哥还记得杀我这只小猪时的不成功，于是就特别认真地看屠夫们的捅脖子动作，包括接血、烫猪、翻毛、开膛、斩肢、洗肠，全过程。那时还没有电视看，小朋友们只能从这些精彩刺激、五色六颜的生活画面上取娱好些年。
不知为啥,每次肢解完大猪，屠夫们总把一个完整的猪头搁在血案上对着我们。小朋友们都想挤到猪头前看看，百思不解那猪头还可以睁怒眼、张恶嘴。每次都是，当我们小心翼翼地观摩猪头的时候，这只无身的怪物就惨叫一声，真真吓得你屁滚尿流!长好大了，才猜想那可能是屠夫佯装着若无其事地弄猪什时喊的，喊得真像——“嗷……！”
在宰猪房的后院，流放着许多头大肥猪，它们不断地被宰，又不断地从外面运进来，总能保持一个排的“兵力”。大班中勇敢的小朋友都在它们当中选一坐骑，慢悠悠地在园子里倘佯。刚升上大班的哥哥钮海林跃跃欲试，握住猪耳，头一回跨上一只大黑猪。刚坐定，猪箭也似地跑将起来。他慌了，嚎哭，摇摇晃晃地在猪背上一起拱入了东边远处的绿林，人猪无影。我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我以为哥哥回不来了。
当哥哥脸上横挂着鼻涕，手里捻着那根代作皮鞭的树枝，装着若无其事一样从东边那片绿林里荡出来时，我才转啼为笑。从那以后，哥哥钮海林成为全幼儿园的骑猪能手。梅花村幼儿园院长从苏联带回的一辆绿色的两轮儿童自行车理所当然地由他施展。送信，派报，传递通知，哥哥成为老师、阿姨、校工们的宠儿。我追在他车子后面，总觉得那辆绿色的自行车是头黑猪。
（5）零散的记忆
全院大搬家。记得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梅花村幼儿园“要搞卫生及大扫除”（现在叫装修），全院搬到了（按照2013年秋天广州的几家报刊根据古滂先生提供的资料制作的）“梅花村历史记忆图”编号10和编号18这两座紧挨着的别墅里过渡。我们班和其他班暂居的10号别墅异常热闹，除了睡觉时间，基本上等同成语“翻江倒海”和“杂乱无章”。那天，在全院小朋友兴高采烈地搬回幼儿园时，一位老师发现发高烧的我在“欢歌笑语”的10号别墅楼道里被拥挤的“返城部队”挤到拐角，这支没有了班长指挥的队伍顿时“人海翻腾”，但此时我已无力站直。于是我没有随大家一起返回幼儿园，而是被紧急送进了隔壁的18号别墅二楼里，才知道，这里是临时的隔离室，和我一样发高烧的三四名不认识的各班小朋友都病怏怏地躺在小床上不吭声。两星期后我才回到班上，班里的小朋友们还为我举行了欢迎礼，我的好朋友沈丹阳（时任华南分局党校干部沈石林之子）代表全班送给我一把木制玩具手枪，这可是当年男娃最精贵的宝贝，这事儿打死我也不会忘记！
大厨房。在红砖主楼的南面的附属建筑，有一所欧式的高大厨房，所有小朋友都敬畏在里面工作的炊事班叔叔们。在大厨房的西面，有一个仓库，里面放的是粮食和肉菜。仓库和厨房之间是一个宽大的遮棚过道，过道中间有一个石磨，每天晚饭后，我就去石磨旁看一位伯伯用黄豆磨豆浆（第二天早上全院早餐的豆浆），并在这里等“邮递员”我的哥哥钮海林送信报给炊事班。这个每晚“节目”直至哥哥毕业离开梅花村幼儿园才结束。
杂技团来访。我在小班时的一天，院长邀请了一个家庭杂技团来我们梅花村幼儿园做表演，其中最精彩的压轴节目是全家人爬高杆：最底下的那位大男人在肩上顶着一支高高的竹竿，几名穿海军服的儿子女儿顺序地攀上杆顶（小朋友们欢呼），做伸展做瞭望做持枪做瞄准做旋转做挥旗等高难度动作（小朋友们鼓掌），下面抖抖晃晃（小朋友们尖叫），上面风雨飘摇（小朋友们大哭），惊心动魄之中是铜管乐演奏的《人民海军进行曲》（小朋友们大唱），一曲结束小海军们跳下地面，引爆高潮。这之后，梅花村幼儿园连续几届的院服都是全套深蓝色海军童服，戴上后脑勺有两条风向带的海军大盖帽走在东山的马路上极其拉风，我们的“院歌”几乎就是《人民海军进行曲》。还有后续，院长的儿子后来在六十年代初参军入伍海军，九十年代中期这位陈大哥在转业前已是南海舰队的大校军官。
周末交际舞会。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央办公厅开始组织周末舞会，中央常委悉数出场。为缓松广东干部们在基层出差的身体辛苦和连年运动的身心紧绷，时任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省政府）办公厅主任的父亲也在越秀山南麓的省府大院里组织了周末舞会，省长书记、部长厅长齐齐上场“推磨儿”。我被接过去看了几次，省府的露天舞场有彩灯有乐队有汽水有糖吃，很热闹。因为五十年代后期梅花村里已无省级机关规模化办公驻地，所以梅花村一直没有省级水平的周末舞会。一天下午，我们梅花村幼儿园的老师阿姨异常兴奋，命令我们在大楼里待着不准离开班房，各层楼的小朋友只好在东廊的栏缝间里往广场看。但见老师阿姨她们聚到一起举着花衣服和布拉吉谈论穿着，不时传出大笑大喊的声来。而校工们则在前院广场上布置座椅、牵挂彩灯、磨平地面、抛洒白色的滑石粉、运送水桶和食物。晚上，星星和月亮刚出来，一支外来的乐队开始奏响动听的舞曲，蝴蝶般的老师阿姨们吱吱咋咋地在大门口迎来众多居住在梅花村里的伯伯婆婆、叔叔阿姨。当所有大人在广场围成一圈时，院长站出来请出一个人致开场词，这人居然是我父亲，然后我父亲请出我母亲跳了第一支舞，然后大人们成双成对一起跳了起来。舞曲不管是快是慢，鼓点都是咚擦擦咚擦擦咚擦擦咚擦擦。接着有一位老师跑上二楼来接我下去见父亲母亲，我好高兴呀，下楼梯是扑棱带飞的。可是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长大后绝不跳交际舞。因为这晚的舞会，阿姨们排着队与我父亲搂着跳舞；叔叔们排着队与我母亲搂着跳舞，我看着不高兴。
