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是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主要列出以下五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
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
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
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
五,是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因为1997年以前，社保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企职工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只有靠划拨国有资本才能解决之前未交部分的亏欠。
笔者不认同第一条,笔者认为,正相反,国家要大力支持发展精致绿色现代农业,并形成特色,参与国际竞争,不是因为预防战争,而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方面教训很多.
例如,中医中药,本来是国粹,却被日本,韓国抢先占领国际市场,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市场份额,中国仅占不足百分之十市场份额.
笔者不认同第三条,笔者认为;员工不仅要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而且要真正落实工会权益,再不能走低人权,低工资的血汗工厂的路.
笔者认为第五条这句话值得分析,''因为1997年以前，社保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企职工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只有靠划拨国有资本才能解决之前未交部分的亏欠''。
这说明1997年以前的政府,给今天当权者留下不轻的负担.第二条,第四条笔者基本赞同.
那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呢？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不合理的病根在那里？中国能否跃过中等收入陷阱呢？
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社科院发布《产业竞争力蓝皮书》，称按照2011年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正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人均收入难以提高的“中等收入陷阱”考验，建议通过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整体国民收入水平。
我国GDP接近40万亿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中国一直属于低收入国家行列；其后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经过10多年的努力，又从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了中上等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它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
在世界银行的表述中，“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一项重要特征是，“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性发展难题
实际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难题，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便已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这些国家目前仍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在同一时期，只有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亚洲国家菲律宾，上世纪六十年代人均GDP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但由于未解决好发展问题，至今仍是中等收入国家，而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则后来居上，成长为“亚洲四小龙”。
“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大特征
曾有媒体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这些体征是专家们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身上总结出来的，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正面临这十大问题中的大多数。最近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同样出现了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多发等问题，此外，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的矛盾也逐渐凸显。
借鉴：美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美国内部的制度，是这个国家得以实现稳定发展、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原因。
在世界发达国家中，美国为什么没有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在笔者看来，主要是因为美国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有法律制约的自由企业，国家内部的地区竞争，移民的本土化，保障劳工权利。
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结束内战，之后经济高速发展，到1890年，其经济规模超过英国，位列世界第一。马克·吐温将这个时期称为“镀金时代”。
1910年，美国的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这标志着美国正式跨进了工业社会。亨利·福特的工厂开始采用现代流水线，这种生产模式很快被推广开来，成为现代工厂生产的象征。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即以此为主题。
“镀金时代”与“摩登时代”的美国，与今天的中国有相似之处。
首先是快速的财富积累。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经历了“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的一批工业和金融巨头--如洛克菲勒、卡内基、摩根、福特。他们多数白手起家，钻法律与政府的空子，聚敛了前人闻所未闻的财富。
其次是劳工的迅速增长。19世纪中期以后，大量外国移民奔赴北美。同一处地方来的人聚集在同一工厂工作、聚居在同一地区，相互之间说着家乡的语言，比如，阿巴拉契亚山脉煤矿中的斯堪迪纳维亚人、芝加哥铁路车厢厂的波兰人、纽约成衣工厂的犹太女工、北卡罗来纳棉纺厂的黑奴后代等等。
高度的贫富分化导致了人们不满情绪的激增，各种从欧洲传入的革命思潮开始盛行，恶劣的劳动条件与低工资导致了罢工频频发生，移民聚居区成为不法犯罪的温床。以基督教新教徒为主的农村人口，与有各种宗教流派的城市人口之间格格不入，出现了普遍的排挤移民的浪潮，也在移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弹。
紧接着，1929年发生了经济危机，但上述社会动荡以及经济大萧条并没有导致革命或动乱的发生。美国依然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保持着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这中间当然有这个国家特殊的因素。
因素之一是美国西部广阔的新边疆为人们提供的众多机会。
因素之二是美国在地理上远离欧洲大陆，两次世界大战本土均没有受到打击。
因素之三是美国内部的制度，这恐怕是这个国家得以实现稳定发展、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原因。
