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铺天盖地的是索罗斯的消息，我们也不能免俗，权作抒情小品。以索罗斯的实践哲学，我们的抒情只是偏见，事实上，长久以来这个世界似乎也不打算与他和解。

“现年84岁的著名国际投资者索罗斯，在达沃斯经济论坛的晚宴上宣布终极退休，以后不再管理投资，而将全力投入政治慈善。”在一个系统性风险持续释放，投机型对冲基金的黄金时代，索罗斯的退出是多么不相称的行动。

本届达沃斯年会是理想主义者的伤心地，中国的风风光光和欧洲沦为众矢之的，判若云泥。即便，两个经济体事实上都在执行渐进主义的改革，区别只在于，一个是半封闭社会，一个是开放社会。而后者正是索罗斯毕生追求之理想。

他深受乃师卡尔.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的影响，波普尔的举世闻名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深刻的推动了战后“现代极权主义”版图一块块崩溃，而在2015年达沃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同时出现在索罗斯天平的两端。这种失衡令人沮丧。

真正令人感慨的是，他说，“投资”和“政治慈善”二者并不相容。这意味着，他的实践框架的裂缝已经无法弥合，无法掩藏。

80年代以来，索罗斯的形而上理想和形而下投机统一于这一框架。如果要说得具体一些，他的毕生梦想，似乎是推动欧洲的复兴、开放与终极统一。这里是他的精神家园。说得更为具体的话，他致力于用金融美元来引导西方世界实现对两个有极权基因的国家——俄罗斯与德国——的重塑与约束。因此，他没有时间管中国。

他积极的参与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开放社会重建，遗憾的是，普京率领的俄罗斯严重偏离了他设计的路径。他曾经吃过亏，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之时，他的量子基金为他的幻想付出高昂代价。有一些迹象显示，他没有缺席2014年年底卢布的崩盘。他几乎已对俄罗斯感到绝望。

1992年-1998年，长达7年时间，从英镑到港币，索罗斯对内嵌了严重公地悲剧的欧洲联系汇率体系（ERM）发起持续的攻击，助推了欧元的诞生。

没有财政统一，欧元的未来只是一出更高级别的公地悲剧。索罗斯不厌其烦的通过金融市场和媒体杂志发出警告，但政客们不再听他的话。次贷危机直到乌克兰危机中，他发现，无论是美国、德国、英国还是俄罗斯，都已逐渐沦为分裂，而不是推动欧洲复兴、开放、统一的力量。最遗憾的是，全球治理体系对此无能为力。

一个在道德上令人伤心的保守主义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正在崛起，“去全球化”逐渐深入，国国相媾、威权复活，民主沦落。

作为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职业投资家之一，现在不做空欧元是不道德的。但他显然不打算这样做。他或许更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之一。

他的一生，似乎都是用证伪主义去证伪古典经济学的失败，从而也就彻底的绕开结构主义去行动。因此，索罗斯的政治经济学甚至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而是乌托邦。像他这样极度理性主义者，很难解释这一“乌托邦”的顽固存在。也许，只能是他的信仰，一种家国情怀。只有这个东西才能，也最终的，打败了他。

让我们向一位老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