我们开动汽车啦。一天，梅花村幼儿园门前停了一辆没关门的黑色轿车，司机下来后和门口传达室伯伯进到院里办事去了。我们几个小朋友看见有机可乘，赶紧走出院门，坐进汽车里欢呼雀跃。我们本只想坐坐而已，谁知坐在司机座上的那个全院有名的顽皮小朋友居然把汽车掰动了！汽车沿着北街向西行驶，车速也不慢，而马路并不笔直，我们都吓哭了，尤其是司机座的那小子更是嗷嗷大叫，眼看要碰墙啦要死了的档口，那位司机从后面追了上来，气急败坏地趴进驾驶室把车弄停，然后一巴掌拍傻司机座上的那小子。我们乘机作鸟兽散。之后，梅花村幼儿园宣布了一个纪律：小朋友在任何时候不准坐到汽车驾驶座上，不准乱动驾驶设备。
我曾做过献花儿童。在梅花村幼儿园礼堂的那间小小工作室里，贴着一幅《我们爱和平》的宣传画，画上两位抱着献花的男女小朋友是我们全院小朋友羡慕嫉妒死了的偶像。没想到我也能与邻班的一位女小朋友被选为接待保加利亚妇女工作代表团的献花儿童。那天院长带着一干花姿招展的老师阿姨站到院门口等待保加利亚客人，我和那位现在已记不起名字的邻班女小朋友站在最前面。这次和她不仅献了花给外国老太太，还坐进了进院门右边那行坐南向北的办公平房。进这一溜的平房要踏上三四级的阶梯。平房里有一间接待室，我坐在保加利亚老太太身边。经介绍，老太太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游击队，哦自己人呐。还有，我记不起让我坐到保加利亚老太太旁边的那位院长是谁了，郭巾英？梁燕玲？黄洁？宁燕玲？徐英？
猴子吓人。梅花村幼儿园有个负责安保的叔叔，他养了几只猴子，用细铁链拴在大厨房外的南花园，平时作为我们小朋友观赏的动物，但也有顽童用击打撩泼去激怒猴子，弄得猴子为挣脱链条而尖声叫嚣，吓得顽童转身逃之夭夭。这时就会有男大人高呼“猴子出来咬人啦！猴子出来咬人啦”，这是全院小朋友、老师阿姨的“世纪末日”。我们在老师阿姨的招呼下躲进大楼里闭门不出。在未解除猴险的那几个小时里，小朋友们吓得屁滚尿流，老师阿姨惊得哆哆嗦嗦。以后几次闹猴险，都有几个男大人在大厨房旁边齐声高呼“猴子出来咬人啦！猴子出来咬人啦！”，全院因此动荡不安。幸好每次闹猴险时，一到开饭时间就能按时结束。后来，猴子和安保叔叔都不见了，梅花村幼儿园里从此太平无猴事。长大了以后，我们几个小伙子议论这事儿，一致认为是那个安保叔叔带着炊事班叔叔们在挑逗女人们——吓那些不愿下嫁给他们的美丽老师漂亮阿姨，放猴是假，吓姑娘才是真——即可出气又找乐子，还可丰富业余生活。
全院的小朋友都住院了。我上中班的那年，梅花村幼儿园出了大事，不知道小朋友们中得了什么病，一个接一个地送到了中山二路的广东省人民医院留医。这是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最后全院各班的小朋友只剩下三个，两男一女。我是其中一名。院长老师阿姨校工们全到省人民医院去照看病童了，只留下一个年纪大的阿姨带着我们仨在二楼宿舍里待着不准出门，每天就是吃饭、睡觉、呆坐，日复一日，幸亏院方将半罐咸饼干留给我们，是给阿姨作为谁表现好就发一片给谁的奖品，让我们乖乖地听话。但饼干几天就奖励完了，我们三个小朋友进入哭、闹、呆的“时代”，哭是因为闷极了，闹是因为阿姨不会讲故事，呆是因为一天好长好长无法打发。还好，这位阿姨终于在某一天懂得怎样消磨我们了，她拿来三把剪子、一堆旧布、一碌细线和几根针，来教我们针线活儿。后面这个月的日子就好过些了。我们闭气聚神、静心收身，从穿针引线学起，先是笨手笨脚，然后总算差强人意，会缝小布袋子了。我还是最先学会钉纽扣的呢。可是好景不长，刚学会缝几个有小扣子的布袋子，我也被送进省人民医院了。那天中午我被救护车拉进省人民医院楼下，然后被几位白衣姑娘（“文革”前粤港人称护士为姑娘）抱上二楼（原址就是现在正门的二楼），喔哇二楼里面热闹极了，全层都是我们梅花村幼儿园的小朋友，进门就看到他们穿着病号服用铝勺敲着陶瓷碗在齐声高唱“红旗飘舞迎朝阳，我们的歌声多嘹亮，人民海军向前进，保卫祖国海洋斗志昂……”，啊《人民海军进行曲》！