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摆脱了欧洲大陆的各种桎梏，给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以创办企业的机会。当时开办企业的手续非常简单，运作也没有太多的规则，基本上是自由放任政策。同时，立法机构由民众选举，媒体对政府与企业的运作进行监督，一旦人们发现法律中存在漏洞，那么立法机构就必须修改相关的法律与法规，行政部门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根据美国宪法，联邦政府在经济上只有规范州际贸易的权力，所以公司法绝大部分由各州来制定，这样就在地区之间形成了竞争。不过，联邦政府在铁路和公路交通方面投入很多。例如，将大量土地无偿给予铁路公司，促进了私人铁路公司在20年时间内建成了全国性的铁路网络。
大批的移民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归化为美国人，在本地安家立业，是美国工业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19世纪上半叶，来到美国的德国人有500多万，英国人350万，爱尔兰人450万，意大利人200多万。他们都是有平等投票权的美国公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并且能够通过投票、立法、组织、游说等方式来改善处境。19世纪后期美国的工会运动诞生与成长，往往以移民社团作为组织的基础。自20世纪初，在劳工运动的推动下，联邦政府进行了大量维护劳工权益的立法，包括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与童工等等。
进入20世纪，美国工人的工资远高于欧洲。除了劳工运动的努力之外，雇主也开始认识到提高工人工资对于整个市场经济前景的重要性。1914年，汽车大王福特将工人的工资从2.5美元提高到5美元。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工人最终也成为他的消费者。福特的做法，带动了整个行业工资的上涨，促进了汽车消费市场的突飞猛进。
正是以上这些因素，决定了美国在发展的道路上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期，正向着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迈进，正面临着贫富悬殊、腐败滋生等严峻问题。同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农民背井离乡进入城市、工厂，流动人口管理、劳工权益保障等问题也急需解决。这些都关系到社会稳定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一些历史经验，也许能对我们起到启发和借鉴的作用。
二,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不合理的病根在那里？
中国经济的毛病大家都有共识,结构不合理.国家统计局日前经济发布数据，2014年我国服务业比例提高到48.2%，表明中国"十二五"规划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提升到47%"的目标提前一年实现，也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正在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
统计数据展示了中国近年来在调结构方面所取得的不俗成绩。
2013年，第三产业对GDP的增长贡献率首超第二产业后，2014年进一步增至51.6%，拉动GDP增长3.8个百分点，显著高于第二产业的3.2个百分点，整个经济结构呈现出向中高端迈进的态势。
从需求结构讲，201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增长贡献率已达51.2%，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
中国产业结构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显露出第一产业占比持续回落、第二产业占比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攀升的变化趋势，这与全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初期发展路径一致。
但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是服务业占GDP的比例能否持续上升。
纵观全球，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占GDP比例均在65%以上，中等收入国家也在60%以上。例如，2009年美国服务业占GDP比例高达76.9%，日本占76.5%，韩国占67%。
因此，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看，中国仍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初中级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仅盯住服务业占GDP比例持续提升这一指标，而忽略经济增长的整体效果。
也就是说,既要看占比，也要看增速。如果服务业占比的提升，也有工业增速下滑的因素，那表明经济增长方式仍需进一步优化，不宜过于乐观。
最后,笔者认为;中国落后的体制,是结构不合理的病根.
例如文化影视产业,至今影视剧仍实行审批制,出版实行审批制,新闻至今没立法,只要是审批制,必然是权力寻租,阻碍产业发展,陷入贪腐.
如果影视,出版,新闻都立法,有法可依,实行登记备案制,一部好剧产值和收益等于一座中型钢铁厂,一本好书产值和收益,等于一座中型造纸厂.而且,对环境少污染.
因此,笔者认为,最好的调结构,就是改革落后的体制.想跃过“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措施也是改革落后的体制.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路能走通.
病根找到了,那么中国能否跃过中等收入陷阱就不言而喻了,你懂的.
以下是报道楼继伟讲话原文 写于2015,4,28,
楼继伟是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他称，现在中国关键的任务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6.5-7%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就要求我国在未来的5至7年的时间里，做好全方位改革，解决市场中仍然存在的扭曲。
对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楼继伟主要列出以下五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1.63% 资金 研报]进口。楼继伟称中国人总有战争思维，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我国当前大量进口农产品会被阻断，但他认为即便发生战争，也能靠“换草退耕、还湿退耕”来保证农产品库存。因此目前应鼓励农产品进口，才能进一步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使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
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他说，国务院于2014年7月颁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截至目前为止只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方法，但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却没放开。因此，为了打破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阻力，国家要提供教育、医疗等资源，让转移的人口真正稳定到城市里面去。
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
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征地拆迁，而由农民应自主决定，并和买地的一方谈判，怎么再就业，怎么交社保领社保。
五是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因为1997年以前，社保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企职工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只有靠划拨国有资本才能解决之前未交部分的亏欠。而目前的社保制度的给付、收缴、投资收益及替代率等比率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不然我国将过不去即将到来的快速老龄化。
楼继伟认为，如果完成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关于2020年的任务，我国将绕开“中等收入陷阱”，但同时他也提出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去杠杆化的问题。他提出不能再积累杠杆率，否则高杠杆爆发之时是无法收拾的.