大礼堂。梅花村幼儿园里叫“大礼堂”的那个建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称不上大，但当年还真能把全院师生装进去。我在这里学会了第一支集体舞《找朋友》；我在这里度过了梅花村幼儿园唯一一次、我人生的第一个平安夜——装扮成圣诞老爷爷的阿姨在全体小朋友的尖叫声中摸黑向我们分发圣诞礼物；我在这里接受了完整的学习和做事情要专心致志才能成功的观念——小猫钓鱼的故事。中央电影局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品的黑白动画片《小猫钓鱼》，说的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小猫妙妙和咪咪姐弟俩跟着妈妈去河边钓鱼。妙妙很仔细地看着妈妈的钓鱼动作，然后专心致志地钓鱼，不一会儿便钓了好多鱼。顽皮的咪咪没有耐心，投下钓钩就去玩耍，鱼饵很快就被小鱼吃掉了。这时在一旁看着它钓鱼的青蛙可乐了，它决定与咪咪开个玩笑，它从水底捞了只破草鞋挂在咪咪的鱼钩上。咪咪忽然觉得鱼竿很沉，“一定是大鱼上钩了”，它心里好开心，可是当它用足气力把钩拉上来一看，却气得吹胡子瞪眼。这时，太阳升到头顶上，妈妈带着姐弟俩回家吃饭。在饭桌上妙妙嘲笑咪咪一上午没有钓到一条鱼，咪咪一脸的不高兴。妈妈批评了妙妙，接着耐心地教育咪咪，告诉它钓鱼一定要专心。咪咪听了妈妈的话，想起自己的行为，很是惭愧。下午，它又来到河边。这次它下了大决心，思想再也不开小差，它睁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浮标，不一会儿果然钓到一条大鱼（全场小朋友鼓掌欢呼）。看完电影的第二天，梅花村幼儿园各班要小朋友们记住猫妈妈的话：“钓鱼就钓鱼，不要这么三心二意的”；“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么能钓到鱼呢”。从此记住了学习和做事情要专心致志才能成功。而影片的主题歌《劳动最光荣》的旋律和歌词可谓永世不忘：“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小喜鹊造新房/小蜜蜂采蜜忙/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青青的叶儿红红的花儿/小蝴蝶在玩耍/不爱劳动不学习/我们大家不学它/要学喜鹊造新房/要学蜜蜂采蜜糖/劳动的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还有，每届毕业礼的汇报演出也都在大礼堂为家长们表演。大礼堂，它是我们小朋友的圣地。
（6）幼儿园里的梅花村69号——病童隔离室
在梅花村幼儿园大院里的梅花村69号，位于幼儿园的西南部。这是我在读梅花村幼儿园时期的病儿隔离室。
“隔离室”，就是将有恙但院方医生认为还不用送医院的病童留治在这里治疗和观察。我短暂地住过两隔离室，一次是发烧发冷，另一次是感冒发烧，我被班里的阿姨送进隔离室，第一次是夜晚，第二次是白天。
梅花村幼儿园这个隔离室是一座较大的唐楼别墅，它的前门面向梅花村北街，但大门封闭，进楼需从后门。院子边沿的西、北、东种着高高的竹子形成天然围墙。若从礼堂前面的广场去隔离室，经过安装有滑梯、秋千、沙池、爬杆、独木桥等设施的幼童娱乐场，就能从进入梅花村69号——隔离室坐东的后门。进了后门，右边是一行工作平房（好像有洗澡间、厨房、餐室、洗衣房、厕所），经过工作平房前约一米宽的水泥路面，就是别墅主楼的后廊，从后廊直接进入一楼，大房间是病童公共活动室，小房间是病房和治疗室。药房和校医在二楼。隔离室的份餐要比班上的丰富、好吃。但很少有病童住两周以上的。久病不愈的小朋友，要嘛回班上，要嘛回家里，要嘛送医院去。
还有印象的是，隔离室——梅花村69号的西边，即院的西墙外的绿掩高坡上，曾驻扎过一支警卫部队，我在隔离室每天躺在小床上都听到他们的起床号和熄灯号的喇叭声，还有出操时齐声喊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但解放军叔叔们都刻意压低声音，喇叭也是轻轻吹的，但是我还是从他们每天低声齐唱的歌曲中学会了《我是一个兵》、《志愿军进行曲》、《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等军歌。由于有高高的竹林挡住西边，我即使离开隔离室站到幼儿园主楼上去观望，也从来都看不到解放军叔叔们。前面我说过，五十年代中后期华南分局改为中共广东省省委（同属华南分局的广西省脱离华南分局改为广西僮族自治区），而中共广东省省委的办公院和主要干部宿舍区已在广州新河浦驻扎，梅花村的安全问题已不再重要了——因此这支警卫部队也就离开梅花村了。
有段时间，我在院里多天没见到哥哥了，去他的班上东张西望。他班上的小朋友告诉我：“钮海林到隔离室去了”我赶紧跑到隔离室，按照院规有礼貌地向医生阿姨报告来意后，经同意后穿过前院进到楼里见到哥哥钮海林他们七八个病童正在楼上楼下追来追去，玩得嘻嘻哈哈哭哭啼啼吵吵闹闹。
后来哥哥钮海林从梅花村幼儿园毕业了，同期，弟弟钮海东入读梅花村幼儿园小班。过了许久的一天，他班上的好朋友林小迪（时任华南分局副书记林李明之子）和古珠贤（时任华南分局副书记古大存之女）牵着手上到我们班楼上来，急急地告诉我“钮海东进隔离室了！”我跑下楼，穿过滑梯、秋千、沙池、爬杆的场地，赶到隔离室门前，傻了。隔离室的门变成了一堵墙。正在跳脚，磨豆浆的伯伯过来告诉我：“隔离室搬到东边的亭子间去了”，我赶紧和林小迪、古珠贤转向东院，穿过校门东边那栋院长办公平房前的花园小路到达最东头的亭子间，还未及向医生阿姨报告来意，就立马看到四五位病童坐在小椅子上发呆，弟弟钮海东看到我们很高兴，说医生告诉他过两天即可回到班上。这是一个老式的洋亭，开窗可晒太阳，关上窗户则是一圈圆屋，边上可挤挤地安置五六张童床，最中心是一个半开放的小圆圈，让不需躺床的病童待在那。我曾在七十年代末回广州过寒假，年初二和哥哥钮海林、弟弟钮海东三人来旧地重游，来到亭子间已不能进入亭内，我们只能瞻仰它了——由于毛在六七十年代号召挖防空洞备战苏联，于是中央就安排全国全民在六七十年代都深挖洞。梅花村幼儿园的地下洞挖空的上方正好是隔离室，于是亭子间这时已成为梅花村的“比萨塔”，半陷半斜，有裂有痕。
不太准确的印象，梅花村幼儿园的原隔离室（梅花村69号）后来分别有易秀湘（时任华南分局常委）、金明（时任中南局书记）和孟宪德（时任广东省省委常委）居住过，好像是一家住一层。
关于隔离室——梅花村69号，2013年11月在“老沈博园”里的梅花村居住者也有回忆。“胖妮子”（网名）：“小时候听梅花村的小伙伴说过，老孟家住的那栋楼当年是孙夫人住的；省委幼儿园里的西面的那座楼前有走廊（每层），门是拱形的洋楼是蒋夫人住的”。
“老孟”（网名）回复“胖妮子”说：“我家住那栋小楼质量确实很好，外观方正，四面用优质带有油光那种红砖砌成的，所以从来不会脱粉或生霉点。室内地板和楼梯全部是红木制成，不用上油也成暗红色。厨房很大，有一整排洋炉灶，竟然全部是用硬黄铜包装，擦亮之后会泛出金光。因为太大（有三个灶孔）也没专业的保养擦拭工具，我们只清浩过一次，再也没动了。新30号没建之前，这个庭院的面积很宽阔，有花园，网球场和竹林，差不多近两千平方，而且还是当时梅花村地势最高的一块地方。所以常有人说，这楼是蒋夫人或孙夫人的别墅，现在看来也并不为过，因为不但造型玲珑典雅，地势好，而且选质用料也全是美式风格的！但能否真正确实这个美丽的传说…？还有待多方面去考证”。
我注意到这里的关键词有：梅花村69号的小楼质量很好（建筑期间投资不菲）；厨房很大有一整排用硬黄铜包装的排洋炉灶（主人见识过海外厨房）；那座楼每层都有走廊（这是南方女人所爱）；这楼或是蒋夫人或孙夫人的别墅（这个口信很重要）。
现如今，梅花村69号是省委工程队的工作营地。如果那座两层红墙的唐楼别墅以及它后院的那栋工作平房还尚存筋骨，就求您们修旧如旧地保护好它了。
（7）梅花村第四代居住者的回忆
“紫檀”（网名）是梅花村第四代的居住者，貌似军干子弟，因为她回忆的梅花村幼儿园有一句“军区”——
童年时的梅花村，是一个幽静的地方。但有一个神秘之处，充满着野趣，是大人们所不知道的。这就是省委幼儿园。座落面积非常大。园内建筑也很分散。这里是军区（和）省委子弟的幼儿园，一般不对外招生。所以孩子比较少，外人也不能进入。我一个女同学的妈妈，是这所幼儿园的园长，她的家也在园内，因而我常常以找同学玩的借口，溜进去。幼儿园的后面，有一大片荒废的林地，是我和同学最喜欢去的地方。这里有各种各样野生的植物，有老鼠，有蛇，还有不知是谁家放养的鸡。我们常在林地里挖野菜，摘野果，还大着胆子去品尝。林子里有各种各样的昆虫，象金龟子，竹象，七色飘虫，螳螂，还有蟋蟀和蚂蚱。我们会猫在草丛里捉蚂蚱，然后摘一种杆子很硬的野草，把蚂蚱穿成一串，放在火上烤（多么的残忍）。烤出来的味道可香了，但我不敢去吃。夏天的时候，我们还会用一根涂上胶的长竹杆，去沾趴在树上的知了。最难捉的，是蜻蜓，它有复眼，常常是我们的手差一丁点儿到了，蜻蜓就飞走了。林子里可怕的，是蟾蜍，还有牛蛙，它们总是躲在小池塘边吓唬我们。还有一样更可怕的，是野蜂。有一次我看到一串串红灿灿的炮仗花实在是太漂亮了，伸手去摘，结果被野蜂蛰着了。野蜂的毒性很强，我的手指很快就肿起来，痛得呲牙裂嘴。幸好草丛里有一种叫“毛水割”的草药(译音)，我把它的叶子放进嘴里嚼烂，敷在手指上。这是奶奶教的，这种草药可以解毒。园内的主体建筑，不知道是什么国家的风格。长形的楼体，红砖的外墙，每层楼都有走廊围绕，还有高高的廊柱。每间房子都很大，很高。与一般幼儿园不同的是，这里几乎没有听到什么欢声笑语，总是寂静无声。有一回，我忍不住好奇，偷偷的走上去，一个人走在长长的回廊上，还钻进了一间没人的空房子里。没有灯，异常高大的房间在白天也显得阴暗，叫一句，居然还有回音，吓得我赶紧跑下楼。从此再也不敢上去了。长大后看了电影《巴黎圣母院》，第一眼就让我想起了这座幼儿园的建筑。
对应“紫檀”（网名）上文的梅花村幼儿园“与一般幼儿园不同的是，这里几乎没有听到什么欢声笑语，总是寂静无声”的背景，梅花村幼儿园这样介绍：由于政治运动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后，大批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孩子们也跟着父母下乡，幼儿院一度缩减到4个班，教职工30多人（广东省委机关幼儿园官网：《六十年代：蹉跎岁月》）。而在其《五十年代：激情创业》里提到，梅花村幼儿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已有9个全托班，幼儿近300人，教职员工80多人。五十年代末也就是我在梅花村幼儿园毕业期间。
（8）我的毕业礼
我在梅花村幼儿园毕业的那天，至今回忆起来依然清晰。
用红绸布扎腰、白毛巾扎头、打着咚咚作响的腰鼓，练习毕业典礼的仪式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再过一小时，我们大班小朋友的家长就要来到这个大礼堂观看我们从梅花村幼儿园院长手中接过毕业纪念品了。王娟老师赶紧把我们召集成一列队补装——抹大红脸。然后到院门口迎接家长，并引导家长到礼堂入座。
在院长的邀请下，我母亲代表全体毕业生的家长讲了话，她还在台上三鞠躬，感谢院长、老师、阿姨、校工们。
激动人心的时刻开始了。院长的小红旗一挥，我甩起大步秧起来，几十面腰鼓乐不可支。表演队伍有序地忽左忽右、行前行后。这个秧歌舞的名称叫做“献给小朋友们的妈妈”。
看着这些从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怀孕、与共和国同生的孩子们如此步调一致地操演，这般整齐划一地鸣鼓，几十位妈妈也划一地拭起泪来。她们由心底里衷心感谢幼儿园的老师和阿姨们六年来付出的辛劳——有的孩子长时间没有回家，老师和阿姨们自愿开了一个星期天班，让因公在外的家长安心工作；国民党飞机多次夜袭梅花村、天河机场，是老师和阿姨们把孩子们一个个从床上抱起送进礼堂东边的那条防空壕，用自己的身体护着这群惊慌失措的幼儿；家长们工作忙，无暇顾及孩子学业，是老师和阿姨们把孩子们带到一所所重点小学参观，辅导孩子们预习考试，使全体大班小朋友都考上了理想的小学；……我们的秧歌未舞完，老师们，阿姨们妈妈们已紧紧相握，话多，泪多。
经过六年的学前教育，我们这帮小崽子一个个蹦鞑出院门了。尽管一出院门我们就遇到了除四害、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收回土地的三年灾害，尽管我们目睹父辈经历过清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四清运动”，尽管我们一起爬滚过“文革”年代那场要天要命的浩劫，梅花村幼儿园种植在我们身上的温良恭俭让的疫苗三十年来只落叶不断根。当然，我们中的小朋友也有在“文革”年代里成为打砸抢的暴徒，但他们会知错懂改的。
今天我在广东省委机关幼儿园官网上看到，梅花村幼儿园的继承人这样表达他们的愿景：“昔日的不懈努力，促成了今天的光辉成绩。经过60多年的发展，广东省委机关幼儿院已由一个面向机关服务的小型托儿所，逐步发展成为一所立足机关、面向社会、拥有现代化教学设施、高素质保教队伍、环境优雅、底蕴深厚的大型综合院所。这其中，凝聚了一代代省委幼人的青春、汗水、热血和激情。展望未来，任重而道远，我们将努力探索更有益于幼儿身心发展的办院之路，朝着花园、学园、乐园三位一体现代化幼儿院的发展目标大步向前！”说实话，我已对官样文章没有感觉甚至厌恶，七十年代末期我大学毕业以后做秘书时能把这种文字倒过来写。但上面这几行字，还是让我眼湿，感动了。
“文革”后我们家搬到了省委在东山区的“永红新村”，1995年的一天晚上，一位穿戴干净的老太太来看望我母亲，我在一旁茶水伺候。她们说了一会话，母亲突然问我，你不记得她是你们的梅花村幼儿园的院长了吗？我才赶紧道歉。还真是的，我认不出来了。
过了两周，噩讯传来，这位院长因患癌症晚期去世了。母亲很伤心地说：“你们院长是来向我们道别的。”我真没记性，想不起我们三兄弟入读梅花村幼儿园期间的时任院长的贵姓大名来了。
在结束梅花村幼儿园这章时，我还有一个疑问，在梅花村南街里，有一座别墅是采编全国儿童最心爱的杂志《小朋友》的编辑部，母亲在我的整个幼童期都订阅了这本《小朋友》。每次经过梅花村南街，我都会仰起头看，《小朋友》在哪座呢，那些编辑阿姨、编辑叔叔是怎么样子的呢。现在的《小朋友》是上海出版的，但不知为啥其编辑部在五六十年代时会在梅花村出现？
第8章 梅花村学校的演变
梅花村学校位于梅花村西马路的西面。
“梅花村学校”是居住在梅花村及附近居民对这所学校的简称。它的曾用名有六个：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干部子弟学校（设小学部和中学部），简称梅花村学校；
广东省育才学校（设小学部和中学部），简称育才；
梅花村中学（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
华南师范学院实验学校（小学、初中、高中十年一贯制），简称华实；
广州市第六十二中学，简称六十二中；
广州市育才中学以及梅花村小学。
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广州市东山区梅花村小学创建于1951年3月。原为广东省政府在越秀山镇南路创办省育才学校，当时是一所由中学部和小学部组成的全日制学校。主要招收省政府机关干部子弟。是解放后党和政府在广州市创办的第一所学校，1953年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干部子弟学校”合并，校名为“广东省育才学校”，校址迁往广州石牌（现华师附中校址）。学校历经八次变迁、改革，1954年迁址至福今路。1959年学校更名为“梅花村中学”，试行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1961年易名为“华南师范学院实验学校”，实行十年一贯制。1968年秋，因文革之故，学校更名为“广州市第六十二中学”。1978年，小学部与中学部分离，小学部校名为“梅花村小学”（ 2011年梅花村小学并入广州铁路第一小学）。
2010年12月9日，梅花村第二代居住者时任华南分局宣传部部长王匡的女儿王晓吟有这样一则从未有人披露的旧闻——梅花村学校最早设在梅花村北街的安老院里：“那时我在梅花村读小学，学校叫‘华南分局干部子弟小学’，是个为了解决分局忙于工作、无暇照管孩子的父母忧虑，新办起的寄宿学校。学校就在现在梅花村的省委幼儿园，原是解放前教会办的安老院。我们读书的时候，大门的门楣上‘安老院’三个字仍赫然在目，院子的东边还有教会人员的墓地。院子的主建筑是个红砖的四层小楼，旁边还有礼堂、花园，西头还有附设的各种小型建筑，隔离室、餐厅、浴室俱全，美中不足的是缺乏运动场地。现在的省委幼儿园大致还保留了当年的样子。学校初办时，连教师在内不过数十人，没有一年级也没有六年级。学生有的是从广州其他学校转过来的，也有的从家乡来，甚至寄养在老乡家的孩子也因为有了这个学校回到了父母身边。我读的是三年级，同班一个女同学已经18岁了。她从北方来，一身黑衣服，梳着齐耳的短发，像是电影里妇救会的主任一样。她就这么硬生生地混迹在我们这些小家伙中间，怪异又滑稽”。王晓吟应是梅花村第一代居住者里面的大孩子，所以才有机会入读第一时期的梅花村学校，而且是在安老院里——梅花村幼儿园，现在的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幼儿园。
2012年5月23日，梅花村第三代居住者王虹在她的《寻找童年的记忆》里这样向我们讲述梅花村学校放学后的情景——“女孩子们最爱玩的无非是跳皮筋、丢沙包、跳房子、抓子、过家家、躲猫猫的游戏，小姑娘之间互相交换糖纸，当彩色的糖纸（被平展展的压在书本中）在我们的小手心中因温度而缓缓卷起时，我们都闭住呼吸紧紧地盯着；放假时节最快活了，美美地睡足懒觉，再搬张小板凳围坐在楼前的树荫下做作业、跳皮筋、丢沙包、跳房子、抓子儿、玩‘红灯绿灯亮’的游戏，哦，......，逢到刮台风不用上学校时，那简直就是‘过节’了，我们拥挤在一楼大门前的走廊下数着积水中的泡泡，看到闪电赶紧捂住耳朵......。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夏季，我们正在走廊中观看风雨，忽然院中的一棵大树被台风刮倒，就倒向我们站着的位置，吓得大家尖叫着跑回大门里躲避，太悬了！那大树树稍的枝叶已经伸到走廊中了！”
“hans4591”（网名）回忆：梅花村学校是我哥哥姐姐们的母校，那小学的官二代比例很大，启铭君的爸无法与他们爸比，占多数的是附近的机关干部子弟如我家一类，以及比例较小的平民百姓子弟，那时官二代与一般干部子弟以及平头百姓子弟没多大的区别，也没有这个专属名词。1968年秋，我在这所著名的学校就读中学，此时已改名为“广州市第六十二中学”，官二代子弟的比例小了，多了不少附近杨箕村的农民子弟，渔民新村渔民子弟，也就是说，文革的影响下，这所众多高干子弟聚集的学校彻底改造成工农子弟为主体的学校。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官二代就更加没戏了。只要是他爸解放了的，大多去了参军，没解放那部分，有的随父母下放到三线改造，有的和我们继续混，从学工学农学军，到农村办分校，直至熬到出头天。那时的官二代与我们的关系，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难兄难弟。
“zhangguoying48”（网名）在2013年12月9日提到，“华实校园的八角亭过去是陈济棠祭神的地方，极其坚固。以前为学生会时， 我测量过其墙壁厚度达80公分。自从被拆后， 老华实人就失去了最后的一个怀旧的景象”。这个八角亭我也有很深的印象，我经常在课间那10分钟的时间里踏上它的二楼往下看女同学们踢毽子。
我从梅花村幼儿园毕业后考入了梅花村学校小学部，时称广东省育才学校，就读一年级（丙班），班主任罗老师，她到过我家里家访。这是我非常失落的时期，在梅花村幼儿园一起毕业的两个班全体小朋友，只有我一个人入读育才，他们都到东山的保安街小学（现东山培正小学）上学去了。有一次育才学校组织全体同学去东山少年宫看童话剧《马兰花》，看到保安街小学坐的那片座位全是我在梅花村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远离他们座位的我就默默地学着剧中“梦想成真“的神话说：“马兰花马兰花，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我的愿望是和梅花村幼儿园小朋友们永远在一起！”
在梅花村学校——育才学校小学部读完一年级，我就和读完小学部四年级的哥哥钮海林一起转学到黄华路的广州军区八一中学附属第一小学了。
九十年代后期，梅花村学校已更名为广州市育才中学。一天，我去看望读初中的女儿钮涛，到校园遛弯儿，看到梅花村的三个地标还在：校园里的李扬敬公馆和林冀中公馆那两座别墅还在，但已经不是学生宿舍了；八角亭也在，不过已不开放了。
第9章 结语：遗失的花园 埋没的公馆
我是这么看的，梅花村是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的华南中心城市广州的一个中国政治更迭地块的样板间：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它是中国城市的首个模范住宅区，并且是广东政治权力的后花院；四十年代的1947至1949年期间，它是中华民国行政院南撤广州时期的别院；1949年11月以后，民国中央政府将它完整地留给了新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后乃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机关和中南局机关及解放军广州军区依次进驻。梅花村是国共两党唯一一处无以比拟的“政要后花园”，其历史价值无可估量。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研究梅花村区域（含农林上路）政治更迭的历史过程，研究国共要员居住更迭的历史过程，有意义，有价值。
从现实惠益的角度看，挖掘梅花村的历史文化，提升广州东山的旅游观赏知名度和促进广州东山的商业地产开发，可营收，可增值。
中国人称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谓之故地。故地重游沈园，陆游有“梦断香消四十年”和“疑是惊鸿照影来”等句。而我故地重游梅花村，只有沉甸甸三个字。
曾有多人拳拳在念、睹物伤情，呼吁救救梅花村，救救诸公馆。唉其实哪还有得救。
梅花村严重的情况是：花园遗失，公馆埋没。据1992年《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广州篇》中列出当时尚存的梅花村近代建筑有十七项（其中梅花村安老院里有四项），古应芬公馆、陆匡文公馆、刘纪文公馆、黄素居公馆当时均保存完好。该书的统计还遗漏了陆幼刚公馆。《新快报》记者在2007年随有关部门考察时说，但据本次实地考察，梅花村近代建筑仅剩五处：安老院、陈济棠公馆、陆幼刚公馆、欧阳山故居、张发奎弟弟故居。
还有更严重的状况——另据《中国著名建筑师林克明》记载，岭南建筑大师林克明1933年设计了梅花村中林直勉公馆、李扬敬公馆、黄居素公馆、蒋光鼐公馆、刘纪文公馆等五座住宅。但是《新快报》记者报道：“但这次考察发现，（这）五座住宅均全部（被）拆除”。
梅花村的历史建筑文物遗失了。2010年1月21日，梅花村居住者江南在他的《追忆逝去的梅花村》里写道：“懒得记住什么时候开始，过去的老房子逐渐被拆光了；过去的树木逐渐被砍光了；过去的人逐渐被离散光了；过去的小鸟飞走后再不回来（了）。印记中我的摇篮——梅花村死掉了吗？”
梅花村的历史建筑文物是怎样遗失的。这不是一个谜面，而是一个盲动，文盲的盲，蠢动的动。
2007年11月20日，我的旧同事王翔以及他的《羊城晚报》《新快报》记者陈志杰、何姗、李小萌采写的《旧城改造与文化传承之广州检讨》报道里，接受采访的一位权威人士披露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旧城改造片面学香港建高楼造成失误的内幕——
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大拆大建”对广州的历史文化破坏严重，从历史地段、建筑物、历史街区，到整个城市格局、风貌都成为牺牲品。有着两千两百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广州，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物已荡漾无存。尤其是，与保留有完整连续的骑楼以及商行、会馆、影院、茶楼等老广州记忆深刻的文化场所一样，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党政军后花园的梅花村损失惨重。原本，“文革”后的政府规划部门已经把梅花村列入保护范围，并划出一个核心区，要求对核心区的二十多栋小洋楼实施原样保护。时任规划局局长的施红平说，但是，梅花村是省级机关大院。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大机关的人都希望拆小楼建高楼、分房子要产权，不断使出各种办法逼规划局修改规划并同意拆小楼建高楼。最终，规划局被迫批出“红线”。
《羊城晚报》《新快报》披露，当梅花村的拆迁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陈济棠的孙子曾专门写信给时任广州市市长，请求他保留梅花村，但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新河浦、农林上路等东山区民国别墅群。据时任规划局局长的施红平的统计，农林上路一带原有约八十多座民国别墅，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那几年里就被拆了近四分之一；新河浦街区原来成行成片幽静的民国别墅群，也被许多高耸臃肿的各单位宿舍楼打破了格局。
终于，受“中高层”、“大空间”、“超跨度”、“地车库”等现代技术的冲击和覆盖，以粤海风格成型的农林上路和梅花村迅速地退出岭南居住文化展台。
遗失的花园，埋没的公馆，沉重的上路，无言的梅花。嗟夫，可赏心博物之筑又痛失了农林上路和梅花村！可悦目触读之筑又痛失了农林上路和梅花村！
唉，转话题吧，说两则笑话。一，有关领导为并非是梅花村首居者、建设者、设计者的一位小说家在别人的故居里立了碑塑了像建了场；二，有关单位将这位1985年后才入住梅花村的第四代居住者的住所立为“故居”。
把理应为拓野开村的先人立碑、塑像、建场的礼遇，送给了于村居关系甚少、贡献不大的后居者，是不是欠缺了点行政专业？把他人的故居转户转名给一位由组织安置的居住者做“故居”，是不是欠缺了点房产专业？
欧阳山是我敬重的长者，他一个湖北人能写出广东本土作家写不出的《三家巷》和《苦斗》，我个人认为很不简单，粤语叫作犀利。当然，作为梅花村的居住者他也是街委的光荣和骄傲。但是我以为，梅花村内可以叫故居并应在村园里立碑塑像的，是第一代居住者——他们的代表是陈济棠（省主席）、林云陔（省主席）和刘纪文（市长），以及杰出的建筑设计师林克明先生、罗明燏先生和陈荣枝先生。
如果可以的话，我以为梅花村第二代的居住者叶剑英同志（省主席）、方方同志（华南分局书记）也可在村园里立碑塑像。他们是梅花村第二代居住者家弦户诵、殊深轸念的人物。
（左3：方方；左5：古大存；正中：叶剑英）
如果还可以的话，我特想提名一位梅花村第三代居住者，周小舟同志。
之所以推荐周小舟，是因为他是我们梅花村各代居住者欲哭无泪的逝者。1959年8月17日，周小舟因庐山书谏事件受到了“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以观后效”的严重处分，被下放到浏阳县大瑶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这，应是个副股级的职级吧？1962年6月，周小舟被组织南放到广州担任中科院中南分院副院长，院长排次名列最后，且不参加党组，即不是本单位核心成员。在“文革”的造反风暴中，周小舟被“揪斗”。遭受精神和肉体双重残酷迫害的他，于1966年12月25日晚上在梅花村22号居所里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他才54岁，这是他最具经验和能力、实现理想和誓言的奋斗年代，这是他正当年富力强、最能担当和务实的上好年龄，可他就这样被“文革”这头魔鬼活生生地扼杀了。如今人琴俱逝。这是梅花村人多么沉痛的记忆！他，才应当在村园里立碑、塑像、建场，让后生们铭记：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在我就要结束这篇《梅花村，搜索与记忆》时，我刚才在傍晚又走进梅花村，不，城中村转悠。我在梅花村的五条老马路行思坐忆。村里安保的警惕性不错，在众多遛弯儿的各色人等中发现我这个生人，于是一位协警半推半骑着自行车悄悄地跟着我，他知道我知道他悄悄地跟着我，我也知道他知道我知道他悄悄地跟着我，……哈哈这句弯弯绕总算被我用上了。
走累了，我在梅花村幼儿园大门前的路椅坐下，放松，伸展，举目，忆旧。
看着我幼童时周一进周六出的园门仿佛有很多小朋友正在穿梭；
望着我幼童时还星星满盈的天幕而现在却北斗皆空；
……
此际，生我养我教我的敬爱的亲爱的父母已离世，那么，携我小手在村路遛弯儿的华南分局前辈们尚能饭否，居住过各院子的小朋友你们可好吗，领我天天向上的梅花村阿姨老师家居安在，一起好好学习的红领巾同学们都无恙吧……
我把梅花村视为我的故乡，我的幼童之乡。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就这样仰望堵眼密楼的时辰，二十八年前费翔在陵园西路广州军区后勤部礼堂演绎的歌声旋律在我耳边响起：“我已是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抹去创痕”，这是一阕今晚很应景的词曲，倦鸟还乡，抚阅故里。
可是，可是故乡在哪里？
（钮海津 2015年记於清明节）
【编者注：这是作者钮海津撰写的《在广州的东山上》第二部《家住梅花村》。他的《在广州的东山上》第一部《家住农林上路》已在2014年11月发表。钮海津，传媒职业经理人，执业律师，客座教授。他自1984年起担任体制内新闻单位的记者、编辑、主编、采编总监，常务副总编辑；1996年下海应聘体制外媒体公司的CEO（总编辑/总经理）至今】
（全文约60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